江村经济》读书笔记1
婚事从简？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大操大办一度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声
演员们还专门拍过一部电影来讽刺这种风气。我一直以为这是中国农村的传统陋习，现在
看来，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费孝通观察到，在协商婚事时，女方会提出极高的彩礼要求，而男方则讨价还价，最后谈
妥的彩礼一般在200-400元（54页）。作为比较，估计四口之家一年的货币支出总计263元
（125页），可见彩礼之沉重。我以前想当然地以为所谓彩礼就是卖女儿，然而事实上，
女方家庭不仅不留下彩礼，还要再贴上一份财物（一般应高于彩礼）。女方家庭将两份财
物以嫁妆的形式送还给男方家庭（传统上，妻子为夫家的家庭成员）。来自双方家庭的这
两份财物就成为新组建的小家庭最初的物质基础。如果彩礼、嫁妆从简（经济萧条时就会
发生这种情况），小家庭经济拮据难以自立，此后还得继续伸手向父母要钱（121页）。
收彩礼卖女儿也许并不是坏事。由于不仅不能留下彩礼，反而还要贴出去一份嫁妆，溺杀
女婴的现象相当严重（55页）。
婚礼开支也在200-400元（55页）。费孝通估计四口之家年均礼仪开支为60元（包括礼品
），占总货币支出的近1/4。在我看来，这是很可以节省一些的。从另一方面看，“礼仪
开支不全然是浪费和奢侈的。这些开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如果婚事
从简，将使“亲属纽带变得松散。从长远看，就可能封闭了一些经济援助的渠道”（121
页）。换言之，在传统中国的人情社会，礼仪开支是必不可少的交易成本。
这样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回潮的大操大办并非是暴发户心态、攀比心态作祟，而是顺应了
“人民公社”向传统的人情社会的回归，隐含着确实的社会意义与经济意义。至于现代都
市婚事从简，则是因为个人独立，人情淡漠——你对我没用了，请你作甚。
《江村经济》读书笔记2
穷困
据估计（125页），四口之家一年要购买食品47元，其中糖5元，盐12元。看到这里我才想
起来，原来盐也是要收钱的。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前，老百姓连吃点儿盐都不容易。（农家
的食物主要靠自给，所以不好直接拿12元与47元相比。可以比较的是，一户人家一年要购
买衣料30元。）
对于陷入绝对贫困的农民而言，大米的供给曲线是向下的，价格越便宜，他就不得不出卖
更多。“（大米收购者）通常为了增加贸易额而压低大米价格。农民的总储备量往往就这
样被减少到不够他们自己消费。”（124、219页）
穷人杀婴，富人多生，使得各家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趋向于平均（47页）。外国大工业夺取
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市场，农民失去了副业收入（177页）。城镇资本以高利贷的形式渗
透进来，农民失去大片土地，沦为不在地主的佃户（161、234页）。天真的“乡土工业”
改革者幻想将机器生产引入农村，挽救其经济，同时维持其传统的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
178页）。然而事与愿违，经济效益尚远未达到预期，社会冲击却迅速显现。被机器取代
的劳力流入城镇，成为对“乡土工业”的绝妙讽刺（95、152、197页）。小媳妇在村头的
工厂上了两天班，就公然攒起私房钱（68、199页），就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呵斥自己的
丈夫了（198页）。任何经济变革首先是社会变革，孰为体孰为用孰为主体孰为补充，谁
说了都不算。
《江村经济》读书笔记3
自上而下的移风易俗
国民政府颁布新民法，给予女子与男子平等的继承权。新法实行七年，农村无人理睬。如
果女儿住进夫家，赡养公婆而非自己的父母，又如何能指望得到父母的遗产呢？（83页）
国民政府将保甲制度强加于农村，却未曾触动农村既有的习惯的地方行政制度，结果流于
形式（104-109页）。不破不立，老毛如果不是先用土改把农村的习惯法打得粉碎，他的
人民公社又如何建立得起来。又如中青报冰点十年那篇被开了天窗的中国教育反思录所言
，只要现在的统考制度还存在一天，那就还得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根本没法展开。我倒
不是说一定要革命才能解决问题，而是说改良不能太温和，谁都不得罪，那是不行的。举
一反三，一个公司、一个部门如果要推行新流程、新举措，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打破旧框架
、旧习惯、旧的考核体系，冲开惰性与既得利益的阻拦。既要继承，又要改革，这不是一
件容易的使命。
国民政府还以迷信与奢侈为由，禁止了大部分传统的地方集会，这个措施倒是成功了，不
过费孝通并不认为这是政府的本事，而将其归因于经济的萧条（120页）。
民国时代的农村普遍使用农历来安排日程。令人吃惊的是，“政府禁止传统历”（136页
）。这样荒诞的命令自然只能是一纸空文。
传统上，县太爷有祈求降雨或退水的责任。国民政府禁止迷信，然而每逢旱灾涝灾，老百
姓仍然涌向县衙（现在叫县政府）向县太爷（现在叫县长）请愿，要求其代治下的黎民向
神祗祈愿。县长夹在中间，只好设法变通，向迷信让步（150页）。
国民政府宣布高利贷为非法，但毫无效果（233页）。农民银行曾试图推行农村信贷，但
不过是纸上谈兵，一旦实际运营，很快便夭折了（234-235页）。民国尚且如此，怎么还
会有人相信王安石的青苗法！
总的来看，国民政府对于农村基层的控制力相当薄弱，而且一些措施与国际接轨却脱离中
国的实际，因而收效不大。民国年间推动农村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还是外国的经济压力
在中国农村内部激发的求变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往往披上复古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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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61.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