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 （ID：guanchacn），作者：郭微微，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根据商务部9月份公布的数据，2022年1-8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20%，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3.6%，是同期中国整体吸收外资增速的两倍有余。
7月19日，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在与湛江洽谈5年后，突然加速确定合作。同时，瑞士的英力士、法国的道尔达、西班牙的达诺巴德等一批企业已经与国内多个城市达成合作。
欧洲企业转移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欧洲企业转移到中国和美国，是否会使得全球制造业相对优势的重新评估？中国承接这部分能源密集型订单和产能，可能产生哪些正反面影响？天风宏观助理研究员郭微微做出以下解读。
一、能源密集型企业转出欧洲
观察者网：欧洲钢铁、化肥、电池等能源密集型企业将业务转移出欧洲，这是一种新现象还是过去已经有所迹象？其背后有哪些原因？
郭微微：欧洲业务转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口订单转移，另一方面是产能转移。从出口订单来看，疫情之前我国已有出口份额的稳步提升，这也是一些产业的比较优势不断积累，从而在全球贸易中分得更大份额。
在疫情中，海外一些国家受制于供应链问题，业务出现了中断，但我们国内的供应链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业务可以正常开展，所以顺理成章地“吃掉”他们那一部分份额，撑起了我们过去出口的高增。
现在大家很担心，在海外国家陆续复工复产后，我们的这部分份额和订单会不会很快回流。目前来看中国制造仍具有一定韧性，尤其是在我国的一些比较优势行业，比如化工、机械、电气、汽车及其零部件等等。
最近的数据显示，由于欧洲能源成本对其本土工业生产的限制，因此订单的转移又出现了一波加速。从订单增长量来看，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生产优势在不断积累，包括中国企业的口碑，企业产能呈逐步上升的状态等。
从产能角度来看也有迹可循。根据FDI（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欧洲的对华投资很早就开始了。比如，巴斯夫过去几年一直在对中国投资，建设一体化基地，今年进一步加速。今年4月，巴斯夫在南京的一体化生产基地举办了一个扩建项目；9月，在广东湛江又正式投产了一个一体化基地。我们国家对此很重视，出席的领导人规格也很高。
所以，业务转移加速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对过去趋势的延续。能源危机是短期的催化因素，其背后原因是中国不断积累优势、不断提升的全球产业链位置。
观察者网：比利时首相警告欧洲可能经历“去工业化”的风险，高盛判断欧洲的衰退不可避免，这种制造业转移对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当前欧洲经济不振、通胀高企的情况下？
郭微微：无论是能源问题导致或助推了欧洲经济不振，还是造成了高通胀和制造业转移，背后的原因是相通的。制造业转移对于欧洲来说一定是负面情况，但欧洲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作为一个能源高度对外依赖的经济体，为了在能源领域“去俄化”，尤其在欧洲电力市场采取边际定价政策的条件下，电价和气价是强相关的。
在旧能源体系之下，欧洲煤炭、石油、天然气对外部高度依赖，因此它也是发展可再生能源最积极的经济体之一。然而，现在能源转型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了。所以，欧洲正不计一切代价地在能源领域“去俄化”，导致燃气气价出现非常高的抬升。
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报告中也提到，如果看气价指数，今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的燃气均价大概是0.7万元每吨，德国均价大概是中国的2到3倍。欧洲的燃气价格出现了非常大的抬升，但欧洲的电力市场具有高度市场化的结构，采用的是“边际定价法”，这使得电价跟燃气价格高度挂钩，致使欧洲各国电价出现明显升高。
8月德国平均的现货批发电价基本上是0.5欧元每股，这是去年同期4到5倍的水平，也是中国电价的4到5倍。欧洲有很多高耗能、高耗电行业，完全没有办法正常开展业务。
具体到不同行业，钢铁业可能会存在200美元左右的单吨成本价差，200美元差不多就达到了限价的一半。电解铝行业作为耗电大户，差不多会有5000美元的单吨成本价差，远高于它的现价3000美元。还有合成氨，不仅要耗电还要耗气。如果把电价和气价同时上调，一吨的价差也会达到3000美元，而它的现价仅有4000美元。在这种条件下，欧洲很多工厂没有办法正常生产。
欧洲最大的安赛乐米塔尔钢厂关闭了中型钢厂，还有其他减产、停产行为。其他炼铝厂也没办法正常开展业务。巴斯夫选择购买氨，而不是去做氨的合成，以此保证不停机，但多多少少都会对产能产生影响。
工业企业无法正常运转，使得欧洲经济不振，高通胀也使得制造业、尤其是一些跨国巨头向外转移。这对欧洲非常不利，也是欧洲面对俄乌冲突，开展能源转型的原因。
二、美国能否承接欧洲转出的产能
观察者网：欧洲制造业的其中一个去向是美国，这背后一定程度上有美国政策的影响，比如拜登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重点覆盖清洁能源制造业，以廉价能源和低税收吸引德国公司，德国媒体称这是“美欧之间新的贸易战”，这一政策明显违反WTO规则，美国愈发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欧洲的竞争劣势”，您如何看待德媒提出的观点？在您的观察中，美国政策性的吸引力会有多大？
郭微微：欧洲制造业的一个去向确实是美国，这要分两类情况来讨论。
如果单指订单，美国的吸引政策可能并非推动因素，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本土厂商无法保证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此前供给本地消费的高耗能商品，也无法正常生产。因此欧洲各国通过进口来满足内在的生产和贸易需求。这使得欧洲在全球产业链中从生产者角色转变为偏向消费者的角色，全球贸易链条出现了供需缺口，这部分缺口需要一些国家来承担，我们看到有中国、美国，实际上这是原有产能布局的延续。
这部分订单在短期内需要国家承接，如果投资新建厂，等到建起来后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因此这个过程更像一个竞争对手倒下了，短期之内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订单给抢回来，谁有更好的基础条件，谁具有跟欧洲相近的竞争优势，就更容易承接到这些短期订单。美国本土工厂有比较好的技术，所以一部分订单被美国承接。
从产能角度看，美国积极推进本国制造业回流，他们意识到制造业的“空心化”对其本土的就业和未来发展不利，因此提供了一些涉及清洁能源、半导体、医药和其他高精尖技术等行业的补贴。
但美国的政策补贴存在问题，比如政策效果、补贴的规模和体量是否能够吸引全球巨头真正地改变投资决策，这可能要打一个问号。此外，美国两党对此存在争议，拜登政府更倾向于发展清洁能源的制造业，但其对立党派更希望发展传统能源。两党之间存在矛盾会导致政策的持续性不强、政策的执行和补贴力度不够。
美国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通胀、供应链不畅、成本激增、劳动力市场紧张等等，有一些短期和长期问题，比如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有其背后的原因——缺少劳动力，劳动力成本高，这也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美国政策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我觉得可能没有大家想得那么严重，美国的这些举措传达出来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希望制造业回流，保护本土制造业。
美国设立了一个贸易壁垒，期望对本土产业有不正当的保护。欧洲提出的碳关税也是一种新的绿色壁垒，这是在全球经济减速状态下出现的正常现象。疫情并没有解决以前就存在的问题，比如全球劳动力供应趋于不足，科技创新和效率放缓等。疫情则带来了新问题，激化了各国的矛盾，相互的摩擦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常见。
观察者网：然而，美国国内经济本身也面临一定问题，比如高烧不退的通胀、供应链不畅、成本激增和劳动力市场紧张等等，美联储持续提高利率，企业面临更高的借贷成本，这些困难是欧洲制造企业能承受的吗？
郭微微：这部分问题确实存在，会阻碍一部分企业和行业把订单或产能转移到美国去。但如果订单或产能真正地转移过去了，那就说明对于这些转移过去的企业来讲，美国短期的通胀问题、供应链不畅或生产成本激增等不是问题。
从长期角度来看，部分制造业更偏向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而对劳动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美国是真正能够承接这部分产能的。但整体美国能否实现它的政策目的设计，能否真正地实现再工业化，我们持比较负面的看法。
三、高能耗产业对中国的正反影响
观察者网：除此之外，另一个去向是中国，您在报告中提到，在欧洲“断气”背景下，德国的有机化学、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及其零部件等行业生产大幅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业优势再次显现。中国有哪些比较优势，我们应如何客观看待这种优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来说，如何评估转移进来的一些制造业，尤其是高能耗和高气耗产业可能带来的正反影响？
郭微微：我们的优势也很明显，中国拥有一个比较完备的产业链结构，庞大的内需市场，技术能力也在逐渐地积累，还有工程师的红利。在疫情之前，有机化学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这些行业展现出了一些优势，我国的出口份额有了稳步提升。
新冠疫情其实是对全球经济带来了一次供给侧的出清，有一些中小企业被迫退出了供给市场，紧接着，企业又面临供应链紊乱的问题，再接下来面临能源危机问题。
德国破产企业的数量出现快速走高，给我国带来了新的比较优势的提升。我们具有生产稳定性的优势，还具备了世界能源体系分裂之下能源成本方面的相对优势，这种优势在疫情前就已经有基础了。在三次供给侧冲击后，在基础能力之上，优势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
如何评估一些转移进来的制造业，尤其是高能耗和高气耗行业带来的正反面影响，这需要提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报告里所讲到的高能耗、高气耗行业和传统定义是有一定区别的。
统计局和生态环境部界定的高耗能行业，其实更多是把这个行业对能源消耗落脚到单位附加值上面，更多指偏低端的行业，比如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加工业，还有一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例如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炼，还有煤电行业。
如果单纯去评价石化和化工中相对比较低端的产品，确实在消耗能源之后产生的附加值是不够高的，但是我们这次所定义的高能耗和高气耗产业是站在总量的角度上来看，没有站在单位附加值的角度上来看，这也是因为欧洲的供给端出现了很大问题，不得不砍掉一些投入单位能源之后，创造出更大附加值的行业。
这些行业如果转移进中国，我们是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承接，也就是在能源的相对约束之下，把资源尽可能地投入到一些比较高端和能够创造出更大价值的行业。也就是说，我国本来就具有一些发展基础的、增加值比较高的行业所积累的出口份额或者竞争优势，在疫情前就已经有了提升。
在疫情期间因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些订单的替代，有了产能的承接。未来在这种优势的进一步提升下，还是有希望能够进一步享受更大的一波红利，这也是对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这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至少是不冲突的，当然我们也需要继续推动低碳绿色产业的发展。
我国在风电和光伏产业中有一定的制造优势，因此还是可以一边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另一边承接一些增加值比较高、能源消耗也相对较高、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没有那么高的产业。比较理想的结果是，一边实现双碳目标，一边实现经济转型、全球产业链位置的提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观察者网：根据数据，在华投资的欧洲四个国家（德法英荷），过去四年的平均投资占到总额的87%，其中德国占比高达46%。德国大企业（大众、戴姆勒）一如既往拥抱中国市场，但是中小企业在华投资额度下降明显。这反映了欧洲制造业转移的哪些趋势和特点？
郭微微：过去几年，外资的集中度是在提升的，在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集中度提升，在一些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也是集中度提升。
今年没法看到更细一点的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是年度的，没有季度和月度，但也能想象到像巴斯夫、大众、宝马这些企业的一些投资加速动作，中小企业可能确实是会出现在华投资额度下降明显，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我们现在整体的疫情政策不那么宽松，大企业投资中国的进程早，有相应的投资基础和事业部，可以开展正常的投资运转，但一些中小企业客观上没办法来实地考察，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发展和规划，因此投资脚步肯定有所放缓。如果抛开管控问题，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对华投资的进一步增长。
另外，欧洲可能会制定一些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加强投资审查等等。大企业对政策的理解比较灵活，不太容易受到这方面影响，而中小企业如果面对一些相对负面的政策，比较容易改变决策，它们确实会担心相应风险，所以集中度提升会是欧洲制造业转移的趋势。
观察者网：除了集中度提升之外，在行业分类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郭微微：其实还是取决于我们本身的竞争优势，一个跨国企业决定自己的产能往哪里布局，一定首先考虑投资的性价比和生产的稳定性。如果产品对生产稳定性要求不那么高、对运费比较敏感，对能源价格不敏感，在中国工业基础相对来讲偏弱一些，这些产业可能不太容易往中国转移。如果产业对生产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同时对能源成本更加敏感，对运费不敏感，那它可能就会考虑转移到中国市场，同时还要考虑到我国的工业基础能不能承接这部分产能。这样的话，出口订单的转移是第一步，产能的转移是第二步。
产能的转移会跟在订单的转移之后，因为订单的转移已经说明了我们具有这部分竞争的优势，跨国企业意识到之后，就会对产能布局做相应优化。其实这个结论比较明显了，制造业的转移既然会紧跟订单的转移，我们看到出口订单提升比较多的一些行业，就会迎来比较好的红利机会，还是会落脚在化工、电气、机械、汽车及零部件这些方面。
我们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一些行业，比如光伏、风电、新能源车，以及逐步积累优势的化工、电气、机械，都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四、中国能够应对产业链的“上挤下压”
观察者网：不过，欧洲往中国的转移恐怕也不是一帆风顺。最近，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德国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加强投资审查等措施，以降低对中国市场及产品的“依赖性”，限制中德投资（双向），减少担保等等；德国政府的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住企业的投资，两者的博弈应怎来看待？
郭微微：原先大家只是担心负面因素，但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变量，出现了一个正面因素，就像疫情之前，全球产业链就已经在逐渐转移了。我们国家主要还是从低端加工业向高端的研发和制造产业升级，可能有一些低端的产业就会去往东南亚或印度转移，因为那边的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廉。
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没有停止，而是在加速重构。和疫情之前相比，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变化。一方面，早期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布局，更多追求低成本、高效生产，追求性价比。这种产业布局在疫情中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未来跨国企业在布局产业链时，会对安全和稳定赋予更高的权重，之前人们可能并不觉得生产会出现中断，但是这三年也给了全球企业一个深刻的教训。
另一个差异在于，疫情并没有解决原本存在的问题，西方国家有内部矛盾外部化的动机，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因此政治因素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样来看，我国的产业链存在较大挑战，可以概括为“上挤下压”的双重压力。大家会比较担心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在经历奥密克戎后快速复工复产，会不会凭借其成本优势继续分流我国的订单，也比较担心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动作，美国会出台一些包括半导体、医药、清洁能源制造业的鼓励政策，希望制造业能够回流；德国也表态将制定一些政策，希望企业不要对中国的依赖度那么强。
我国在这次产业链重构中，高端的产业原本会迎来美国和欧洲的压力，低端的产业也会迎来被印度和东南亚分流的风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这次的能源危机给了我们新一波红利，这波红利就来源于我国相对低廉的能源成本和稳定性高的生产。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依旧具有相应优势，甚至在疫情后优势进一步提升。这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机遇，有希望逐渐从一个相对低端的角色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和跨越式的发展。
观察者网：欧洲制造业转移是结构性的变化还是暂时性的变化？是否会整体上带来制造业全球相对优势的重新评估？
郭微微：欧洲制造业的转移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短期来看，今年冬天一定是欧洲比较难过的一个冬天，即使欧洲现在的储气罐已经达到了85%以上的目标。欧洲也在积极地推动进口，包括从卡塔尔进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从挪威进口更多的管道天然气。
不管怎么计算，欧洲的天然气、电力供给都是不足的，所以冬天一定会对天然气和电气需求进一步压降，就会对整个欧洲制造业的正常开工和运行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以天然气作为原料投入的化工产业，产能可能会受到进一步限制，甚至出现整体关停。
能源消耗其实是有替代方案的，比如对于一些高耗电的行业而言，没有天然气可以用煤炭、核能发电，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替代方案。但是如果天然气作为原料投入，可能就没有第二种技术路线能够实现替代了，所以化工应该是受影响最深的一个行业。
如果再往后看两三年，欧洲的能源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能源成本会比我们上涨的幅度高出一截，尤其是俄罗斯仍被制裁，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能源向西方国家出口，这种能源价差的红利，我们有希望在未来几年之内看到。
长期来看，如果欧洲实现了可清洁能源的转型，2030年左右，欧洲的光伏、海上风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建设发展起来了，能够抵挡得住或者完全覆盖它们的需求，实现从旧能源到新能源的替换，中国的旧能源红利就会有所弱化。
但是也要注意到，我们在新能源领域也走在世界第一线，我们国家的光伏制造、风电行业处在世界的第一梯队，清洁能源的建设也相对靠前。因此，不管从旧能源或新能源体系来看，我们国家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长期来看，我们能够维持住这个红利。
中国在旧能源和新能源上的优势，当然会带来制造业全球相对优势的重新评估。
在欧洲出台“碳关税”，形成绿色壁垒的情况下，大家原本很担心有一些产业会因为成本因素转移到印度或东南亚国家，但如果“碳关税”真正成了以欧洲为代表的更加普遍的国际贸易壁垒后，实际上会对成本进行重构。
原来的成本可能是指劳动力、土地、电力，现在还要考虑“碳成本”，毕竟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生产工艺是更粗放的，他们也缺少对“碳关税”相应的缓释手段。我们国家的新能源优势让我们获得更强的成本优势，劣势就会显得没有那么明显。
我们国家西部土地成本、劳动力都比较低廉，也是新能源发展最集中的区域，传统意义上能源消耗比较高的行业，尤其是化工行业，如果能够从流向东南亚国家转变成流向我国西部地区，还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区域的协调性发展，也有利于继续保持我们国家的全产业链优势。
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布局既取决于成本，也取决于安全稳定和各国推行的政策或政治压力。至少从这几个层次来看，我认为产业链的重构还是会持续进行。
从国家层面来看，更多地在于实现产业升级，逐渐从低端的、偏加工的、附加值比较低的环节，向高端研发和高端制造业过渡。当然，目前欧洲产业转移到中国，表现幅度上会更加明显一些，未来幅度或许会减弱，但是大方向不变，我们的红利有希望能够长期维持。
美国肯定会持续推进本国制造业回流，印度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会继续与我们在低端产业展开争夺。但整体来看，我们的相对优势更明显，还会比疫情和能源危机之前有所上升，是一个边际变化。
观察者网：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当下，一些国家似乎体现出脱离中国依赖的相似反应，这种“离心趋势”会对中国长期红利产生多大冲击？
郭微微：我认为“离心趋势”是在红利之前出现的，红利是一个边际上的变化，“离心趋势”的背景是引发大家关注更前期的条件，所以不是背景去改变红利，而是红利改变这个背景。
疫情初期，美国和欧洲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发现本国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国内没有办法生产呼吸机、防疫相关产品，于是认为首先要推动医药的回流，这种回流很快也会扩展到其他类似行业。
他们希望能够把中国封锁在一些比较低端的环节，在相对高技术的产业链中像半导体、清洁能源等，他们想挑战、压制中国的发展，或者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个状态比红利出现得更早，也引发了大家的担忧。
此前大家认为我国的高端产业发展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会面临压力，而我国的低端产业会面临被分流的风险，这次欧洲制造业的转移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边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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