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写出《活着》的作家余华，在沉寂了八年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文城》。
《文城》出版不久，余华受邀参加了一个教育机构举办的演讲，主题是“如何在中高考
中写好作文”。
余华登台时，主持人说这场演讲：“不谈文学，只谈作文。”之后不到十分钟的演讲中
，头发花白的余华眯缝着眼，全程低头念稿，还是说得磕磕绊绊。
余华真的穷到要给培训机构站台吗？显然不是。当当新书销售榜单上，《文城》保持着
近30日第一的位置。
而榜单第三名，是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刘擎近期不仅
参加了《奇葩说》，余华参加的那场作文培训演讲，他也是到场嘉宾之一。
这场演讲过后，有人将余华的现场照片发布到网上，配文“文学已死”。网友补充道，
余华是1977、1978两届高考落榜生，他能教好作文吗？
01. 文学的黄金时代
1977年，高考恢复，余华在志愿一栏填写了北大和清华，但是落榜了。之后他在卫生学
校学习了一段时间，被父亲安排进了海盐县武源镇做牙医。
余华每天都干着同样的一件事情，看患者的嘴和牙齿，手握钢钳，工作八个小时。
空闲的时候，余华会走到窗口，冲着外面的大街发呆。他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假设“
心脏在大腿里面，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然后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悲凉。余华不甘心自
己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做梦，于是开始了写作。
八十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阅读读者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好作品，整
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互相传阅。
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角，刊物就可以免除邮费。余华的作品免
费地在各城市间旅游，要是被退稿了，就用胶水粘上另一个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
二十三岁那年，余华接到了《北京文学》的电话，编辑告诉他，他投稿的三篇小说都可
以发表。
1983年11月，距离余华开始拔牙已经五年，他离开海盐，到位于王府井的《北京文学》
编辑部改稿，正式开启了写作生涯。
同一时间，莫言正在部队当教员，期待通过自己的良好表现博得领导的赏识，顺利提干
。但总政治部忽然下来的文件浇灭了他的激情，“所有干部必须经过院校或者是训练大
队的培训才能提干。”
年轻时的莫言
文件下达后，莫言心情极度苦闷。他不想复员返乡，回到高密县东北乡的麦田中，过着
终日劳作没有尽头的生活。于是他把文学当作人生的机会，发疯阅读写作。
当时，两篇短篇小说的稿费相当于一名干部三个月的工资。
1981年，莫言在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一年后
又发表了《丑兵》。
小说给了莫言命运的转机，政治部副主任和宣传科科长推荐他破格转干，他还接到调令
，从河北保定的狼牙山脚下，调到北京长城脚下的延庆。那个年代，写作是很被重视的
能力。
1987年， 莫言写出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毕业没多久的张艺谋想拍这个故事，莫
言就把电影版权以800元的价格卖给了张艺谋。
莫言和张艺谋
三十年后，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
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去写。”
02. 变迁的鸿沟
莫言十岁不到，就赶上了自然灾害。为了填饱肚子，野草、树皮，什么都吃，被饿出了
想象力。
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亮晶晶的煤块，他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个人抢起一
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余华的生活经验则来自童年的医院。
因为父母都是医护人员，余华几乎是在最残忍的环境中成长。父亲的身上总是沾满血迹
，即使是口罩和手术帽也都难以幸免。从手术室出来后，父亲会对余华看上一眼，叫他
去食堂吃饭。
那些因病去逝的人，在他们的身体被火化之前，都会在余华家对面的太平间里躺上一晚
。他几乎每晚都能听到凄凉的哭声，甚至有时候在睡梦中被哭声吵醒。
念中学时，余华从大字报上领略了人的想象力。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虚构、
夸张、比喻、讽刺……他看着这些他都认识的人，用怎样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震颤不
已。
他曾近在咫尺观察过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由于绳子
绑得太紧，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
了。那个犯人在枪毙之前，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活着》
和莫言一样，来自混乱年代的残酷记忆构成了余华创作的源泉。二十六岁开始，余华写
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三年内，他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中，二十九个人在他的作品
中非自然死亡。
时代记忆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家涌现出来。在作家行
列里，除了余华和莫言以外，还有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严歌苓、苏童、刘震云、
北岛、韩少功、张炜等中青年。
这是一批看鲁迅文章长大的作家，在他们小时候，鲁迅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
重要词汇。但市场经济发展以后，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进餐饮业和旅游业，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余华经过武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
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03. 下海的中国作家们
2012年，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二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莫言以年度版税收
入2400万元排名第二，而幻想小说作家江南以2550万元收入位居榜首。
2019年时，莫言的名次则跌到了32名，大冰、苑子豪、张嘉佳、刘同、张皓宸都在他之
前。
纯文学图书市场正在以疯狂的速度缩水，独属那个年代的一手经验再难以吸引到新一代
年轻人。而郭敬明的《小时代》前两部，总投资四千万，累计票房八个亿。
纯文学作家们也尝试了一些突围之法，比如2020年8月，《晚熟的人》上架时，莫言去抖
音上做了新书宣传。
他发布的视频，第一条点赞61.1万，第二条6.4万，而最新的一条只有寥寥四千。
即便当当网和莫言本人账号都在视频带货，《晚熟的人》当天销量也只有1.5万。在豆瓣
上，王俊凯的图文写真《十九岁的时差》有1.6万人读过，而莫言《晚熟的人》只有4千
人读过。
莫言新书发布后一个月，茅台举办了一次高端定制软文大赛，要求每人创作一篇不少于
2000字的散文，用于APP下载宣传。
参与这次采风创作的，是以莫言为首的十位“茅盾文学奖”得主。
莫言为九百九十九斤九两茅台酒封坛
莫言的文章题目是《莫言：对于茅台酒而言，任何的形容都显得单调》。
作家阿来则写了一篇《香茅的茅，高台的台》，文中引用古典文化：“古代茅草在中国
礼仪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古代人垒台子望远，拥有非常美好的传统文化气息。”他建议
从中国的诗歌传统深度挖掘这两个字，还提议从24节气深度挖掘生产流程的文化。
“神像被搬下了神坛，赞美歌变成了流行乐。”人们很难把中国文学的脊梁与软文写手
这两个身份联系起来，文学与功利之间形成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
比起余华和莫言遇到的商业化困境，贾平凹面临的争议更为激烈，被直指“学阀”、“
特权”和“世袭”。
3月初，贾平凹之女贾浅浅的诗歌在网上广为流传。她的许多诗，不但充斥着“屎尿屁”
，还透露着一种强行分行的鸡贼。比如那首《真香啊》：
晴晴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跑去
郎朗已经镇定自若地
手捏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了
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
贾平凹与贾浅浅
指向贾浅浅的争论，最终波及到了贾平凹本人。根据媒体报道，在贾平凹成为陕西省作
协主席的2007年，他就入股了一家高科技工程材料公司。字画领域也成为他的变现途径
，如今他的一尺字可以卖到几万块钱。
文学之外的边角料过多，以至于那本著名的《废都》都遭遇了再次审视。
04. 恰饭的要点
八十年代，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曾是最勇敢的一批人。
当时中国大陆被毁坏的文学体制得以重建，余华、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等先锋作
者文学作者不满当时小说叙述形式的单一，开始追求叙述的多元。许多文学杂志将这批
“不听话”的作者拒之于门外，认为他们写下的不是小说，而且有政治风险。
这些作者没有因为三言两语就改变了写作方向，仍旧坚持投稿。当时巴金在《收获》杂
志担任主编。他支持了这一批敢于表达的年轻人，1987年《收获》的第五期和第六期，
推出了先锋文学专号。
余华在书里写：“有点像美国的作者在《纽约客》发表小说那样，不同的是《纽约客》
的小说作者都是文学的宠儿，《收获》的先锋文学作者是当时文学的弃儿。”
最初动当作家的念头时，他们都是为了吃饱饭，但当他们真正开始写作时，一字一句都
流淌着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过的、能触动到人心的经验。余华写出了《活着》《许三观
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莫言写出了《生死疲劳》《蛙》《丰乳肥臀》。
在他们取得了文学层面的成功之后，人们还期待他们沿袭文人风骨，给出有批判性的见
解，启发公众理性思考。
但作家们似乎没能承接住。
回到余华讲作文的那场演讲，从现场视频来看，他给出了几条关于应试教育的建议。
余华说：“他们不一定能细读全文，但是他们有一双火眼金睛，专门看作文闪亮的地方
。所以，如何写出亮点至关重要。”
他还提醒学生，“事先准备的素材可以应对不同作文题目”，希望他们能抓住重点。
余华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传授给中高考生的这些诀窍，恰恰映射出了纯文学式微背后
的深层原因：一切写作以功利为导向，要么为了升学，要么为了成名。
05. 文人还能做什么
余华讲中高考作文的那家培训平台，也曾邀请娱乐明星——陆毅和鲍蕾夫妻、陈小春和
应采儿夫妻参与公司的新品发布，他们的孩子也在这家培训机构就读。同样的事情到了
余华身上，大家就不能接受了。
其实，莫言、余华可能找错了下海的方式。
就在余华作文演讲的前几天，许知远在《吐槽大会》上获得了大量赞美。
许知远用鲁迅《秋夜》里的语句讽刺金星。原句是：“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
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节目中这句话被化用为：“我估计鲁迅听完
金星说的，一句是脏话，另一句也是脏话。”
小学课本里的一句化用也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表现。
《吐槽大会》上的许知远
许知远是专栏作家，但人们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他是书店创始人，但他的书店屡次濒临
倒闭；他在为梁启超写传，销量也不高。直到上了一次《吐槽大会》，他念了脱口秀编
剧修改润色的稿子，“有文化”才成为一个被承认的标签。
如今的时代，段子、视频、头条成为更契合社会表达的渠道，严肃文学处境尴尬，显得
无比荒谬。
曾经扶持过一批文学前辈的《收获》仍然在出版，只是已经没人看了。为了笼络年轻人
，《收获》做起了阅读APP，但和其他的阅读APP一样，毫无起色。
多年前，肖全曾经为余华曾在团结湖附近拍下一张照片。
1993年的团结湖附近，荒凉得像个四线城市郊区，只有孤独的电线杆和公交站牌。而今
时今日的团结湖，挨着工体，靠着三里屯太古里，成为北京潮流文化的集聚地。
也许一切就像余华在他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说的：“近四十年中国人
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余华如果正确认识自己，就不会去讲应试作文，而是拉着莫言登上
脱口秀的舞台；或者成为《吐槽大会》的飞行嘉宾，向所有读者展示作家特有的幽默。
那样，效果肯定比许知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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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