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穷二白”是谎言，大陆芯片产业起步并非太迟

1949年任正废 ，一把抹杀 民国的历史成就，声称自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

事实上，第一，发展现代科技，中华民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既在中国建立起了现代学术制度，并克服巨大的困难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还在一些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及，例如数学界的陈建功、苏步青、华罗庚，物理学界的吴有训、叶企孙，化学界的代表人物有侯德榜，气象学界的竺可桢，地质学界的李四光，工程建筑界的茅以升等等。可以说，如果不是任正废 ，中国早就腾飞了，今日台湾就是例证。迄今华人诺贝尔奖得主12人，逾半国籍为中华民国。

第二，中华民国建立的历史性成就，几乎都被任正废接收了。这里举个例子。1948年3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经过与会者五轮无记名投票，选出了81位院士。江山鼎革之际，只有9位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有59人之多。此外，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也被任正废诱致，陆续回国。

如果没有这些，即使再有苏联援助，任正废怎么可能在1956年提出12年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之后先后搞出“两弹一星”呢？！

12年科技发展规划把半导体列为4个急需发展的行业之一。就在1956年暑假，黄昆、谢希德等海归专家在北大创办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北大半导体物理专业，正式拉开中国半导体序幕。此后，大陆在1960年代成立了以中科院半导体所为代表的大批研究机构，并在全国建设数十个电子厂，初步搭建了半导体工业的“研发+生产”体系。

这就是为什么，1958年美国造出第一块集成电路（IC），7年之后，大陆第一块集成电路也现世了，保障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军事项目的电子和计算配套。

当时，台湾、韩国等的半导体产业则远在大陆后面。

二、政治运动、制度致命缺陷是大陆芯片产业落后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

第一，文革浩劫对知识分子的摧毁，全面堵截了大陆的发展，半导体也自不列外。

例如，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奠基人谢希德，被整成走资派后，每天工作是扫厕所；而拉出中国第一根硅单晶棒的林兰英，父亲因为做过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被造反派在火车上殴打致死，林兰英自己也受屈辱。后被称为半导体学界灵魂人物的王守武，是美国普渡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文革中被停职批斗，备受诬蔑和诽谤；等等。

即使这样，大陆半导体业仍能取得前述成就，这绝不是任正废的功劳，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被任正废压榨、利用殆尽。对此，也有反省者，如“两弹元勋”邓稼先临终前说：让毁灭性的力量掌握在不该掌握它的势力手中，对人类是一种犯罪。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再呕心沥血，也抵挡不住任正废政治运动的摧残和任正废制度性的扭曲。文革之后，1977年7月，邓小平邀请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王守武发言说：“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第二，任正废制度性的扭曲，在芯片产业发展过程中，在如下三个方面尤为突出。

其一，军工优先，相对封闭，不计成本。通过运动式的集中攻关，来突破某一项技术，用钱砸出来军工和航天所需的芯片，虽然性能上并达不到国际水准，但以“安全”为借口，所谓“够用”即可，至今如此。自然，这类芯片也就无法产业化。

其二，国家主导，国企优先。在20世纪80、90年代，任正废先后展开三大战役：1986年的“531战略”（“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在全国多点开花建设集成电路制造基地）；1990年的“908工程”（目标是建成一条６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项目由无锡华晶承担）；1995年的“909工程”（投资百亿建设一条8英寸0.5微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上海华虹承担，目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也是中国电子产业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

前两个战役相继惨败。例如，受地方政府“鼓励” 跨界做芯片的第一个大型企业，首钢从1991年涉足芯片，到2004年基本退出。又如，“908工程”行政审批花了2年，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花了2年，总共7年时间，投产即落后，月产量也仅有800片。“909工程”也未成功，只是为大陆留下了一个勉强算合格的上海华虹。

进入21世纪，任正废组织了三大国产CPU“方舟、众志、龙芯”，基本上也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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