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里有一个八路军总部遇袭的片段,副总司令彭德怀不愿撤离,被卫士们架着“强行”转移。这个故事发生在1942年5月。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偷袭,而是日军预谋已久的对华北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大“扫荡”。在日军持续两个月的“扫荡”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不幸牺牲,根据地很多村庄被日军“三光”政策毁灭殆尽,加上百年不遇的蝗灾、旱灾,根据地生活十分艰难,虽然实行开荒种地、精兵简政的政策,仍饿殍遍野,度日维艰。
1942年,百姓救治八路军伤兵
新四军主动伸出援手
得知这一情况后,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致电彭德怀,表示新四军所在地地处沿海,物产丰富,可以抽调部分钱款、物资援助八路军,问彭德怀是否同意接收新四军援助的物资。
彭德怀当然愿意,这些钱物对八路军来说,何止是雪中送炭?简直就是在救命。可两个根据地一个在淮南,一个在冀东南,相距800多公里;不仅远,铁路和公路干线还都在日本人控制下,想隔着千山万水把大批钱款、物资顺利地送到到太行山区,其困难可想而知。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彭德怀犹豫不决,对陈毅的两次来电都没有回复。
没几天,陈毅再次来电催问。经反复研究,八路军总部终于复电陈毅,接受新四军援助,并希望新四军派出得力干将负责此事。
八路军则方面派出根据地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全权负责钱和物资的接收。王兴让朋友多,路子广,懂边区经济,会做生意,因先天性少一支胳膊,被称为“独臂局长”。
王兴让听说要从淮南往太行山运送钱物,表示兹事体大,得搞出一个稳妥的方案再给首长答复。彭德怀告诉他,这件事关系着根据地军民的生存问题,马虎不得,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滕参谋长商量。
筹划几天后,王兴让向滕代远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设想。
王兴让分析道:“从整体上看,北方地区有较完整的地下交通线,青岛、天津也有八路军隐蔽的商业网点,这些条件都可以利用;但新四军那边的具体情况我们不了解,想把两地的交通线打通,得在上海建一处秘密网点作为双方接头地点,再物色合适的人选在那里坐镇,负责钱物的交接。”
筛选掌柜
听了王兴让的计划,兼任八路军情报处处长的滕代远马上想到一个人。此人叫吴青,29岁,晋冀豫区党委研究室研究员,曾在抗日军政大学秘书处工作,1940年5月,滕代远任抗大总校副校长时,吴青被调到晋冀豫边区。
吴青是上海人,家境好。吴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者,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推选为上海老城第一任县长。吴母当过中学教师,思想先进。吴青自小受父母爱国思想的熏陶而走上了抗日道路。所以,从各方面条件来看,吴青非常适合在上海长期居住和工作。
滕代远找到吴青,向她传达了总部指示,并把王兴让的计划告诉了她,问她如果在上海待上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困难。
吴青略一沉思,说:“我离开家已经6年了,很久没和家里通信,不知母亲是否健在。只要母亲还在,就能掩护我住下来,但不管怎样,我服从组织的安排,保证完成任务!”
见吴青答应了,滕代远很高兴,让她去找林一商量一下后续工作如何开展。
林一是滕代远的妻子,任情报处派遣科科长,在八路军情报界非常有名。林一与吴青都曾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过,既是同事又是朋友,一见面倍感亲切。
林一与滕代远
林一说:“这次任务难度很大,我们得加倍小心。你回到上海先住下来,新四军的地下交通员会和你接头,把钱和物资交给你,你再转交给天津驻上海的特派员。这些东西给你多少你就交多少,交接时不需要过多交谈。”
为掩护吴青行踪,两天后,八路军总部先把她从党委研究室调到前方总部,再由情报处派遣科为她办理了敌占区“良民证”。
上海的接头人安排完毕后,王兴让又选了赵有德为天津方面的接头负责人。赵有德,山西屯留人,1942年起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既熟悉天津地形,也掌握我党在天津的地下交通状况。
1943年9月,彭德怀从麻田去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滕代远留在八路军总部主持工作,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总部首长已经批准了王兴让的行动计划,相关人员也已全部确定。
陈毅与滕代远
滕代远叮嘱吴青、赵有德二人,这次任务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从上海、青岛两地将新四军的汇款分批提出来,先汇到天津,再从天津分批汇到太行根据地。考虑款项数额可能不小,所以千万做好掩护工作,不能引起敌人注意。
林一考虑八路军总部人员混杂,暴露了赵、吴二人行踪,就先把他们秘密安置在离总部三公里的一个小院内,并严格要求二人:即日起不能走出小院,一日三餐有专人送来;不得与周围任何人接触、交谈,不能让人知道他们将要去哪里;二人要准备一套符合在潜伏地穿的衣物;二人到上海后,由地下交通员把他们介绍给新四军的交通员;二人还要把自己的住址和联系方式告诉双方交通员;除交接款项外,二人没有其他任务,不能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只需在上海等新四军的交通员即可。
“东款西调”计划有序展开
1943年夏末,一场经过周密策划、近百人参与的“东款西调”计划有序展开。
参与这次行动的人非常多,但都有条不紊:
总指挥王兴让坐镇河北涉县索保镇进行全面调度,刘静作为局长秘书,随时听候调遣;曲介甫代表王兴让先去新四军总部转告全部计划,又和夫人李尚平到徐州建立潜伏的商业网点;赵有德负责到敌占区银行进行调款,随后返回天津做接收准备;王磊协助赵有德做好相关事宜;姬忠忱先于吴青到达上海,并与新四军交通员取得联系,为吴青潜回上海探路;吴青以吴家阔小姐身份返回上海,等待钱物的交接;曹中枢在潜伏网点林县德兴货栈坐镇,等待钱物交接;李汝修到武安县阳邑德庆隆货栈,等待钱物的交接;石万年、糜镭负责把钱物转入太行抗日根据地;姜世清往返各地,负责传递情报、接送同志;孙振武被派往天津泊镇,开辟新的情报点任务备用……
这里只列举了参加行动的部分人员,在太行根据地,还有很多人参加此次行动。大家严守纪律,服从安排,认真完成任务,不乱说不乱打听。多数人不知内情,虽然对接到大量的钱物觉得意外,却不会想到是新四军援助八路军的。
赵有德赶回天津后,找到晋泰昌杂货庄总经理宋庆祥、经理马振华,告诉他们天津站的同志要到青岛和上海接款;上海是重点,款项多,还要倒换银行和币种,花费时间长,需要宋庆祥去亲自办理。为此,要由宋庆祥出头,在上海临时开设一个门店作为掩护。青岛方面需要转的款少一些,也不用倒换货币,只派杂货店的伙计苏丕芝接款即可。马振华则在天津不动,负责青岛、上海两方面人、钱、物、情报、信函相关工作。
所有任务安排妥当后,大家分头行动。宋庆祥很快赶到上海,在公共租界开了一个庆丰号货栈;苏丕芝在青岛以帮东家接手一笔财产的名义,在一个朋友的店里设了个内庄——隆泰号,等待收到钱后就地采购货物,运往根据地。
没过几天,山东派出的新四军交通员到达天津,与赵有德接上头,随后到青岛找到苏丕芝,当面交清钱物。不久,赵有德收到苏丕芝的电报:“青事顺利,款肥物丰,不日到津。”
上海“四小姐”圆满完成任务
再说吴青。
10月初,姬忠忱护送吴青进入安阳敌战区,由安阳地区的地下党把二人假的“良民证”换成了真的,随后送二人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
在上海,吴青按响了自家门铃,一位女佣打开门,问找谁,吴青答:“我是四小姐。”(吴青排行老四)
看到母亲还健在,吴青非常高兴。她告诉母亲,自己在河南安阳结了婚,丈夫是学校教员(事实上,她的爱人何云已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牺牲前为《新华日报》社社长),这次回家为母亲过六十大寿,再顺便在上海医院看看妇科。是时,吴青三个姐姐均已出嫁,弟弟吴天荫在上海企工银行任职。
吴青换上了上海流行的阔小姐打扮,到大东亚旅馆找到姬忠忱,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并叮嘱他有人来联系时,一定先打电话约好见面地点,不可贸然来家,以免引起怀疑。
几天后,新四军的交通员陈祥生打电话给吴青,二人约在了电影院门口见面。陈祥生转交给吴青第一笔款项,并告诉她,这是华中根据地商号缴纳到根据地税务机关的税款。交通员转来的是上海钱庄签发的庄票,凭票可到指定钱庄提取现款。
显然,这位交通员并不知道此款的真正用途。
为避免引起日伪特务的怀疑,吴青通过弟弟在上海企工银行的关系,把庄票换成与根据地无关的企工银行支票,再把支票转交上海庆丰号货栈经理宋庆祥。
在随后的八个月里,吴青与陈祥生重复着这种操作,把接收的款项全部安全转移到宋庆祥手中。
林一(左)与吴青
天津“晋泰昌”货变钱提高声望
吴青等人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同时,从淮南、青岛等地转来的款项及白糖、纸张、大料等物资也陆续到达天津。
因为火车运来的货物太多,又不能在天津站滞留太长时间,天津晋泰昌杂货庄也放不下,赵有德和马振华商量之后,决定把货物换成钱,分别存到天津的四个银号和天津金城银行,而且不计较利息的多少。这样一来,银行和银号觉得有利可图,既完成了调款任务,又提高了晋泰昌的声望。
其后的几个月里,晋泰昌每个月都要存入各银号和银行里不少钱,少则三五万,多则几十万,每月有四五次。赵有德又经多次兑换,把敌占区中央银行的钞票换成冀南币,以便太行区根据地使用。
从1943年初秋至1944年10月,钱物转移工作顺利结束,兵马回营,职员归建。新四军先后给八路军太行区根据地援助钱物折合约800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困境中的太行根据地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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