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book.douban.com/reading/10791811/ 1923年张国焘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当时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正在根据马林的建议，讨论国共合作应当采取的组织形式问题。他在同共产国际领导人进行具体接触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了解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态度。他认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谈到中国问题时分为了左中右三派。左派的代表有维经斯基、萨法罗夫、拉狄克，中派的代表是布哈林，右派代表是越飞和马林。由于接触时间不长，加之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形势、国共两党情况的了解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所以马林和维经斯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策。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维经斯基则主张中共独立自立地开展工人运动，加速自身组织的发展，建立群众性共产党。正是这种分歧引起了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指导方针的摇摆。那么，造成马林与维经斯基意见出现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在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基于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作用、前景的认识，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比较坚实雄厚的阶级基础。1923年2月22日，在维经斯基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的工作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人运动，随着它的形成，必将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因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23~224页。。
马林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很落后，现代工人只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传统思想浓厚，“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说，他们都不是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好材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482页。
他甚至断言，“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
其次，对于中共的评价上，马林对于自己一手促进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他认为，“我们的团体(即中国共产党)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虽然党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没能建成一个有影响的现代组织，因为共产党只是秘密地工作，它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26~227页。
与马林轻视中共的态度不同，维经斯基给予了中共较高的评价：“不论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还是在组织问题上，你们都贴近中国年轻无产阶级的需要，这表明，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站立起来”。他建议中共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致力于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要对国内的一切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作出反应”，使“中国的劳动群众、激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应当知道和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主制度的真正捍卫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117~119页。
而对于国民党，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工人四部分组成，“在党员中可以找到各种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有的国民党领导人甚至自称社会主义者。国民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即香港海员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国民党的“领导人指导着罢工的全过程”，“同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35~237页。
而且，马林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会导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国民党的领导人“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占据着广州，有着几十万党员和几万军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维经斯基虽然赞成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但他把国民党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对国民党专注于军事运动而忽视民众运动提出了批评。他对于国民党联合张作霖的政策尤为反对，在写给东方部的信中谈到，赤塔地区“对张作霖存在一致的坚定不移的看法，他是日本走狗”，“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由于孙中山对张作霖道义上的支持与组织上的联系，“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支持张作霖”，这会使当地共产党的工作左右为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04~205页。
正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对国共两党的评价不同，马林重国轻共，向共产国际汇报说，“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34页。；认为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巩固和发展国民党，以促进国民运动的发展。而维经斯基则希望大力开展工人运动，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坚持共产党的独立面貌与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所以他倾向于党外合作。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秘密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维经斯基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马林提出并努力促进、维持党内合作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只有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的内部，才能有效地改造国民党。对于国民党的缺点，马林并非视而不见，他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党重视军事而忽略了革命宣传，孙中山拖延改组的态度也让他非常失望。而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很少，却拥有一批优秀的人才，是自己的同志。他提出：“能否改组国民党，使之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同志的合作”，“只有象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419~420页。
--
FROM 106.12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