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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在讴歌党的伟大和辉煌之余，不禁会想
起当年那些挺身立党，在白色恐怖中夙兴夜寐，筚路蓝缕，为党的生存发展而殊死奋斗
，为传播马列主义真理而奔走操劳的早期共产党人。
李大钊，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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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先生
若以传统忠烈祠而论，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忠烈祠里，名列首位的，当非李大钊莫属。
爱国·立党·在白色恐怖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出生，河北乐亭人。他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和日本早
稻田大学，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两大创始人
之一。
李大钊是一个早慧之人，在少年时代已然心忧天下。1907年夏天，李大钊“感于国势之
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遂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
读。这是当时中国北方一所有名的学堂，总教习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进步律师江
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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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左四为李大钊
1913年冬，李大钊得天津绅士孙洪伊先生资助，东渡日本，考入江庸先生的母校早稻田
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郎在其撰写的《架向未来之桥——早
稻田大学与中国》一书中不仅展示了李大钊的成绩单，还详细整理了李大钊上学时履修
的11门科目及对应的执教老师。
图片留学日本时的李大钊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经时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的
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又兼任经济、历史等
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推动共产主义。
1919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一
大批爱国青年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发起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学会。同年10月，和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
学图书馆其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又亲自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的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
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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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1921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聚会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16日，备受孙中山倚重的粤军将领陈炯明部下叶举出兵围攻总统府，并炮轰孙
中山寓所，意在驱逐孙文离开广东。这让孙中山感到震惊，于是在困境中加速采取“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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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和孙中山见面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派李大
钊和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等五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在这次会上
，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回到北方，李大钊帮助国民党建立起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同时领导
中共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行动。
那段时间，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身兼国共两党，成了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的
最高负责人，为国共两党共同推重，其声望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被张国焘出卖，从此步入险境
就在这个时候，李大钊浑然不知，他因为被人出卖已经陷入险境之中，而出卖他的不是
别人，正是他的学生张国焘。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举行，李大钊因故未去，派遣张国焘、刘仁静与会。开
会时，张国焘便刻意强调受李大钊委托而来，理应担任领导。原来的召集人李汉俊不想
争夺权位，加之大家敬重李大钊，结果张国焘就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并当选为中
央局三人团成员，分管组织工作。这样，张国焘就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上及创党初期，
占据了重要地位。
张国焘一生中，曾经两度变节：第一次是1924年，第二次是1938年。其中，第二次叛变
是公开的，为国共两党众所周知；但第一次却是暗中变节，具体情形鲜为人知。
1924年5月，张国焘一度被捕，5个月后获释出狱。
在回忆录中，张国焘自称他被逮捕后“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使敌人“一
无所得”。按其所写，他俨然是一位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无愧其革命者和中
共高级领导人的身份。不过一份解密档案，却无情地揭穿了张国焘的谎言。
事情的详情是这样的：
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分别包围汉口的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
芬律师事务所，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人被捕。杨德
甫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由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
焘等人的住址。随后，湖北方面将此情由京汉路局密函北洋政府交通部。
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3个侦缉队，前去全国铁路总工会所在地搜捕。当时张国
焘并不在那里，敌人只抓走了彭子均、李凤林两名干事。随后，侦缉队在腊库16号杏坛
学社抓住了张国焘及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同时搜获许多党的文件和信件。张国
焘对这突如其来的搜捕毫无准备，遂和另3位党员一道被抓入狱。中国共产党在《向导》
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声讨北洋政府的反革命暴行，并开展营救活动。李国珍等19名众议
员致函内务总长程克，要求释放张国焘；彭汉遗等15名众议员也致函程克，要求释放杨
子烈。
张国焘等4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鹞儿胡同侦缉队中，敌人每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讯，
但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5月25日，张国焘等人被押解到京师警察厅。从5月26日起
，警察厅开始对他们进行野蛮的拷讯，每天拷打三四次之多。张国焘开始时不承认自己
便是张国焘，也没有供出党及工会的组织。敌人就拿出在张国焘住处查获的一些信函、
文件等，其中有一份委托状上列有总干事张特立的名字，敌人质问张国焘这是否就是他
的别名。张国焘支吾否认，于是敌人又拿出其他一些信函，然后对他大施酷刑。张国焘
为了苟存性命，最终还是向敌人屈服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
但辩称自己并无任何职务，属于挂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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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求学时的张国焘
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被捕与张分开关押，也屈服于敌人的酷刑，对敌人写下了亲笔供词
：“张国焘是研究共产主义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
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们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
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
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
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
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老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至于我的
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宏
，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
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京师警察厅审讯后认为事关重大，随后把张国焘等4人押解至京畿卫戍司令部。京畿卫戍
司令王怀庆发现张国焘是个软骨头，下令加重刑罚，逼其供出更多情报。张国焘竟一不
做二不休，干脆把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号芝圃）等领导同志和北京的全
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一股脑全都供给了敌人，还供出了71位铁路工人党员的名单，其中京
绥路工人党员7人，京奉铁路工人党员21人，胶济铁路工人党员3人，正太路工人党员2人
，京汉铁路工人党员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通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工人党
员24人，并详细向敌人提供了这些人的具体姓名及通信地址。张国焘因变节坦白得到了
优待，住进了单间，伙食也改善了。
5月30日，王怀庆密信给内务总长程克，请求捉拿张国焘供出的北京“中共首犯”李大钊
，李大钊闻讯迅速转移，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军警查抄了李大钊在北京铜幌子胡同的
住所，不获。然后又赶到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亭追捕，当时李大钊化装成商人，在儿子
李葆华的帮助下，逃到昌黎五峰山，使敌人两次抓捕都扑了空。6月11日，北洋政府内务
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把通缉令下达到各省。
此前，李大钊在避居地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委派他为中共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李大钊就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然后去了莫斯科。临行前，他给赵纫
兰写信：“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
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
李大钊因赴苏联得以脱险，但其他被张国焘出卖的同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全国
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范体仁、吴鹏九、叶云清等同志也都被反动军
警逮捕，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各地铁路工会负责人陆续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
达40多人。我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因此受到严重破坏，而张国焘恰恰是北方工运
的主要领导人。
尽管张国焘变节出卖同志，但王怀庆鉴于张国焘系中共要人，依然把此案上报给直系北
洋政府总统曹锟，要求枪毙张国焘。但另一名军阀齐燮元则有些奇怪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张国焘这才保住了性命。
张国焘在狱中出卖了自己的恩师李大钊，而毫不知情的李大钊却为营救张国焘四处奔走
。李大钊与齐燮元系河北同乡，齐燮元保张性命的那个建议，极可能是出自李大钊的所
托。
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因冯玉祥钦敬孙中山，也同
情共产党，李大钊便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为张国焘担保，张国焘夫妇才得以出狱获
释。直系军阀在各地抓捕的其他共产党人，也陆续获释。
获释让张国焘高兴极了，他挽着妻子杨子烈的手走出了监狱大门。张国焘背叛革命的事
情，当时并没有人发现。故其出狱后，回到中共中央继续就任要职。他不但对组织隐瞒
了自己叛变的事实，还多次宣扬自己在狱中如何绝食，和敌人做着坚决的斗争，只是被
敌人强拿着他的手按了红手印。但是，被同张国焘一起营救出狱的同志们也不是没有疑
问：为何在狱中，后期只有张国焘一人得到了优待？张国焘巧舌善辩，说：“敌人想要
把我永远监禁，老死狱中。”这个解释现在看来很是勉强，但当时还是让张国焘蒙混过
关了。
李大钊被张国焘出卖，虽然当时敌人未能抓到他，但其后依然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李大
钊的秘密身份由于张国焘的出卖而暴露，被北洋军警记录在案。1927年4月，执掌了北洋
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李大钊全家被捕。
李大钊是张国焘的恩师，更是中共高层仅次于陈独秀的领导人，其被捕和就义，是惊动
全国和中共全党的大事件，张国焘却在回忆录中一笔带过，明显避讳不谈，恰恰说明了
其心中有鬼。
1951年，新中国组织人力对北京大量敌伪档案进行查看。工作人员在查阅北洋政府京师
警察厅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了1924年张国焘被捕后的供词及相关文件，证明张国焘和妻
子杨子烈被捕后都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供出了当时北京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与全国
铁路系统党员名单，其内容与张国焘的自我标榜大相径庭。张国焘在供词中写道：“铁
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行为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
。（中共）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
方有谭铭三（平山）等，北方有张昆弟等。”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由于1924年张国焘的变节出卖，北洋政府已经知晓李大钊的共产党领导人身份，故于19
25年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多次下令通缉他，李大钊被迫进入
东交民巷俄国兵营暂避。不久，他又走出东交民巷，继续领导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奉系
、直系北洋军阀的斗争。那时，以日本为后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崛起，大有夺取北洋政
府控制权的可能。为了阻止奉系军阀的统治，李大钊投入巨大精力去联合冯玉祥国民军
反奉；策反张作霖部将郭松龄起兵反奉；动员张作霖主要幕僚杨宇霆密谋反奉；还积极
联络山西的阎锡山，试图组建反奉同盟。李大钊所做的这一切，被张作霖恨之入骨，张
一口咬定李大钊是苏俄间谍，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5年月12月21日，张作霖与日军联合，在巨流河、新民屯一带击杀了郭松龄，将郭曝
尸奉天城；随后与日军联合围堵冯玉祥军，将冯玉祥逐回西北。李大钊试图构建反奉联
盟未能成功。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
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杀，是为三·
一八惨案。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负伤，但他仍不顾危险，镇静地指挥群众撤退。
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就下达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
中。3月底，李大钊接受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位于东
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奉军以“安国军”名义占领北京，随后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
产党的革命者进行迫害，李大钊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以足智多谋而被北京大学同仁戏称
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悄悄把正在听课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叫了
出来，神色郑重地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
杀人不眨眼的啊!”
鉴于北京的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在北方的领导干部纷纷离京南下，中共也将部分干部
调离北京。在明知自己已经暴露、北洋政府已紧急下令抓捕的情况下，李大钊却毫不犹
豫地坚持留在北京为党工作。大家都担心李大钊的安危，一再催促他离开北京暂避，他
却平静地说：“要离开北京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要知道现在是什
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哪里能离开呢？”夫人赵纫兰也为他担心，多次劝
他暂避一下，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嘛！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
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李大钊不顾生命危险，尽最大努力开展秘密工作，使北
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自1926年“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
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也由2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共青团员也有了很
大发展。同时，李大钊组织国共两党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使直隶、内蒙古
、山西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他还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
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
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
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
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
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他的名声也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
奉军进占北京之后，围捕之网越收越紧，李大钊处境危殆。他以往的办公室、宿舍、会
议室、刊物编辑部及其他革命活动场所，均陷入奉系军警的盯梢和监控之中。
被捕入狱，各方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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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军阀张作霖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司法科长沈维翰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
的命令，让他们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
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
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李大钊身边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李渤海经不起拷打
和诱惑，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将李大钊隐匿于东交民巷的情报及其他党员名单供出。
后来，李渤海还充当了奉系军警进入苏联使馆区的向导。
吴郁文、陈兴亚大喜过望，马上报告了张作霖。
为了抓捕李大钊，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和特务化装成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
旁边的旧俄国兵营门口窥视。凡是兵营出来的人，都有特务盯梢，直至拷问逮捕。在李
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特务秘密逮捕的。
为了弄清俄旧兵营内部的情况，他们还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之机，派遣四名暗探化妆打
入内部。据当时北京《晨报》报道，这几名暗探在在旧俄兵营中经过3个月的侦探，“所
有当中的一举一动，俱已调查明晰，并经绘图报告”。
按照国际法和外交惯例，一国对其驻外使馆是具有主权管辖地位的，驻在国军警无权擅
自闯入。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更是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张作
霖得知李大钊隐匿于苏联驻华大使馆，于是派人先找西方列强驻华公使团团长、荷兰公
使欧登科，接着又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仇视，签
订《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专门开会讨论，默许奉军派人进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区搜捕
李大钊等人。
政治上几经转变的民国名流杨度先生，对李大钊的安危十分关心。他在为国民党开展工
作的过程中，结识了主持北方革命工作的李大钊。此前，他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
》和《每周评论》上的许多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对李大钊钦佩有加，
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面对杨度政治主张失败后内心的苦闷，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
：“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几次推心置腹的
交谈后，杨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似乎在李大钊身上
看到了那座指引自己前行的灯塔。他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为共产党做些有益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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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先生
1927年4月5日，杨度在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女儿的婚礼，碰巧遇
到北洋政府前外交总长汪大燮。一番寒暄之后，杨度无意从汪的口中得知张作霖准备大
肆扑杀共产党员的消息，杨度大吃一惊，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
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
汪大燮从容地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跟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
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
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
杨度得知事态如此严重，急出一身冷汗，便借故中途退席回家，让长子杨公庶速去章士
钊公馆，向章先生报告情况。章先生闻讯，立即将消息告诉了李大钊。但此刻为时已晚
，苏联使馆已被奉系军警重重监控，李大钊来不及转移了。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订
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吴郁文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把抽调来的540名警察、宪兵和
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
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实施蓄谋已久的
疯狂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和苏方人员共60
余人一同被捕。所幸，李大钊大儿子葆华与同学结伴外出，小儿子寄养在他处，因此躲
过了一劫。
对于李大钊被捕的情节，其长女李星华有细致的回忆：
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
，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
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
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
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
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
。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
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
，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
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
，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
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知名教授，论著颇丰，声望很高，名重京华，各方都有人试图营
救。
——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九校代表前
往拜访张学良军团长，提出如下意见：（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
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
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此后两天，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也召集会
议，就李大钊被捕一事，议决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
办理。”
——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先生，也出面游说奉系要员杨宇霆向张
作霖说情。
——为营救李大钊，杨度甚至毁家纾难，卖掉了在北京的“悦庐”公馆，用所得4500块
大洋积极疏通关系，为李大钊奔走呼号。杨度还设法促成北洋政府“政治讨论会”召开
会议，会议决定向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建议，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
——4月15日，《世界日报》报道，公民李公侠致书张学良，请宽赦李大钊，书中列举了
10条宽大的理由，其中第8条写道：“且李氏，师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
，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此论奖掖行德，而宜主宽大
。”
——《晨报》就李大钊被捕一事发表了题为《共党事件，应交法庭》的社论，认为当局
应采取宽大精神，党狱万不可兴，处罚不宜过重，建议将李大钊等人移交法庭处理。
——国民军统帅冯玉祥此时也拍了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
——得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苏联报刊立即作了详细报道。9日的《真理报》说
：“6日上午11时，一队奉天士兵，还有宪兵和暗探等共约500人，包围了苏联使馆区，
切断了使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后闯入内部，逮捕了7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教授
和一些学生、妇女和儿童。所有当时在场的俄国人，包括武官处的警卫和职员等共22人
，都遭逮捕。”同一天的《真理报》刊登了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抗
议照会。10日的《真理报》报道了李大钊第二次被审问时的情形。报道说，“李大钊同
志在被审问时镇静自若，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追随者。他说，他所以参加共产
党（此处可能不确，李大钊在狱中只强调自己是国民党人--作者注），是因为他愿为党
的原则和纲领而奋斗。”这一天的《真理报》，还刊登了李大钊同志的全身照片。
——同时国外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也对李大钊等人进行了声援。东方社莫斯科12日电
：“本日下午，莫斯科10万工人职员，举行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帝国主义勾结中
国军阀策划的这一阴谋事件。”
凡此种种，都让张作霖面临巨着大压力。但他反复掂量，最终还是决定处死李大钊等20
人。不过，各界营救的压力也并非完全无用，一同被捕的家属、孩子和苏联人还是陆续
被释放了。
暗中出卖了李大钊的张国焘，此时正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重权高，却没有为营
救李大钊付出任何努力。这进一步印证了其此前变节的事实。
宁死不屈，《狱中自述》无一言述及家事
就在李大钊被捕的六天之后，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外围革命群众。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
。一时黑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南北。
李大钊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他坚韧不屈，总以“概不知之”来回答敌人
关于中共信息的审问。张作霖也曾安排杨宇霆出马，企图劝降李大钊，杨说：“守常兄
，咱们是多年的朋友，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那时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
正处于合作时期），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
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
节!”
在监狱中，李大钊仍然坚持宣传共产主义，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领导指示党的工作，不
但狱中犯人大为感动，即看守的士兵也愿替他传递消息，充当监狱中的交通员。
在监狱中，在法庭上，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泰然自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想
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如何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为
此，他用血迹斑斑的手写下了《狱中自述》。
《狱中自述》涉及一个后人不太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李大钊不以共产党而以国民党的
身份署名这份材料？这是因为，此时李大钊并不知道张国焘早在三年前已经将他共产党
人的身份出卖了。在生死抉择面前，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的组织再次遭受破坏和
如何保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鉴于
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自己如果亮明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结果可想而知。考虑到孙
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半公开地位，张作霖正在拉拢国民党
这层关系，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与敌周旋，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捕同志、掩护党的组
织。所以，李大钊在狱中绝口不提共产党，而只以国民党的身份说话。但是，这个策略
并无用处，在逮捕李大钊之前，张作霖从北京警察厅留存档案的张国焘供状里已经确切
地知晓了李大钊是中共北方首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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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自述》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写得干净利落，有条不紊，没有一丝的慌乱和畏惧。
这篇文献，是李大钊对救国救民的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见证，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
依然坚守信仰毫无动摇的见证：
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
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
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
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
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
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
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
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
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
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
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
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狱中自述》通篇无一言提及家庭私事，无一语关乎自身安危，字里行间所关心的全是
国家民族的命运，阐述的全是他救国救民的主张。
其女李星华在《回忆父亲李大钊》一文中写道：“父亲在狱中十几日绝口不提家事，尽
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
。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个人的利益和安
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从容就义，三绞而绝
既然落到了死敌张作霖手里，李大钊自度难免一死，于是向法庭要求对自己实施绞刑而
非枪决。
张作霖对法庭前来请示的人说：“只要杀掉他就行，绞死、毙掉有什么两样？你们答应
他！”请示者为难地说：“我们从没有实行过绞刑啊，连个绞刑具都没有。”张作霖听
了，不屑地说：“这还不好办？我自掏腰包，你们从法国进口一个绞刑架不就得了？”
绞刑架很快购得，李大钊死期在即。
这时，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杨度表示赞同。但李大钊得知信息后
坚决反对，他说：“他说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们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党对于我的
爱戴，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因为不只是囚室武装警卫，即监狱亦处于重重
武装戒备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
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
力量再遭损失。”
党组织和杨度只好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
在狱中关押22天之后，1927年4月28日上午，也就是在处决李大钊的当天上午，李大钊和
赵纫兰母女获准在法庭上相见。
李星华回忆说：
十几天（应为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
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
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
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
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
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
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
，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
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
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
天是4月28日。"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实际上，在赵纫兰母女尚未回到家中时，李大钊已经牺牲。当时的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4月28日上午，由张作霖操纵的所谓“特别法庭”仅用了半天时间，即判决李大钊等20人
死刑。下午2点，李大钊等20人被秘密押解到北京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刑场的一台进口绞
刑架前，处决他们的罪名是“和苏俄里通外国”。
当时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何隽曾亲历现场，据他回忆，在受刑之前，行刑官
曾询问过李大钊对家属有何遗言，表示可以书函转交。李大钊答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
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份也，何函为?”没有为家属留下任何遗言。
行刑开始，李大钊轻挽袍襟，头一个走出队列，迈步登上绞刑台请死。他新剃了光头，
身着棉袍，神色自若，站在敌人的绞刑架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并转过身来，对着十
九位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李大钊，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
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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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画报》一篇题为《处决李大钊等琐闻》的文章里，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当绞刑
架绳环放下的那一刻，行刑刽子手要求李大钊伸长颈脖，以方便绳套套入颈中，李大钊
依言而做，视死如归，毫无惧色。有记载说：“李神色未变”，“厥态殊从容”。
但是，刽子手事先得了张作霖的指示，不能让李大钊速死，为了让他多受折磨，使用了
惨无人道的“三绞处决法”：把李大钊推进长方形的铁架子中，一共施行了三次绞杀，
时间长达28分钟。
——第一次，把李大钊绞昏气绝，然后放下来，用冷水浇醒，厉声喝道：“你悔过罢！
”
李大钊醒来后，徐徐睁开双眼，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愤恨地说：“快把我绞死！我的
肉体虽殒，精神不灭！”
——第二次，吊起再绞，李大钊的眼球已经突出，口鼻淌血，刽子手再次将他放下，浇
以冷水，李大钊犹如死后还魂，醒来后牙缝里只吐出四个字：“力求速办！”这是李大
钊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四个字，掷地有声，摄人心魄。
——连刽子手也被李大钊的大无畏所震慑，不敢再说话，连忙第三次绞紧绳索，结束了
李大钊的生命。
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此时牺牲的他，只有38周岁。其人格与气节，和变节出
卖同志的张国焘相较，简直判若天壤，如隔云泥！
随后，刽子手将与李大钊一同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谭祖尧、邓文辉、谢伯
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阎振
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张挹兰共19人，挨个绞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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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狱中。左起：路友于、李大钊、张挹兰
在敌人的行刑报告上，我们看到了20位英烈就义后的情景：“行刑既毕，尸身20具并列
于绞台之侧，男尸19具，女尸1具即张挹兰也，面皆俯向下，皮肤惨白，颈或有红痕者，
头发无不蓬乱，衣多布衣，履多布履，一望固知其为寒士也。”
29日一早，报纸上刊出消息：“李大钊等二十人执行死刑矣”，甫一看到，赵纫兰立刻
晕倒。《晨报》记者赶来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
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
不泪下。”
实事求是地说，在李大钊的事情上，周作人不但体现了深厚的朋友情义，而且展现了一
点民族气节。若周作人能够一贯地坚持这个立场与节操，后来也不至于沦为文化汉奸。
李大钊被捕后，国内各界营救甚力，呼声极为强烈，苏联方面也向北洋政府发出了抗议
，这给了张作霖巨大压力，但最终还是未能挽救李大钊等20人的生命。那么，张作霖为
什么置广大社会舆论于不顾，悍然杀害李大钊呢？
一是张作霖对李大钊极为仇视。张作霖发现，主要幕僚杨宇霆和自己的矛盾、最善战将
领郭松龄的起兵反叛、冯玉祥国民军的反奉等等，都有李大钊策动的影子，因而对李大
钊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纵容。动员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李大钊，早已被帝国主义
列强所愤恨，同时社会主义苏联也被他们所仇视。在抓捕李大钊之前，张作霖已经派人
接洽西方列强驻京使团，得到了他们的默许。所以，当奉系军警违反惯例闯入东交民巷
使馆区搜捕李大钊等人时，帝国主义使团非但没有抗议，反而宣称：“俄国不在《辛丑
条约》签约国之列，外交团已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民巷区域内所设立机关。
”他们采取的是名为中立实为纵容的态度，这就为张作霖的暴行打开了绿灯。
三是国内反动派的支持。国内营救李大钊的强大舆论使张作霖有所畏惧和迟疑，为此他
给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及张学良、张宗昌等六人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
，其余几人都主张将李大钊立即处决。虽然李大钊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正在
密谋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国民党右派首领蒋介石，也从上海发来密电，建议张作
霖将李大钊“速行处决，以免后患”。两个在北伐战场上相互厮杀的军阀，在屠杀共产
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问题上居然达成了默契。特别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更是对张作霖起到了示范和催化的作用。军事上接连受挫，已陷
入不利境地的张作霖，甚至想以屠杀共产党来博取蒋介石好感，拉近与蒋介石距离，以
谋求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作为军阀鹰犬的中国青年党砸毁《晨报》馆，到处张贴标语
，主张处李大钊以极刑，也对张作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口气绞杀了李大钊等20人，张作霖觉得大解心头之恨，很是高兴和得意，当晚还特地
设置酒宴以示庆贺。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死期也将来临——就在第二年的6月4
日，张作霖即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而和他一起被炸死的奉系军政官员也
不多不少，恰好是20个人，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报还一报。
25年后，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伏法
1949年1月21日，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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