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doc88.com/p-5159727917259.html第39卷第6期2015年11月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39 No.6 Nov., 2015
从撤军到驻军:战后初期美国对韩防务政策演变(1945-1953)
许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要:战后初期,美国对如何保障韩国的安全出现了前后迥异的政策阶段。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需要和对韩国价值的评估,实行军事脱身的政策。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遏制战略和韩国价值重新界定,转行军事介入政策。在这变化背后隐藏的是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和掌控韩国防务的私利之心,在理论上反应出美国在“中间地带”的冷战政策和美韩同盟的困境。
关键词:美国撤军;美韩同盟;朝鲜战争
战后初期,朝鲜半岛在美国的东亚战略布局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华盛顿的对朝政策一直处于模糊和调整的过程之中。在朝鲜政治地位问题上,美国先是支持“四大国托管”方案,而后变为在联合国监督下统一选举,最后调整为扶持南朝鲜单独建国。在朝鲜安全问题上,美军先是匆忙进驻南朝鲜,后又仓促撤出,接着又介入朝鲜战争,最后长期留驻。如果说政治地位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美苏双方的合作,政策随对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还可以理解。那么韩国的防务问题则完全是在美国单方面决定范围之内,对韩防务政策出现从军事脱身到军事介入、从撤军到驻军的明显转变,这就让人费解了。当然,朝鲜战争绝对是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和直接动因,但问题是美国在决定从韩国撤军时就已经意识到南北可能爆发战争。因此,这其中必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本文将尝试从理论上做出探讨。
一、撤军:美国对韩防务政策的无奈选择
战后最初5年是美国对外战略转型时期,美国在制定对韩防务政策时避不开三方因素的影响:美苏关系、美国在韩国的利益和韩国国内因素。这三个因素在战后是处于变化和形成过程中,这就决定了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虽然总的趋势是美国从韩国军事脱身,但在这背后隐含着的是美国对韩国防务另一种方式的掌控。
美军占领朝鲜三八线以南带有很大的“意外”性,①华盛顿甚至都没做好准备。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国的对朝政策处于盲目和混乱之中。一是在国际上,美苏竞争之势日趋明显,这也延伸到朝鲜问题的解决。根据此前美苏的安排,战后朝鲜半岛应在大国托管下建立统一政府,但此时两国已难以合作。1947年美国撇开苏联,将朝鲜问题提交给联合国,欲借联合国监督在朝鲜全境进行选举,这遭到莫斯科和平壤的抵制。1948年美国不再考虑朝鲜的统一,而是单方面支持南朝鲜成立大韩民国政府。二是在南朝鲜,美军的占领也是深陷困境。美军进驻后随即成立了军政府,但由于缺乏对朝鲜的了解,军政府不得不留用一些旧日本殖民官员和亲日派朝鲜人。特别是警察队伍,80%是沿用日殖时期的人员,这激起很大民愤。[1]802军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不成功,没能扭转经济混乱局面,这又激起工人罢工和左翼政治运动兴起。在对外目标不清、对内政策混乱的情况下,南朝鲜的4万美军主要任务不是对外防务,而是加强对南朝鲜的控制。一方面培训和援建南朝鲜军队,另一方面大肆镇压和取缔进步力量与左翼党派。
就在美国着手准备扶持南朝鲜单独建国的同时,如何保障这个新国家的安全也就成为华盛顿的当务之急。1948年韩国建国之前的武装力量只有2.5万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重装备。显然,韩国还不具备单独防务能力,美国驻军还是韩国防务的主要依靠。但是,如果美军继续留驻韩国将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在军事上,在韩国驻军既不符合既定的战
①1945年8月,当美国向苏联提出以三八线作为受降分界线时,本以为斯大林会将此线改在更靠南的位置,因为当时苏军已经逼近三八线,而美军还远在冲绳。苏联接受三八线着实让美国感到“意外”。有分析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接受三八线是为了在占领日本问题上换取美国让步。但后来美国拒绝苏联染指日本。
略计划,也不符合美国的军事利益;二是在政治上,美国扶持韩国建国所凭借的联大决议规定,所有占领国军队应在新政府成立后90天内撤出朝鲜,而且苏联宣布将在1948年底完成从朝鲜撤军。美国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与韩国民众的压力。这样,美军的去留也就成了美国对韩防务政策的关键。
对于是否要从韩国撤军,美国决策层是有分歧的。美国军方主张立即撤军,他们认为“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军力和设施并无战略价值”,[1]817-818而且美军正承受着南朝鲜民众要求离开的压力。而国务院认为军方的观点在政治上是短视的,美国失去南朝鲜不仅会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落于下风,更会损害到自己在亚洲国家中的“威信”,[1]784-785因此,他们主张在南朝鲜建立起自足的防务力量之前暂不撤军。军方与国务院的分歧反应出美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政治上不可丢;另一方面,军事上又顾不过来。1948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综合考虑了两部门的立场后形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NSC8号文件,该文件倾向军方意见,决定在12月31日之前撤走全部美军,同时加强对南朝鲜的经济、军事援助,助其自立。而对于美军撤出后美国如何参与韩国防务,华盛顿采取了模糊态度:一方面文件认为北方可能会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南方,另一方面文件既不同意放弃南朝鲜,也不赞成向南朝鲜提供军事保证(即军事结盟)。[2]1164-1169
到1948年底驻韩美军已经减至7500人,此时,国务院再次建议暂时保留最后一批美军。国安会在综合评估后又制定了NSC8/2号文件,坚持继续撤军,只是将最后时间推迟到1949年6月30日。NSC8/2这样解释撤军政策:虽然美军撤出会增加北方进攻南方的可能性,但是这种风险是长期存在的;美国暂时延缓撤军不仅无助于降低这种风险,还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事,剩余的少量美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那时再撤军,就有抛弃韩国之嫌,更会损害美国的“信誉”。[3]976-977可以看出,美国似乎无意协防韩国,而且还有急于脱身的想法。但让人迷惑的是,文件最后重申“应向外界明白无误地表明美国没有削弱对韩国政府的支持”。除了扩大军事援助外,NSC8/2比NSC8看不出有更大的支持方式。
美国撤军让新成立的李承晚政权十分紧张。李承晚曾致信杜鲁门请求美国暂缓撤军,并希望签订安全条约。华盛顿在给李承晚的回信中道出了美国的无奈:“美国政府向韩国提供援助的能力非常有限,并非是我方不愿帮助韩国,而是基于一个简单事实:美国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军事援助的要求,这已经大大超出了美国的能力”。[3]1014-10151949年6月29日美国撤走了最后一批美军。
美国有限的军事力量为什么偏偏选择在韩国脱身,况且,华盛顿已经意识到撤军可能会导致安全风险和政治损失。美国固然有来自韩国社会与国际舆论的压力,但最主要的还是出于自身战略目标与布局的考虑。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遏制苏联,美国所有军事资源都要围绕苏联做布局。此时,美国制定对韩防务政策就不是以韩国的安全为目的,而是要服务于遏制战略的大局。
那么美国遏制战略的大局又是怎么排布的呢?战后华盛顿有一个基本共识,即苏联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欧洲是苏联扩张的首选目标,因而美国的主要战略利益是在欧洲而不在亚洲。如果与苏联发生战争,美国的基本战略思想是“在‘西方’进行战略进攻,在‘东方’进行战略防御”。因此,美国的军事力量将主要放在欧洲,在亚洲则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防御力量。1949年12月美国在NSC48号文件中系统阐述了亚洲战略。一方面,美国军队避免介入亚洲大陆,可以利用那些可以利用的力量为美国谋取利益;另一方面,必须保持在亚洲沿海岛屿连线上的军事存在,作为美国的第一道“防御线”,这条防线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4]751显然,韩国属于第一种情况,不在美国的直接军事防御线上。
美国虽然选择从朝鲜半岛“军事脱身”,但并不意味着放弃韩国。正如国务卿艾奇逊对韩国未纳入东亚防线的解释所说,“我们在日本负有直接的责任,拥有直接行动的机会。虽然程度低,但是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朝鲜”。其实,在美国的模糊政策中隐藏着华盛顿参与韩国防务的另一条途径——联合国,它就是美国在韩国“可以利用的力量”。从一开始美国推动朝鲜问题联合国化,既是为了解决政治地位问题,更是为美国撤军做准备。在NSC8和NSC8/2文件中,美国一再强调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实现南朝鲜建国,这被认为是把美国撤军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的一种方式。表面上,联大决议是美国撤军的直接动因,而实际上是美国为撤军而有意将联合国引入。“(如果)苏联势力推翻联合国支持建立的韩国政权,也就构成了对联合国声望和影响的严重打击。从这方面讲,美国的利益与联合国的利益即便不是完全相同,也是一致的”。[2]1167通过联合国,美国在撤军之后依然能参与到韩国的防务问题,而且把保证韩国安全的责任转嫁到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身上。不过,华盛顿也清楚,通过联合国获得更多的是政治优势,如果联合国要采取实际行动,会被苏联否决,但这一情况在后来并未出现。
二、驻军:美国对韩防务新政策
朝鲜战争爆发①后,美国对韩防务政策从军事脱身转向军事介入。如果把这一转变仅是归结为朝鲜战争的影响,未免有些肤浅。问题的关键不在此,而是为什么美国改变原定政策以应对朝鲜战争?这里面有偶然性的因素:华盛顿没想到战争这么快爆发,更没想到韩国如此地不堪一击。而更有说服力的两种解释是:第一,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不是原先政
①关于朝鲜战争的起因和责任问题,国内外有争议。美韩主流学界指责朝鲜首先挑起了战争,但是韩国官方材料也承认,早从1949年1月开始,双方之间的武装冲突就频繁发生,到1950年5月冲突规模已经发展到成建制的部队。因此,6.25冲突只不过是早已开始的朝鲜内战的延续。国内主流观点认为,朝鲜战争初期是朝鲜民族为争取国家统一的内战,外国无权干预。而当美国介入战争后,对美国来说就有侵略战争的性质。美韩学界回避战争性质,纠缠“谁开第一枪”问题,显然有失偏颇。本节正是要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与过程做出分析。
策的改变而是延续。美国在撤军之后还通过联合国参与韩国防务,而美军也正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参战的。第二,华盛顿倾向于把朝鲜发生的战事看做是苏联发动世界大战的前奏,美国参战不单是防卫韩国,更是对苏联挑衅的回击。
在战事刚刚发生时,华盛顿的反应印证了上述的解释。美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战争爆发当天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谴责朝鲜“侵略”的决议案。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决议,“联合国会员国给予韩国必要的援助以阻止北朝鲜的军事进攻,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5]211这成为美国出兵朝鲜的重要依据。7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统一指挥由美军为主、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①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重返韩国。所以,美军参战是此前联合国化政策的自然延续,唯一的变数是,此时的苏联代表正为抗议未恢复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而杯葛安理会。如果苏联代表能够返回安理会,否决美国的提案,美军是否参战、参与程度如何还真难说,至少不会这么顺利。[6]453美国的第二个反应是,立即派海、空军援助韩国;命令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阻止中共军队进攻台湾;加强对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法国军队的援助。韩国、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被排除在防御线之外的地区同时纳入美国防御范围。这无疑是对美国“在亚洲保持最低限度防御”战略的彻底修正。
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作为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乔治·凯南曾这样反思:1949-1950年华盛顿上下几乎一致认为,苏联正在策划反对美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7]2241950年4月出台的NSC68号文件,作为美国安全战略指导纲领,满纸都是在为1950年同苏联打世界大战做准备。华盛顿还认为,共产主义阵营是铁板一块的,他们都听从莫斯科的指挥。1950年初,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结盟,更加深了华盛顿的这种认识。基于这两种认识,华盛顿判断:平壤完全受克林姆林宫控制,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授意,朝鲜是不可能采取行动的;苏联这样做是为了试探美国“保卫自由世界”的决心,类似于1938年纳粹德国制造的“慕尼黑危机”。杜鲁门总统相信,如果不对苏联的试探做出坚决“回击”,就会进一步纵容莫斯科发动世界大战的野心,削弱美国在“自由世界”中的“威信”。[8]416所以,美国干涉朝鲜战争,并不是出于战略要求,而是出于政治考虑和所谓的“道义责任”。而当时不仅是决策者,就是包括国会在内的整个政治氛围似乎都对这种参战理由毫不怀疑,以至于都没意识到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出兵参战有违宪嫌疑。美军直接参战,意味着将原先排除在外的韩国重新纳入美军防御范围中,这成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韩防务政策的第一次改变。
虽然美国出于政治和“道义”考虑出兵韩国,但这没有改变韩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价值。美国不想在韩国投入过多的军事资源而削弱在欧洲的防务,更不愿意为韩国卷入一场大战。因此,华盛顿一再强调要打一场“有限的战争”,目标仅限于将朝鲜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恢复6.25之前的边界。为此,华盛顿要求麦克阿瑟谨慎开展在三八线以北的军事行动,应仅限于“破坏军需供应”上。[8]427同时,要避免战争扩大化,不给苏联任何干涉的理由。如果有中共军队干预,要避免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除了“必要的空中或海上打击”外,军事行动不能超出朝鲜范围。如果北朝鲜能够击退韩国境内的联合国军,可以让韩国政府流亡。[5]119然而,随着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取得战场主动,对于是否要将战事扩大到三八线以北,美国决策层开始有些把持不住。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主张越过三八线,在此停下来毫无军事意义,国务院也认为不能错过统一朝鲜半岛的机会,李承晚更是极力鼓动“北进”。杜鲁门在与阁僚商量后,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开展军事行动。为了给美军越过三八线寻找依据,美国借口1950年安理会关于恢复朝鲜和平的决议与1947年联大关于在朝鲜建立统一国家的决议是相关的,因此,“联合国军”有责任执行联大决议,统一朝鲜半岛。[5]712-721显然,美国没有把中国政府“不过三八线”的警告当回事,麦克阿瑟更是狂妄地认为中国不会出兵,一直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美国为他的战略误判付出了代价。10月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美韩军队迅速溃退。从决定美军越过三八线之际,美国的对韩军事政策就不再是以防务为目的了,而是帮助韩国统一北方。这是美国政策的第二次改变,也被很多美国外交史专家认为是华盛顿犯下的最大错误。
朝鲜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将大量战略资源投入到朝鲜半岛背离了华盛顿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战场的冷战战略。高涨的军费与盟国的质疑,进一步动摇了美国取胜和统一半岛的决心。美国开始寻求停战谈判,但李承晚一心想着借助美国力量统一朝鲜,反对停战。当意识到美国的停战决定无法改变时,李承晚退而求其次,要求美国向韩提供防御条约,并帮助扩充军力,作为韩支持停战的条件。[9]115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既定政策。而李承晚并不甘心,不断制造事端破坏谈判,向美国施压。一方面,鼓动国内的反停战示威游行;另一方面,扬言韩国要从“联合国军”中撤出自己的军队,②“单独北进”,这让美国在谈判中非常被动。美国驻韩使馆和军方认为可以考虑签署某种形式的安全条约,以安慰和约束一下李承晚。1953年4月底,李承晚致信“联合国军”新任司令克拉克,提出只要美国满足包括“签署韩美防御协定”在内的8项条件,韩国就不阻挠停战协定。[9]955-95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8项条件中并没有要求美军继续留驻韩国,只是要求当韩国遭到外国攻击时“美军应立即回来帮助防御”。李承晚的算盘是韩国可以在不需要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单独“北进统一”,但如果“北进”
①联合国决议仅授权可以使用联合国旗帜,并未授权使用“联合国军”这一称谓。所以,美国完全是盗用联合国名义。
②1950年7月14日,李承晚致函麦克阿瑟,把韩国陆、海、空军的作战指挥权转让予美国,即所谓的“大田协定”。这样,韩国军队就加入了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
遭到中国或苏联的军事干预,美国就有义务介入。对于这一点,美国有清醒的认识:与其将来在韩国遇到麻烦时美军重返半岛,还不如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这样既可以威慑北方,也能约束李承晚的“北进”野心。[9]964-965思量再三,华盛顿决定满足李承晚的要求,并立即派国务卿杜勒斯赴汉城进行条约谈判。对于条约的内容,李承晚希望美国做出更大更有力的承诺。而杜勒斯警告李承晚不要想着增加一些可能造成美国难以通过而对韩国安全毫无关系的内容。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打消李承晚利用美韩防御条约来实现其“北进统一”的念头。1953年8月双方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授权美国在韩国驻军。这是美国对韩防务政策的第三次改变,自此美国不再绕道联合国,而是直接肩负起韩国防务的责任。
三、美国对韩防务政策演变的理论探讨
通过历史梳理,可以看出1945年-1953年间美国对韩防务政策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明显的不同:前期是军事脱身,后期是军事介入。战后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安排和对韩国军事价值的轻视,决定从韩国撤军。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夸大了东亚的冷战形势和韩国的政治象征意义,决定美军重返韩国。然而,在这变化背后是美国对韩政策的一贯性。第一,美国从未放弃韩国。在军事脱身的同时,美国悄悄将保障韩国安全的责任转嫁到由其控制的联合国身上,这成为日后介入朝鲜战争的渠道。第二,韩国的战略地位没有提升。在军事介入的同时,美国又竭力避免被韩国所牵制,影响到对苏冷战的全局。下面将尝试从美国外交、同盟关系与国际秩序三个视角对美国政策演变做出理论探讨。
1.美国外交从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的转向
熟悉美国外交理论的人都知道美国素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二元周期现象。现实主义认为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防范和遏制能够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指出他们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而理想主义认为作为世界的霸权国,美国外交应担负起保卫“自由”和推广“民主”的国际道义。两种思想交替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战后美国基于现实主义制定了对苏遏制战略。按照凯南的设计,美国要避免在亚洲大陆同苏联直接对抗,而是控制边缘地带的战略要地,在东亚就是第一岛链,并不包括韩国。这就是美国从韩国撤军的理论根源。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理想主义取代了现实主义。杜鲁门政府以“自由卫道士”自居,认为对共产主义扩张“遏制”已经远远不够,还要“回击”和“取胜”。这就是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理论根源。
其实,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只不过是给美国外交披上的美丽外衣,其实质都是霸权主义。一方面,现实主义表面上是奉行防御外交,但其目的是避免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而在“东亚防线”与苏联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美国政策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反而成为同苏联展开竞争的主战场。这就是冷战期间朝鲜半岛和越南出现热战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理想主义更是虚伪。美国支持李承晚与吴庭艳,与其说是捍卫民主,不如说是支持亲美独裁政权。更甚者,此时的联合国也沦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约瑟夫奈曾认为遏制战略的“含糊不清”导致了朝鲜战争后美国外交从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的转向。一是目标不清———是遏制苏联权力还是遏制共产主义?二是手段不清———是阻止苏联势力在任何地方的扩张还是只限战略至关重要的地方?[10]153知,这“含糊不清”背后隐藏的正是美国在“中间地带”的冷战之计与霸权之心。
2.美主韩从的同盟困境
美国对于向韩国提供防御条约经历了从拒绝到消极再到最后积极的态度转变。很难想象,两个能够并肩作战的国家在结盟问题上却如此曲折,这源于两国结盟目标的差异。对于美国来说,制衡苏联的权力扩张是结盟的主要目标,因而把结盟对象选择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带有一定的防守性。而对于韩国来说,制衡朝鲜的“威胁”是主要目标,而且也有统一北方的野心,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攻性。韩国既无战略价值,又容易挑起战端,美国自然不愿与其结盟。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遏制目标扩展到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两国才有了结盟的基础。
美韩同盟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韩国对美国的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韩国的依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美主韩从的同盟关系。根据格伦斯奈德的研究,结盟国家都会面临着一种困境:如果给盟国支持太多,就会鼓励盟国的进攻性行为,就有把自己“拖进”(entrapment)战争的风险;反之,如果给盟国支持太少,就会弱化结盟程度,盟国会感到有“被抛弃”(abandonment)的风险。[11]461-495这在美韩同盟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一方面,华盛顿一直担心同韩国结盟可能会被“拖进”其统一战争,因而做出了诸多限制:第一,不同于《北大西洋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中没有自动军事介入的条款,而是代之以驻军条款。美军部署在三八线附近,如果朝鲜军队南下,首先与美军交锋。反之,如果韩国军队北进,美军则可以阻止。这样驻韩美军就扮演着威慑北方和约束南方的双重角色。第二,驻韩美军司令掌握着韩国军队的行动控制权(OPCON),韩国交出防务自主权。第三,帮助韩国建立起庞大的常规部队,但严格限制重型装备的生产和使用。另一方面,汉城最大的担心是被美国“抛弃”。每当军费紧张或对苏缓和时,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削减驻韩美军,这让韩国政府非常紧张。特别是在70年代,美国撤军一度将美韩同盟推向破裂边缘。
但据此以为美韩同盟脆弱不牢也是错误的。曼库尔奥尔森研究认为同盟防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否维持关键在于成员国对成本—收益的预期。小国的防务需求往往要小于大国,因而可以在不需要花费太多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安全收益,也就是所谓的“搭便车”。而大国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转嫁成本,从而实现预期的成本—收益平衡。奥尔森还特别指出,让小国有适度“被抛弃”的危机
①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不可排他性和供给的相联性。具体到军事同盟来说,就是一国提高自身的防务水平,其盟友也跟着受益。
感,反而促其增加防务投入,减轻大国的负担。[12]266就美韩同盟来说,美国在韩国驻军并提供核保护伞,韩国的安全得到保障,且不需要花费过多军费,从而将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同时,美国也不是毫无可获。朝鲜战争后,韩国政府唯恐美国弃之不顾,紧紧追随左右,成为华盛顿在东亚最积极的冷战帮手和反共先锋。最明显的事例就是,越战期间朴正熙担心美国削弱在韩驻军,主动要求出兵越南,是美国所有盟友中派兵最多的国家。而且随着韩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要求汉城承担更多的驻军费用和防务责任。除此之外,从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着重加强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将其打造成为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韩国成为华盛顿最好的政治武器。
3.二战成果与冷战秩序
在二战后期,战胜国本已做出安排:朝鲜予以独立,建立统一国家。遗憾的是,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目的,制造了朝鲜的分裂,这背离了朝鲜民族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因此,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美军的介入更是带有侵略性质。美国亲手打下的二战成果,就这样为了冷战被自己所抛弃,其实,这在东亚并不鲜见。波茨坦会议本已确立了处置战败国日本的原则,但到1951年美国转而单独对日媾和,武装日本;《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经明确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归还中国,但50年代美国制造“台湾地位未定”,1971年又将钓鱼岛私相授予日本;盟国虽未对印度支那做出明确安排,但战后民族独立已是大势所趋,美国却在60年代横加干预。也就是说,战后美国在东亚塑造了一种冷战秩序,而美韩同盟与驻韩美军正是冷战秩序的载体和象征之一。
二战胜利成果是各国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密切合作取得的,基本尊重了受侵略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意愿。而美国制造的冷战秩序是为了遏制苏联和消灭共产主义,不惜牺牲所涉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自然遭到当地民族主义的反对。苏联解体后,东亚的冷战秩序并未消失,并成为争端热点。讽刺的是,现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盛行一种理论,即美国是维护现状的国家,而中国是改变现状的国家,进而将美国鼓吹成东亚秩序的稳定者,而指责中国是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把中美看成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历史重演。其实,这是在故意掩盖问题的根源与性质。东亚的很多争端都是美国造成的,美国所维护的现状是旧的冷战秩序,而中国恰恰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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