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军阀在余汉谋叛陈济棠投靠蒋介石以后，其部下也甩掉了抗日的假招牌，接受反动头子蒋介石的命令，入闽来进攻准备抗日的人民武装。参加到这一内战战线上来的，有敌军一五五师的李汉魂部，一五七师的黄涛部，一五八师的曾友仁部。
广东军阀比蒋军的长处是：战斗力强，善爬山，打死不缴枪（这是因为过去广东游击战争时对待俘虏政策错误所影响）。但是他们的短处是：语言不通，与当地反动派隔阂，到处放火焚毁了闽西人民生产资料——竹山，使各阶层都普遍反对；而且广东军队的下层干部及士兵，在陈济棠假抗日时期，多少受了点抗日教育，对蒋介石的投降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孕育着不满情绪，被迫入闽打内战，很多人都感觉是不得已的。
因此我们决定：和广东军阀打政治仗应该比打军事仗更为重要。我们要用宣传品和实际行动来唤醒他们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要号召全闽西南各阶层人民起来制止广东军阀烧毁竹山，破坏闽西南农村经济及造纸的工商业。我们出版了许多抗日小册子、传单，一再写了许多致粤军官兵公开信及闽西南各阶层人士绅商公开信，要求停止内战，要求停止毁灭闽西南的农村，要求公开谈判和平，一致抗日，要求地方人士首先和我们谈判和平方案，然后以群众力量去压制广东军队不得不和我们谈判和平。我们并宣布改换闽西南苏维埃军政委员会为闽西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改换闽西南工农红军为闽西南人民红军，停止土地改革，释放被捕的地主富农，保护各种工商业及华侨，把打土豪罚款改为说服他们自动征借抗日基金。同时，对于广东军的进攻，决定适当的退让而不主动出击，如果他们胆敢再深入进逼，则坚决消灭其一部分以抑其锋。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军政委的另一委员简载文，主张分散兵力，完全避战，但这个提议受到多数委员的否决。
军政委在龙岩搬到永定的时候，广东军队已源源入闽，并开始向我们进攻。我们带着第四支队，在岩永靖的科岭地方，和他们打了一整天。敌人伤亡惨重，被迫撤退。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消耗也很大，而且没有缴获。因此，我们决定以后不再打这种消耗仗，而采取“散兵群”的方式，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通令各部队，挑选特等射击手和观察员，配以熟识地方情况和地形的工作人员，以七八人为一组，当敌人进攻的时候，由敌人的门口一直打到山里，几组轮番地向着敌人射击，给敌人以最大的杀伤，阻挡敌人的前进；另外配合机动部队，于有利地区，伏击敌人，歼其一部。
经过了一二个月的时间，战争显然已成胶着状态，敌人既不能入山向我们进攻，我们也不能摧毁敌人的据点，驱敌出境。但我们的政治攻势，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敌人下级军官，部分开始以消极态度，拒绝执行向我进攻的命令；而士兵则于搜山碰到我地方工作人员或士兵时，许多都不开枪，叫我们躲到他们搜过的地方去。闽西南的烟纸厂主，漳厦商家，地方士绅，回国富侨，则纷纷与我们来往，答复我们的信件，同意谈判和平，甚至龙岩籍的福建省参议会副议长郑笔山，也开始动摇他十年“剿共”的信心，同意策动和平。闽西南的形势，就要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了。但这局面，还须经过黎明前的一段黑暗时期，还需要我们更艰苦的斗争。
十二月中旬，山雨淋漓的一天，我正在寮子里编写“抗日战讯”的稿件，忽然从岐岭来了一个身披蓑衣，和我熟识的老百姓，手提一壶酒，边行边叫：“蒋介石被捉住了啊！同志，今晚请你喝酒吃鸡肉。”
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这样大惊小怪？”
他从身上掏出一份汕头的《星华日报》，印着赫然的特大字：“蒋介石西安被扣，张学良主张抗日”。此时鼎丞、震林同志虽然出发，但整个寮子里的工作人员、通讯员、炊事员都欢呼起来，有的说：“这回蒋介石真是将该杀了！”有的嫌那个老百姓买来的酒和鸡太少，马上凑份子，派光洋，请他再去买酒和肉，准备大吃一顿。我也很快把“抗日通讯”改出了一个特刊。
当晚，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我也喝了半斤高粱酒，而且大家立即叫来了理发员，强迫着把我的胡子剃光。
年底的时候，那个老百姓垂头丧气地又拿了一份《星华日报》来，说：“蒋介石从西安飞回南京了。”
有许多人真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再问他：“真的吗？”
他答道：“大埔、湖雷都放了炮仗了，还有假？看看报纸吧！”
王思源说：“报凶报吉都是你。”
我叫他们平静下来，对他们做了一个报告，指出：“革命不是决定于某一个人，而是决定于整个的群众行动，今天可捉蒋可放蒋，将来也一样可捉蒋可杀蒋，这取决于人民的意志；蒋虽放了，但群众要求抗日，要求和平的情绪提高了，我们的抗日主张，不只是获得群众的拥护，而且也获得了友军的拥护，这便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过了一个多月，闽南特委经过了救国会的关系，派了黄会聪同志到了上海找到党的关系，由交通送了许多中央的文件来。此时，我们对于党的政策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但如何去找到党中央报告工作，请求中央对闽西南斗争给予新的指示，大家都感觉到是一个异常迫切的问题。张鼎丞、谭震林要我亲自走一趟，他们认为他们对于白区生活不熟悉，恐怕出了岔子，误了大事。大家既然认为我比较适合一点，我当然也义不容辞地准备就道。
从永定到大埔，走大路本来一天就可以走到，但那时敌人分布在歧岭、陈东坑、下洋、忠坑等地，因此只能绕路，爬山弯小路。为了安全，又必须走夜路。清明前几天，我和王思源带了几个通讯员，在一个黑夜偷渡过敌人的据点歧岭，转到下洋附近的小村庄，第二夜又爬过了碗子炼的高峰到永埔边界，找到永埔县委，休息了几天，并叫人出大埔城做了一、二套老百姓的衣服，买胶鞋、藤篮，布置落脚点；另外又派二个交通员到闽南特委去找香港、上海的关系，约定在汕头会面。
服装做好以后，在一个夜晚，永埔县革委主席李辉和一个通讯员及王思源，把我带到大埔边境山地的一个小乡村，让我躲在炭窑里。第二天早晨，我告别了李辉和王思源，由那个通讯员把我带到大埔黄砂的一所学校，决定由那里的一位教员带我出大埔城。谁知那位“先生”，胆量太小，在大埔县的路上，他诿说他太“红”了，到大埔城后要各走各的，住宿由我自己去处理。在山区过了八年战斗生活的我，这时心情未免忐忑不安，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进入通天旅馆去开一个房间。此时，大埔满街是反动军人，通天旅馆也住着许多反动军官，我就偏挑左右前后都是军官的一间房，和他们混在一起，改名换姓，说是汕头人，到大埔买办杉木柴炭的老板：账房茶房都招呼得很好，夜晚大吃生蒸鱼，睡了一个好觉。敌人统治下的情况开始使我认识到，所谓“新生活运动”，不过是男盗女娼的幌子而已。
第二天搭汽船去潮安，茶房还特地为我找了舱房的位置，两毫钱打赏的代价，想不到就有这样大的效力。到潮安意溪后，即乘潮汕铁路末次车下汕。潮汕铁路两旁，是我大革命时及内战初期的工作地，何处开过大会，何处截击敌人，何处往返偷渡，何处与爱人憩息，密语倾谈，何处是战友恓性之地，感慨怀念，一时各种各样的回忆，奔涌心头，情绪紧张起落，随着车轮的转动，一真到汕头市。
到汕头，落脚于交通员所约定的旅馆以后，立即出门去理发。部队中的理发员给我理的头发式样与外面大有区别，不改装是太稀奇古怪了。理发后，买些日用品回旅馆晚餐，三毫钱的客餐有虾球炒韭白，什烩汤，青菜炒肉丝，颇觉丰盛。
住了几天以后，交通员尚未到，因出发时各地都闹穷，我的旅费带得很少，因此只好搬到九毫钱一天包食的房间，每天到图书馆和公园去消磨时光。有一天，从厦门的《星光日报》上看到在大埔边境，敌人搜山烧死了我们三个人，并说有一人“落网了”，又使我担心起李辉和王思源等的安全来。
都市的噪杂生活，与我的几年游击生活很不调和，过高的警惕性，使我每当夜晚有人走动或大声叫嚣的时候，经常在半眠半醒的状况中高喊：“吵什么?”茶房闻声而至，我只好说是要叫他冲茶。因此我很警惕我睡眠时说呓语。
当我的旅费快光而要想办法找朋友的时候，交通员来了。
我笑着说：“你这次如果丢掉我的联系，使我失去党籍，我将毕生恨你，以后见面的时候，一定会揍你一顿。”
他说：“我因到厦门等‘交通’，往返白区游击区很多次，所以误了时间。”
他给我带了一百元旅费来，决定隔天动身到港。
我拿着法币到找换店去兑换港币，那个伙计再三端详之后，睁着眼睛问我：“你的纸票是从哪里来的？”
我答道：“咦！这才怪哩，你看我没有钱吗？”
他哼了声：“我不叫警察把你拉去算是好人——你的法币是假的！”
我只好搭讪说，让我去找原人根究，便很快地溜开了。幸亏交通员自己还有路费，因此第二天仍能够顺利地乘船离汕头。此时已是阳历的“五.四”，汕头市的学生正在奉令游行纪念。
到港找到朋友，住了几天，朋友对我说：“张胡子来了，你认得么?找不找他谈谈?”
我说：“是张云逸吗?熟朋友，和十九路军人民政府谈判时我们曾经搭档过，为什么不可以面谈呢！”
在大酒店中见到张云逸，互倾别后情况，使我了解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长征途中的苦斗，也了解了党当前如何在努力争取实行全国和平、一致抗日的政策。他说：“西南许多将领，特别是李宗仁和白崇禧，就说蒋介石不可靠，说我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他继续说：“我对李宗仁、白崇禧等说，和平是当前民族救亡的需要，也是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益的事情，只要是群众要做的事情，我们便要积极去做。至于上当与不上当，我们总还有过经验。”后来谈到南方游击战争的问题，他说：“中央对于南方游击战争的情况，对于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许多同志，异常关心。你最好还是到上海转到延安去报告吧，可以解决得更为圆满。”
我当然一口答应，一面写了一封信，搜集一些刊物，派交通员回去见鼎丞同志，并和他布置以后与上海、香港的联系，一面准备买船票赴沪。
朋友带着关心而又恐吓的口吻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复杂，流氓、拆白特别多，常常捉弄人，野鸡也会拉人，你应该注意。”我想只要遇事小心，我又不是小孩子，怕什么。
上船以后，在官舱房中下铺搭着一不日本鬼，我很怕他是毒贩，把毒品藏在我的行李中，一路上担心地监视着他。七天以后，到了上海，上岸后叫黄包车拉到预定的旅馆，立即出去找到关系。在上海住了十多天，流氓倒没有碰着，但野鸡却经常来麻烦，我把茶房叫来骂了一顿，在房门上挂了“有眷”二字，真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效力，安静许多了。
带我到西安的交通二夫妇，其夫带我，其妻带另一女同志（到延安后才知道她是留日的女艺术家），她带着一个女孩子，一路上逗着女孩说笑唱歌，也颇不寂寞。而且铁道两旁，风景宜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栖霞山下的弱柳，袅袅娜娜，霸桥上的古柳，雄伟壮健。
经过四十八个钟头到达西安。住旅馆后，七贤庄办事处得到“交通”的通知，半夜派了一辆小汽车来，将我接进去。啊，那里都是熟人，有叶剑英参谋长、陈赓和许多苏区时的“小鬼”，我要知道他们的长征故事，他们要知道家乡的情况，拉话一直拉到天亮。
第二天，换上军衣，挎上自己的军用车，北向延安开动。在宜川宿夜，晚上竟下起雪花来。第三天过了洛川，大家都带起五角星的军帽，真是和小孩回到母亲怀抱一样高兴。
到延安，闻讯到车站来接的有罗炳辉军长、刘同志和过去在福建一道工作的李见珍、邓六金等许多女同志，大家拥抱作一团，欢喜若狂。外事组把我送到中央招待所去，这时刚好是端阳节。
盥洗以后，立即去问候中央各负责同志，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到少奇、博古、洛甫、林老、董老、富春等同志都见面了。他们都很关怀我们的安全。听到我约略报告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同志的健康消息后，大家都很满意，嘱我住下来好好休养身体，看文件，写报告，然后再定一个时间讨论问题。接着，便去拜访党校、抗大、总政治部，又去拜访军委中许多江西、福建、广东的老乡，到处大吃他们的酒菜，有几天的时间真是忙作一团。
此时，党的苏区代表大会已经开过，正在开白区的代表会议，总结白区工作。因此，有许多时间让我到各处去参观。半个月后，中央看完我全部报告，毛主席又叫我到抗大去报告一次三年游击战争，到党校去报告一次三年群众斗争。之后，中央政治局正式召集会议，叫我去列席报告，并对当前如何争取和平准备抗日给了一个详细的指示，要我们提高警惕性，不要上顽固派的当。在组织工作上，毛主席给了我们“埋头苦干，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个字的指示。
七月七日，那一天的晚上，毛主席约我去谈话。当时总司令也在座。刚好机要科送来前方的电报，知道芦沟桥已经打起来了。总司令说：“快了一点了，我们还未准备好。”
毛主席说：“快就用快的办法来解决。”
我知道他们有大事要磋商，当即告退。毛主席说，“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隔天，我又参加了延安各界的抗战动员群众大会，听了毛主席的简单而扼要的演讲，他指出：打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抗日救国的目的达到了。打下去，一直打到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话虽然只有十几句，但却是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呼声。
此时主要的工作，是在要求组织部调派几个干部南返，等待“交通”。因此，使我们有眼福在延安看到话剧《母亲》的演出，并参观了“八一”的延安各界运动大会的开幕。
八月二日，中央秘书处借了几匹骡马，送我们(连同调回南方的三位同志）到洛川，待车南下。到洛川时又汇合了徐梦秋、蔡树藩、张世彬诸同志，和许多到前方送别那些出发抗日的部队首长的家属，坐了一满车，到了耀县才各自分道扬镳。
西安办事处此时已经公开，救亡运动也已轰轰烈烈地开展。
我本来想和许多同志去华清池一游，但因从报上看到闽南红三团被敌人一五七师黄涛阴谋缴械，博古催我立即动身南返，以免闽西重蹈复辙。他说：“你自己有办法回去吗？”
我说：“如果有钱，我现在出国都有把握。”
他说：“那你就一个人走，其余干部留下，以免麻烦。不要从上海走，快点从武汉下广州，等武汉打起仗来就不好走了。”
结果，我只带回了一个准备回来当政治部主任的干部。
在陇海路上，宪兵虽然对我带的干部麻烦了一下，但都给我说开了，他不得不向我说声“对不起”。
中元节到了汉口，阳历八月底到了香港，刚好迎接一九三七年九月的香港飓风。到了汕头，敌机来轰炸，汕头正在大疏散，但我已经可以找到地方上的朋发，不会和出来时一样孤零零的了。
由汕头的朋友送我到大埔，由大埔的朋友通知永埔县委派武装到边地山乡来接我，走了两天，就到达下洋军政委老张的机关，往返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我的任务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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