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原名方思琼，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他在闽西南苏区打游击，带领红军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1948年，他在任香港分局书记时，回顾亲身经历，写下《三年游击战争》的笔记，并在香港发表和出版。

敌人撤退以后，很快就知道上了我们的当，因此调动全部力量，又回头来向我“扫荡”。不过敌人这次在部署上，是把主要的力量，放在龙岩的白砂、溪口，宁洋的小溪，连城的姑田，永安的的小陶。撒开了一面大网，互相配合，逐步向着我据点推进，一面把据点纵横三、四百里的乡村的群众，全部移到周围的大乡村市镇，建栅筑垒，限制群众的出入于五里地内，晚出早归，不允许带着粮食、饭包出去，以防济“匪”。

明光独立营营长贺万得，在敌人进攻中，不转移阵地去打击敌人弱点，而和敌人硬打冲锋，结果中弹牺性，部队为敌人冲散，丘尚聪与第一连连长丘立生，只各带数十人冲出重围，分散活动，独九团二营营长刘汉，因自己带着侦察班出去侦察敌情，不掌握队伍，继而温含珍等刘汉未返，也带着一个通讯班过河来与我们联系。谁知在他们二人离开部队时，敌人即向第二营袭击，队伍因无人指挥作战，各自分散。在旧历八月中秋的晚会上，我和老罗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决定老罗到连城南部，我到宁洋西南，去收集部队。



此时敌人知我主力被击溃，更加猖狂地以连排为单位，带着帐幕，露宿“搜剿”，到处放火烧山。我们的粮食给养，因群众被移民并村，也无法解决；幸而群众临走时告诉了我们，他们把有限的杂粮——薯、芋埋在那里，这时，我们只有把薯芋提出来，配搭一点野菜充饥，一面组织部分精干队员，潜到敌人中心腹地及其后方去购买一些米谷背回来支持，但因路途遥远，往返一二百里路，白天又不能行走，所得有限。大家都在半饥半饿中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日子。

溃败的部队，幸亏事先布置了以班排为单位进行活动，因此每个干部都能带住一班半班，各自活动。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和无数的困难，老罗才集结了明光营五六十人，我也收集了第二营七八十人。整个主力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二，这是一个最惨痛的失败。然而要在这“无人地带”生存下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下面就来叙述当时和敌人斗争，保存自己的奇迹。

敌人用尽心机要侦察每个大山是否有我部队潜伏，白天看火烟，夜间看火光，观察水坑中是否有菜叶、米粒、粪尿，观察河流是否有人来往，在各个路口遍糊泥浆，看山路上的茅草向内还是向外、修直还是凌乱，清晨则试探有无露水，密林则以机枪扫射，草山则放火焚烧，搜山则先以主力配置高峰，然后由下面逐渐搜上去。



我们的战士学会了捡枯枝、破细柴，白天烧火不出烟，夜晚烧火的时候，上下左右都围以军毡，不透火光；洗米、洗菜、洗碗筷不掉片菜、粒米，不把油腻污水泼在干地上。大小便随屙随埋。有香味的葱蒜不吃。出入水坑不踏掉石头上的青苔，通过泥浆地时倒穿鞋子，或赤脚倒行，探路的棍子倒截，或是过去以后再重敷完整的泥浆，使它恢复旧观。踏过山路的茅草后，再把它们拨转修直，早晨通过时，注意保存露水蛛丝，过河到对岸先擦干脚，再走沙滩或上岸。敌人扫射密林时，则卧倒不理他，敌人迫近，多则飨以手榴弹，少则活抓。过草地就躲在石头边，以免被火烧着。敌人追击则直插山腰而过，在山里则和他捉迷藏，到了晚上再溜开……总之，敌人有一套杀人的办法，战士就有一套求生存的办法去应付。

明光独立营的炊事班长广昌佬(江西广昌人)和两个炊事员同志，与队伍失了联系以后，三个人只剩一根火柴，别的什么东西都丢掉了，但他们就用那根火柴烧下火堆，埋起了火种，一个多月以野菜山果过活，最后他们都归队来了。

第二营的一班战士，在清流地方和队伍失了联系，他们用了一只洋铁桶，到处烧水煮饭，昼伏夜出，一个多月走了三四百里路，通过了几十次敌人的伏击，最后全部安全归队。

司令部的通讯员陈胜辉，大腿带花，掉了一块肉，伤口腐烂，但他始终跟着队伍行动战斗，永不掉队。伤口只用开水洗洗，贴上一种退炎的野菜（苦菜），谁知竟然结疤生肌。

这种旺盛的阶级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除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做得到以外，古今中外历史都很难找得到的。

战争越残酷，动摇叛变的坏分子越容易暴露。在重阳节那一天，有一个老百姓假装扫坟，偷偷从溪口进入山地来找我们，一见面，便对我说：“你们的同志被捕好多，‘劈面鬼’朱森知道你住在这里，今早已叫各保派向导。请你注意，恐怕不日他会来这里搜山。”说完后便匆匆地走了。

当晚我们便下命令：半夜吃饭，每人带饭一包，将一切炊具藏好，把灶头淋湿灭迹。又搬了一些烂稻草到寮子里的床上，并派两个侦察员到乡村去侦察。敌人果然于半夜到达乡村，拂晓时以两个连配以机枪四挺，在我所驻大坑的左右高峰监视，另一个连从坑口搜索前进。此时我们完全处在敌人火力监视底下，无法迎战，只得匐匍蛇行，爬上石壁，拉出手榴弹准备和敌人肉搏。敌人到了寮子以后，果然中计，都说：“走了走了，大约走了几天了。”这一次我们真是“险过剃头”。

一天晚上，司令部的通讯班长去放哨的时候，竟和一个伙伕带着两支长枪逃跑了。半夜换哨时才发觉，我们只好彻夜爬山迁地，靠向敌人方向。过了几天，那个家伙托了一个老百姓来和我说:“我们的逃跑是错误的，但我们苦不下去了。政治委员和我们共生死，同甘苦，我们是晓得的。我们决不会去危害政洽委员的，政治委员放心好了……”

我只好拿点钱叫老百姓送给他做路费，劝他回家。听说他在回家的半路上给土匪杀掉了，死得多冤枉呢！

旧历十一月尾，敌人又来了，企图在山地全面大“扫荡”，并扬言说，即使我们是一条针，也要把我们找出来。此时我们对应付“扫荡”已经有了经验，以静对动，我们就住在离敌人防地一里的地方，让敌人在大海里摸针。结果敌人白白驻了一个礼拜便撤走了。

此时刘汉也单枪孤身回来联系，他说：“我所带的侦察班，因为在小陶行动的时候，找到几张报纸，敌人在报上造谣，说我们的政治委员被捕牺性，我虽向同志们解释政治委员有办法，敌人绝不能轻易把他捉到……但大家都不相信，都感觉没有主心骨了，因此都想回家去当‘土匪’，在一个夜晚都走光了。”我们和他检查了工作，批评他不应轻离部队，并叫他好好休息一个时期，再行分配工作。

十二月，敌人虽已全部撤退，但部队苦无粮食和冬衣，因此只好将队伍分成四股，每股四五十人，分别由罗忠毅、刘汉、温含珍、丘尚聪和我带领，单独活动，主要任务是进行筹款就食，休养将息，整理教育，打击那些在这次敌人进攻中的反动分子，并帮助移民回来的群众整理家务，安慰群众，巩固和群众的联系，以待机再决定新的行动。三年中最艰苦的一页，就这样度过了。
在一个月的整训期间，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先行打击据点以外反动势力，让据点群众得以复员生息、不受摧残；打绝对有胜利把握的小仗，使士兵们的战斗情绪及胜利的信心逐步提高；对据点周围不太顽固的反动分子施以政治攻势，说服他们暗中和我们合作；对极端反动、曾经杀害我们人员及群众的无可救药的分子，则以“老鹰捉鸡”或“摸瓜”办法，在市镇路上或他们的住所把他们杀掉；同时，我们到处为群众修理房屋，整理田园，偿还在敌人“清剿”时我们吃掉的群众的杂粮，给群众拜年，进行慰问。因此我们的队伍虽然缩小了，但我们在群众中威信依然很高，敌人一撤退，整个的“世界”仍是我们的。

聪明的小文书，把这次反“扫荡”中的许多模范事迹，编成歌曲，作为教育材料，部队与群众，到处演唱。如对陈胜辉同志的带花坚持斗争，他写道：

陈胜辉，

带花在大腿，

皮肿肉烂又生虫，

天天行军不掉队，

无西药，

就用白开水；

苦菜贴上去，

杀菌生肌气力伟，

工农的子弟，

什么困难都能粉碎。

如对广昌佬的饿饭一个多月才归队，他写道：

广昌佬，

真正好！

个半月，

全靠什么来活命？

竹笋，苦菜和野草。

我们一心要革命，要温饱，

胜利的红旗，

永远飘扬永不倒。

元宵节过后，因为敌人大部已撤退，留在周围的不过一个团，我们部队已整训完毕，因此决定四股立即集合，编成一个支队，以刘汉为支队长，丘尚聪兼政委，并决定向敌人空虚的间隙出击，打出一个新的局面。另外，抽调部分干部，配以两个班的武装，向着杭、岩、连边界的贴长及梅花十八洞，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新据点。在会议上，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必须做好群众工作；我们将来要恢复苏区，便不应只是在将来出一支兵马，我们还要创造出一个新的苏区，以此来联系与扩大老苏区。——贴长与梅花十八洞，就是过去上杭、龙岩老苏区向外发展的绊脚石，这个地区的工作一做开，老苏区就可以向外发展成数百里，老苏区和新苏区就能连成一片。假如目前敌人再来向我进攻，我们又多了一个回旋地区，行动更灵活。目前我们的队伍虽然不大，但大家都同意应该抽出部分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

会议后，罗忠毅、丘尚聪、刘汉带着部队，由溪口附近出发，一直向着宁洋、连城、清流几个县城的边界打出去，一来可以补充物资给养，二来可以鼓励民心，再则可以提高士气。老温则带着工作团及部分武装，去开展贴长及梅花十八洞的工作；我和黄参谋及通讯班，在老区附近布置情报、粮食及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反周焕文的屠杀群众、抢劫商店、吞并异己、维持治安、维持现状的工农商学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以便部队回来时，可以打几个漂亮仗。



敌人进攻苏区的东进纵队，这时已经开始向着福州一带撤退的有第十师的李默庵部，第九师的李延年部、第三十六师的宋希濂部。留守连城一带的有卢兴邦的五十二师，留守上杭一带的有李玉堂的第三师，龙岩城则由陈德法的新十师换防。敌人兵力已较前空虚，所以他们着重于守点整训。

支队这次出击，很顺利地扫掉了许多敌人进攻时新组织起来的团匪，并在小陶截击了敌人东撤部队的后方辎重队，缴获了几十匹马和大量弹药。又在陈东坑大河祠伏击五十二师一个营，歼灭一营敌人，缴获轻机枪、步枪百余支。同时，我们对溪口敌人情况已完全弄清，并已拟定好袭击溪口的战斗计划，绘就战斗图表，因此部队乘着胜利余威，秘密运动到溪口旁边，一举袭占溪口镇，消灭、俘虏敌人一百余人，缴获步枪六十余支，花机枪二挺，我们只轻伤一人。驻上杭的敌人第三师，虽然派了两个团来“扫荡”，但因找不到我们，兼之兵力簿弱，不敢久留，游行一周便仓皇撤退。

到五月底，不只整个地区完全恢复，而且贴长、梅花十八洞一带的工作也已建立起来，还成立了数十人的新的游击队，真是气象一新，声威大振。永安、连城、宁洋等县商会，自动派代表来谈判，请求我们保护他们的交通，缴纳保护费给我们。可惜我们当时只懂得保护正当工商业政策，而不懂得税收政策，以为收保护费是土匪的行为，因此拒绝他们的要求，没能利用时机打开更大的局面。



在这个时期，我们感到最苦闷的问题是和外界完全隔绝，与军政委的联系也已中断一年。在很难得到的《厦门日报》上，虽然也零星地看到一些长征部队的行动及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的一些消息，但都是敌人的反动宣传，造谣诬蔑；然而有一点令我们兴奋的，是看到全国抗日高潮的掀起，特别是在一次袭击上下车的团匪的战斗中，居然获得几份《大众生活》与《永生》之类的周刊，知道全国学生抗日运动的英勇斗争，深觉他们赤手空拳还如此奋不顾身以卫国，作为革命军人的我们，应该更好地支持他们。因此，我们立即将这些材料在部队中、群众中、士绅中作广泛的宣传教育，并自动停止打土豪的政策，改为募借抗日救国基金；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口号，开始逐步贯彻在我们的行动中。

当然，这个转变是有困难的。有一次，刘汉从前方叫勤务员送来了一些牛肉，我问他：“为什么有牛肉？”

他说：“这是在小溪杀的。支队长说：我们过河了，没有菜，把那条牛牵来宰了吧！”

当时我便写了一封信去批评他，说因为没有菜就可以违犯政策吗？过了几天，听说刘汉接到我的信后，还责备那个勤务员多嘴。我听了这个消息后，立即把刘汉调回来严厉批评了一顿。我说:“你是一个无产阶级，又是一个老革命，一个部队的最高首长，你对党的政策可以破坏，你怎样去管理你的队伍?你如果不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我只有把你调回后方来反省，我自己到部队去指挥。”

他低着头说：“我愿意纠正错误，我不愿意政治委员自己上火线，因为这对于我们整个工作有妨害。而且政治委员万一发生意外，对于我们的工作将不堪设想。”

谈话的结果，两人都激动得流出眼泪来。

我们计划要筹募一笔款项，足以使我主力能到达龙岩、永定和找军政委取得联系。这时候，独八团的一部分已奉军政委命令，游击到我们地区来找我们，并带来许多文件，其中一份是从白区的地下党得来的，主要是指出“蒋介石力量削弱一分，即是中国人民力量增强一分，抗日必须倒蒋”的意思，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宝贵的收获，好象在黑夜摸索崎岖山道中突然发现了一盏明灯一样。同时，“西南事变”已发生，两广标榜反蒋抗日，福建蒋系部队，都全部出发入粤。当时应该如何决定我们作新的行动，已是很急迫的了。因此我和温含珍同志商定，一同到军政委去报告工作，讨论工作，部队由罗忠毅指挥，并临时下命令宣布，我离开时由罗忠毅兼代理政治委员职务。
和温含珍一行六人，第一天走到了斜背，老百姓很远看见来了生疏人，打了一声“呵呵”，大家都纷纷上山躲避。王思源急忙走上前去，大声喊道：“是者头子来啦！”

我也上前打招呼。他们才回身走下山来。一个老太婆对我说：“秘书长，吓死人啊！前半个月白鬼子总来抢东西哟！”

我忙向她赔不是，说没有叫一人先行来通知，吓了大家，真对不起。

第二天，到了铜钵附近的石山圆，因为有了昨天的经验，便先派人通知了老百姓。因此，一到的时候，茶啊水啊都送来了，大家围成一圈来拉话。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搬回来的，移民的时候辛苦不辛苦？一个老伯伯说：“唉，同志！移了三个月民，白鬼子过年还不让我们回来。你想我们靠山吃山，离开了山，麻竹也没有劈草，谷子都给野猪吃光了，纸槽也荒塌了。住在别人的地方，虽然带了米出去，饭有得吃，但其余什么东西都要买，大大小小一家老少，有了病人的才惨哩，你说苦不苦！”

他抽了一袋烟以后，从壁上拿下一块牌子来给我，说：“你看，这块破纸，用了十个光洋买来的，叫做‘户口表’，一家大小的姓名、年龄都写在上面，白鬼子不时要来清查，如果碰到生人就要拉去，轻者罚款，重则枪毙。你再看下去吧，后面不是有十杀的条例吗？”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我可不管他那一套，白鬼子人来得多，我们就走；来得少，就把他捆到山后干掉他。”回头对着我说:“你晓得吗，我们已经组织了游击小组了。”

老伯伯瞅了青年一眼，继续说：“迈三，你总是性急，你们二三个弟兄没有拖累，当然说走就走，谁捆得住你！可是我们一家老少，走到哪里去呢？再说，做出来的纸，不挑到市场去卖，到什么地方拿钱来买油盐？没有户口证，‘良民证’，出得墟吗？斗争也要，敷衍白鬼子也要，这叫做‘白皮红心’啊。同志，你说对不对?”

我点着头说：“你们说的都很对，应该打就打，不应该打就走，走不了就想办法应付。这叫做文武全才，同心合作。这样才能保护我们已分得的土地和性命财产。”

吃了晚饭以后，我们又彻夜赶路，绕过龙岩城，到城西七八里地的魏金水同志的家乡西山藏起来，准备明晚再赶夜路到岩东的白土。

这里因为离敌人很近，交通站是在一个老太婆家里。天亮的时候，她提了一桶洗脸水走进房子来，很严肃地告诉我们：“我这个交通站叫做‘保家’站，一年中来来往往数百人，担保不会有一个人出事。田里有人放哨，房子门口也有大闺女放哨。但是你们一定要听话，叫你们睡觉，你们就睡觉，叫你们吃饭就吃饭，叫你们不要说话就不说话，叫你们出来散步就出来，否则，不能离开房门半步。邓子恢、邱金声也住过这里，也一样的听话。这是党的决定，也是我的任务，懂得吗?”

我一面望着温含珍，一面连连向她点头，应声“懂得，懂得。”

她说：“我们这一乡都是共产党，去年那个短命鬼朱森叛变后，捉了我们不少人到城里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反水。那个鬼法官才可笑哩，他向大狗伯说：‘你们为什么要济匪、通匪？’大狗伯说：我不晓得谁叫做匪，我只晓得要拥护红军，没有红军我就没有田分，也没有人和我保田。’那鬼法官又说：‘勾结土匪要杀头的，你懂得吗？’大狗伯真硬气，他答：‘我的头可杀，但红军不能饿死！’因此，第二天就给他枪决了。”

说到这里，她眼泪掉下来了。我们便劝慰她，我们一定要为大狗伯复仇，并把话题转到叛徒朱森上来。我问她：“‘劈面鬼’在这一带做了什么坏事？”



她揩干了眼泪，说：“这个天诛地灭的‘劈面鬼’的恶事，说也说不尽。隔乡的三嫂，在朱森未叛变时，敬他是同志，将自己留下来准备生产时补养身体的阉鸡，老酒煮给他吃，谁知这个天良泯绝的“劈面鬼’，叛变后就来捉三嫂，说她是最坚决的共产婆，把她捉去吊死了，一尸两命，幸亏三哥走脱了，不然岂不是‘公妈绝代’？阿哥，你们要坚决，死要死在红旗下！那个害人的“劈面鬼’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和温含珍都点头接受她的诚恳的教训。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她叫我们出来散步，她说这个时候，白鬼子不会出来了。又说：“秘密是很重要的啊！八团有一次在马路边伏击白鬼子，就是因为一个战士打了一个响屁，泄漏了秘密，给敌人发觉，结果没有完成任务。你们说我的话对不对？”

我们都不禁哈哈大笑，一致同意她的意见。

晚饭后，我们临走的时候，她还特别嘱咐我们路上要小心。

只要过了白土墟民团的据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也好象小孩子一样敬谨听教。

半夜的时候，我们通过白土到达后田——这是龙岩的“小莫斯科”。天亮时，碰到许多地方工作人员和游击队，知道这一带敌人如果没有一二百人是不敢来的，因此大家都公开地行动。他们说，再走一天，就可到达军政委的机关了。

龙岩县革委主席陈信材叛变被我们杀了后，继任县革委主席的是一个叫溪兜的女同志，在敌人“清剿”时，她在这里和一个工作人员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小楼上，她枪杀了两个敌人后，自己英勇跳楼逃走，那个工作人员也逃了出来。独八团在反扫荡时，在这里打了很多胜仗，并全部消灭了白土东方的一百多个老团匪。现在这一带的革命工作已经开展到适中南靖去……这些兴奋的故事使我听得忘记吃饭，真是津津有味。



第五天我们到了军政委的机关，碰见子恢同志，知道鼎丞同志回永定上杭去巡视工作，谭震林同志到独八团去了，很快就会回来。阔别一年，其间经过种种艰苦斗争，这样的会晤，其甜蜜的滋味，欢乐的气氛，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和子恢同志谈话中，知道了一年多来各个革命地区、革命队伍，同样度过了残酷的“清剿”，在最近同样都有了新的发展。

独九团挺进闽南以后，在霞葛、绣缎，和广东军阀打了很多仗，并攻下了很多堡垒，战斗虽然很英勇，但这种强攻硬打是错误的，不符合我们当前战略战术的要求。后来撤回到闽西来时，主要干部吴胜、谢同志擅自离开队伍，结果队伍被敌人搞散，吴胜在湖雷家乡附近受团匪袭击牺牲，谢同志没有完成收容失散队员的任务，军政委把他撤职重新分配工作。现在九团收容的士兵，都已经成为干部，新成立了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开展了岩永靖、永和靖的新地区的工作。

独八团是游击战争中最灵活的一个部队，“清剿”初期也打了硬仗，结果政委邱织云同志中弹牺牲。后来纠正得快，因此打的仗最漂亮，消灭白土东方的民团，袭击龙岩城的飞机场、敌人军医院，长期控制住敌人岩漳公路的交通线，巩固了龙岩老地区，发展了岩南漳的新地区，现在准备成立一个二支队。从群众工作和敌军工作来说，他们也是做得最好的。他们包围了敌军时就喊话劝降，通过公路时，曾经有独十旅的两个班拖枪来当红军。敌人守堡的部队如果调防，而接替的部队未到，这时候，群众就会一面拆毁、焚烧堡垒；一面假装打枪战斗；一面叫老头子跌得遍身泥水血污的去向敌人报告，说红军来爆破堡垒了；一面又将乡长或保长捆起来，说是红军捆缚他们的。结果敌人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群众又不致受摧残。

永定和上杭，是经过最艰苦的战斗保留下来的。支队司令刘永生，曾经带了一百多人的队伍，被敌人跟踪一个多月，才甩脱了敌人。鼎丞同志曾经在敌人堡垒下挖洞藏了数十天。郭义为同志在敌人进攻时牺牲了。上杭的坑口莲塘里，整个乡的老百姓都被敌人第三师杀光，连刚出世没有三个月的婴孩都不能幸免。不管这些野兽怎样疯狂、失却人性，我们的战士虽然十天半月无饭吃，单吃杨梅喝山水，但我们仍然在战斗中胜利地生存下来，形成了今天重新发展的局面。

我和温含珍也把我们那边艰苦斗争的局面，做了一个报告。

子恢同志说：你们的政治口号宣传品，我们时时通过商人弄到手，你们做得很好，而土匪工作，更做得出色，我们曾经仔细研究，指示各地向你们学习。

过了几关，震林同志回来了，开会讨论后，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蒋与粤桂的战争，急速发展，以加强与巩固自己的阵地。因此决定留温含珍在军政委政治部做政治工作，要我立即回头去领导岩连宁边的开展工作，并把第二支队调去，加重我的任务为军政委的全权代表，指挥第一、二支队向北发展，但当我走的时候，鼎丞同志还未回来，未免美中不足。

当我从军政委回防地的时候，路经铜钵，知道敌人留守龙岩第三师的一团，一听到有红军活动或工作人员经过，就会派一个排的兵力出来游击，除步枪外，并携有两架轻机枪。敌人每次出来，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失败，这个消息引起我对轻机枪的“兴趣”，决定停留一天，和地方工作人员研究如何去调动敌人出来，并和他们化装去找寻伏击的地形，布置好后，随即回去调动队伍来“接收”轻机枪。

该死的敌人，从老百姓那里得到有“共匪”五六人到乡来召集开会的情报以后，果然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前来搜索。当敌人进入我们伏击圈内，一阵手榴弹以后，我们随即上起刺刀冲锋，不出十分钟，敌人全部死的死，缴械的缴械，我们连一个轻伤都没有，便从敌人手上接过来崭新的轻机枪两挺，步枪二十余支，子弹三四千发。从刘汉到每个战士，都笑得嘴巴合不拢，说：龙岩敌人的枪这样容易缴，真是“相见恨晚”了。



消灭了敌人第三师的一个排兵力以后，第二支队已经开到我们活动的地区来了。当即举行干部会议、士兵大会，第一、二支队的全体联欢大会。我代表军政委对全体红色指战员致敬、慰问，向他们报告了当前一般形势和敌情，以及应该如何去完成军政委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会议后，队伍立即分开去攻击搬到涂潭大土楼的溪口区公所和连城县的梅村乡公所，前者用坑道作业挖空土楼下把它炸毁，后者即以袭击方式歼灭之，共计缴到花机枪二挺，步枪六十余支。然后又向连城朋口、莒溪等大市镇出击，此时根据地周围四、五百里全无敌踪。群众开始在热烈酝酿进行土地改革了。

与此同时，在上杭的七支队，也突然袭击上杭城，并在石灰岭敌人第三师的排哨阵地上，以摸哨方式得到轻机枪一挺。三支队则出击漳平、华安，开展新地区。四支队则由岩永靖向着南靖的山城发展。五支队则深入平和大小芦溪活动，建立了永和靖县革委。永定游击队则发展到河西的武平、蕉岭的五寿山脉活动。整个闽西南都展开了全面的胜利的反攻。



但是，西南的陈济棠、白崇禧、李宗仁的反日倒蒋是假的，在余汉谋的叛变及失“机”以后，一幕丑剧便都烟消云散。我们虽然也知道这些军阀不可靠，但没有想到他们的命运竟这样短促，因而过早地在各个游击区进行土地改革，陷于孤立。同时在“蒋介石的力量削弱一分，就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增长一分”的口号下，我们也多少想“帮帮”西南的忙，因此也用了一部分兵力去扯住由闽入粤的蒋军尾巴，而没有全力来进行自己的发展与巩固工作。西南的“倒蒋抗日”的假面具一揭穿，敌人的全部兵力又回头来压在我们头上了。

鼎丞同志从上杭、永定巡视工作回军政委以后，知道与我们的交通已经打通，写了一封信，要我马上回去讨论工作。并说，为着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必须加强军政委的集体领导，过去那种分散领导的方式，目前已经不适用了，希望我回去后就在军政委工作，在可能的时候，将一支队带到龙岩去集中，准备打一、二个比较大的胜仗，原地区留二支队发展工作。此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了。

刘汉和丘尚聪，因为和周焕文的部下在敌人“清剿”时有过来往，此时又派黄参谋去向他们买一挺自动步枪和一打驳壳枪，结果黄参谋所带的八个短枪队员，连同黄参谋都被周焕文团匪出卖，捉到连城敌五十二师师部枪决，刘汉、丘尚聪一气，把全部兵力打到周匪家里，放火烧毁他的几幢大屋，并杀了一些小土匪，回来报告。我听了对他们说：“土匪工作，特别是带有政治性质的土匪，我经常告诉你们，只可利用而不可信任；即使利用，也应在我力量能有把握控制的时候，这样才不会出岔子。我们只能希望他们慢慢地一步步改造。丘尚聪以前到土匪处喝酒，已经受过批评，而你们还丝毫不警惕，真是‘死猪不怕烫’；烧了他的屋子，杀了他的一些人，有什么用处呢?我们损失了七、八个宝贵的干部，你们想可痛不可痛？！”

虽然打了胜仗，大家都默默地难过了几天，据点内的“土匪阿哥”，也来慰问，并表示要坚决给黄参谋复仇，因为黄参谋是他们的拜把兄弟。

十月，留下第二支队、岩连宁县革委及游击队在原地工作，我与罗忠毅、刘汉、丘尚聪带着一支队，浩浩荡荡由龙岩向着雁石公路进发，经过岩南漳县革委地区，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大会合，决定将全闽西南部队编为二个纵队，以罗忠毅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温含珍为政委，带领第一、二、三支队，在龙岩、漳平、宁洋、连城、南靖、华封一带活动；邓子恢为军政委全权代表，驻龙岩指挥这些队伍。以刘汉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带领第四、五、七支队（此时准备将闽南红三团改编为第六支队），在永定、上杭、南靖、平和、云霄、诏安、大埔一带活动，由军政委直接指挥。以张鼎丞、谭震林及我组织军政委常委，搬到永东指挥全部工作，以开展人口稠密、更接近漳厦潮汕等大市镇的工作，准备一旦抗日战争爆发，能够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

这个准备，在政治任务上来说，完全是必要的，但在军事部署上来说，未免过早集中。因此，当广东军阀三个师入闽配合蒋军向我进攻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又开始增加了。
--
修改:wyid FROM 14.137.135.*
FROM 14.13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