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作出两个重要决定：

一是中央红军避开人烟稠密区域翻越雪山，继续北上，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二是派陈云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向其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


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白区工作部部长，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派他前往最合适。陈云临危受命，毅然接受了任务。

陈云出川前，党中央领导对他的行程和安全保障都做了周密细致的策划。周恩来与他商定了通过公开渠道报平安的暗号；刘伯承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陈云将这两封信隐藏在热水瓶底部的夹层中。

1935年6月12日，陈云与席懋昭见面，席懋昭是中央红军有关部门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共同安排护送陈云出川的人选。“当时两人分别装扮成躲避红军的商人和川军军需人员。”

孟华敏告诉川观新闻记者，从灵关出发，他们在前往荥经时，有一位荥经籍姓熊的人，时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的局长，中央认为可以利用这位熊局长的身份帮助陈云他们安全地到达荥经。所以红军在把这位熊局长逮捕之后，就在陈云一行出发后，故意给了这位熊局长一个逃跑的机会，熊局长逃跑后的路线是跟陈云同志他们相同的，席懋昭发现熊局长追上来了之后就主动上前去跟熊局长搭话，说自己和陈云都是为了躲避红军逃出来的，于是熊局长就跟他们几个结伴同行。

这一路上，由于熊局长和沿途的民兵民团都很熟悉，有他在所到之处民团都是客客气气的放行，陈云一行巧妙利用了熊局长的掩护，次日他们顺利安全地到达了荥经县城，并在那个教育局长家里住了一夜。第三日，陈云与席懋昭经雅安前往成都。


1935年6月中旬， 陈云同席懋昭进入成都，他们拿着刘伯承亲笔信，找到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在银行楼内客房休息一夜，并托胡公著将随身带的恢复上海党组织的工作经费汇往上海。同时，按照出发前和周恩来的约定，托人在公开的《新新新闻》报上刊登了一个《廖家骏启事》，发出暗号，告诉党中央自己一路安全到达成都。“廖家骏”是陈云当时的化名。随后，陈云同席懋昭乘汽车离开成都前往重庆，途中在内江住了一夜。

1935年6月底，陈云同席懋昭到达重庆后，持刘伯承另一封亲笔信找到开中药铺的刘伯承弟弟刘叔禹。并委托刘叔禹买好去上海的民生公司轮船票，在其陪同下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前往上海。

离开四川后，又是几多波折，1935年8月，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等人秘密乘上了一艘前往苏联的客船。

1935年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会议上详细报告了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第一个报告。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该文署名“廉臣”连载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而后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并很快传回国内。该文是最早真实地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和XXX等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领袖的书籍，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陈云出川，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使共产国际了解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现状，对共产国际明确地支持xxx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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