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通过深入解读新发现的周恩来致“联总”艾格顿将军函，可以明白苏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水利社会”，谁能较好解决“水”的问题，谁就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其中运河的治理又是一大关键。苏皖边区政府利用抗战结束后难得的相对和平之机，采取各种措施，促使边区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对国民党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边区政府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先行修复好战争时期受损严重的苏北运河，将其牢牢掌握于自己手中，的确是一着妙棋，如此不仅起到保生产、通航道、安民心的作用，而且在军事上也有很高的价值，在战时能避免边区被分割为东西两半。对此，国民党想必也是心知肚明，大为恼火，所以才会在运河的春修和夏防工程期间屡屡加以破坏，并在汛期时违反历史惯例，始终不开启运河归江各坝，同时又在军事上极力争夺运河沿线。中共则始终坚持将军事斗争和防汛斗争相结合，保卫运河水利成果。因此，国共双方的这场运河角力，在宏观层面固然有内战全面爆发的历史因素，若从微观角度考察，其背后还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这一点同样不可忽视。
1946年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可谓咄咄逼人，不断“攻城略地”，就在周恩来致函艾格顿将军不久，国民党军占领“两淮”，一度使中共军队陷入被动局面。但这样的“胜利”没有维持多久，次年5月被全歼于孟良崮的国民党整编74师恰是当年在苏北骄横一时的王牌主力军。在苏北地区，中共始终坚持武装斗争，游击队和民兵活跃其间，国民党并没有真正控制运河沿线。在接下去的淮海战役期间，苏北人民出人出力出物，踊跃支前，帮助中共取得战役的胜利。
【 在 oldgeng 的大作中提到: 】
: 钱正英文章中未提及的为何要及时治理运河的另一个缘由是帮助民众渡过灾荒。自1945年由春入夏以来，苏皖边区遭旱灾，到7月间又遭水灾，7、8月间又遭蝗灾，灾民占全区人口三分之二，进入1946年又遇春荒。为此，边区政府从组织灾民生产与进行社会救济两方面着手。社会救济所依靠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以工代赈，而大规模的运河修复工程无疑是推行以工代赈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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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边区政府决心尽快启动运河春修工程。就在2月中旬，水利局召开境内运河各汛区修守员会议，整顿恢复了旧河工组织，并规定在职人员一律参加此次运河春修工程。边区政府还发布关于兴修水利的训令，并制颁《苏皖边区兴修水利暂行办法》，使运河春修工程有法可依。建设厅将运河分为三段治理。南段从平桥到邵伯长99公里，属第二行政区。平桥以上到淮阴双金闸（盐河口）为中段，长64公里，属第五行政区。北段从双金闸到邳县，长135公里，属第六、七行政区。三段工程于3月至4月之间陆续开工，做到领导有方，明确任务，干群协作，攻坚克难，讲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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