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沪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耄看了之后对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他的表态同周总理的指示是一致的。上海只开了两次一百人左右的会,《武训传》电影主要摄制人员孙瑜、赵丹等,只在会上作了些自我批评,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本以为这场风波就要结束了,没想到倾盆大雨随之就来。
《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70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耄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日希著有《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揭露,叙述了事实真相。
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斐、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说:“《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耄,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明眼人一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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