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凯丰同志能够正确对待和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他曾经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当与会大多数同志明确支持耄同志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决定撤销他们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时，凯丰同志却仍旧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场上。他的做法应该说并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但在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的这样一种政治抉择，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后，在党中央的批评帮助下，面对着红军在耄等同志的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他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耄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于这一段历史，凯丰同志在6年后回忆说：“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同志又联系实际，解剖自己，对以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党中央的谅解。在延安时期，凯丰同志与耄同志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耄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安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后来，凯丰同志在东北写信给耄同志，汇报《东北日报》工作情况，并请题写报头。耄同志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对凯丰同志表示亲切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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