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治淮与中共的地方政权建设，195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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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淮工程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巨额的财政支持，在中共建政之初，ZY和各省的财力可谓捉襟见肘，所以能够开办的工程必须有所侧重。同时在财力束缚之下，由于皖北1950年水灾的严重性及其领导人在治淮委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而能够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
就财政管理角度而论，建国之初的治淮工程主要由ZY拨款。1950年3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明确将财政收支统一于ZY政府，将主要税种纳入ZY的预算和支出，税款解缴ZY政府金库，税粮全部归入ZY公粮库。这大大加强了ZY对各省的政治影响，[22]这可以说是从财政制度上扭转了根据地时期以来形成的“外重内轻”的格局。[23]在此基础上，1951年政务院又进一步推进ZY、大区、省三级财政制，同时划定了部分税收留存和上解比例，例如华东地区大部分商业税种上解73%，可留存23%，农业税超额完成的部分由ZY和省对半分。[2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建国之初很多税收都纳入ZY预算管理，但当时各省财政都较困难，就安徽和江苏两省而论，安徽1950年财政收入仅近1.17亿元，1952年才勉强达到2.7亿元，基础之薄弱一眼可见。[25]即便是曾经富甲天下的江苏，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江苏1950年农业税收入为2.6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3，工商税收为1.29亿元，占近1/3；到了1952年，工商税收才达到3.6亿元，占全省税收1/2。[26]这里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财政，是包括了建国之初的皖南、皖北、苏南和苏北，因而不难想见皖北和苏北所拥有之财政能力更为薄弱。
因此，各省税收中真正上解ZY的数额并不大，意味着各省财政依然主要在省内支出。例如1950年至1979年间的安徽，其财政收入为272亿元，但净上解数仅为16亿元。[27]
在此背景下，治淮的预算不仅需经过ZY政府批准，同时也需要ZY统筹拨款加以解决，因而工程计划时有变动。1950年，政务院通过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淮河上游的河南以拦蓄洪水的方式适当照顾中下游；中游的皖北则需蓄泄并重，按照最大洪水来量拦蓄洪水，并整理河槽，承泄拦蓄之外的全部洪水；下游的苏北负责开辟入海水道，并巩固运河堤防。最后要求治淮委将工程费用的预算尽快报ZY政府核准。[28]
ZY要求苏北负责开辟入海水道的计划很快就不得不更改了。1950年11月治淮委全体委员会议作出决定，考虑到苏北资料缺乏、勘测需时，人力调度困难等因素，呈请ZY批准暂缓开辟入海水道，转而改进入江水道。事实上，苏北开辟入海水道的最大困难是没有足够的财力从事此项工程。
但在苏北建设灌溉总渠问题上，当时就有副PM和部委负责人提出工程应该办，而相对于ZY能够提供的财政支持，工程规模偏大，有人甚至表示搞这个工程的钱都可以铺到香港了，最后还是周拍板表示苏北人民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牺牲很大，应该支持苏北为了灌溉而蓄水的工程。[29]
同时，经治淮委上报、ZY核准，皖北获得5.3967亿斤大米的工程经费，苏北分得0.98亿斤大米；与之对应的是，皖北预备完成堤防、疏浚、水库土工总计12925万公方，蓄洪指标为72亿公方，将下流的水量从1.3万降低到0.65万公尺每秒，苏北防洪工程土方为645万公方。苏北经费为皖北的1/5左右，但是工程土方仅为1/20左右，[30]原因是苏北的工程以疏浚现有河道和灌溉网为主，意在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同样在11月，根据治淮委的预算，政务院拨给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0.2亿斤，保证工作的开展。1951年，ZY政府又决定把治淮作为全国水利工程的重点，投资10亿斤大米为治淮工程的经费。[31]
正因为ZY掌握着预算批准和经费下拨的权力，治淮委因而拥有具体计划每项工程财政的权力，三省区则需在自己可支配的财政范围内提供帮助。一个典型的例证是1952年度的工程预算，其中大部分亦划给了皖北，因为其要开办的水利工程最多。治淮委还详细罗列了每项大型工程所需的经费，及当年度应由该会下拨的额度，治淮委负责大部分，各地需自己筹集一小部分。皖北的花园湖蓄洪建闸工程总计需7952百万元（旧币），治淮委投资了6393百万元，余款则需皖北方面自己解决；润河集分水闸工程全部经费需14000百万元，治淮委拟拨给13084百万元。[32]
治淮工程浩大，经费又十分有限，除了压缩工程，就是压缩支出，一是执行以工代赈，皖北把治淮工程款分为治淮粮和救灾粮两个部分，后者即为以工代赈。在1951年度的工程中，阜阳专区利用救灾粮动员了13.2万人，完成了961万公方的工程。[33]二是较低的民工补助标准，一些地方实行的是按天计酬，在皖北建湖县，每位民工每天只补助4两粮食，大部分民工自带瓜菜、萝卜甚至菜皮、树叶等饱腹；[34]一些地方则按土方计价，在苏北宝应县参与修建灌溉总渠时，完成一个土方可以获得几毛钱或者一斤左右的米，民工早上稀饭就咸菜，中午米饭加白菜汤。[35]
不可否认的是，在财力如此有限的情况下，皖北和苏北都成功开办了诸多大型工程，并在后续的灌溉和防洪中发挥了作用。当然，在经费分配上，向皖北大型水利工程倾斜的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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