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时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个问题
这个结论是可以凿死的，也是可以有底气说的。
这个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即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中国社会向前走，解决这个时代问题的最重要因素需要一个形成压倒性力量的力量来让中国有序，降低熵增（不一定是什么，常工曾以中国的凯末尔自居，认为中国可以走凯末尔主义，敏感词有理有据驳斥了），要形成这样强大的力量，要么需要非我族类的极端民族主义，要么需要一个高于现代民族意识的信仰来面对旧帝国环境下民族意识的觉醒。
当时只有一个版本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下的列宁式zd（民主集中制，先锋队）。
然而当这个力量已经形成加固之后，马列主义对于当时的时代问题已经完美答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何去何从，是否从实质上完成了历史使命，或者说从哪些方面需要修改演进适应新的历史现实，这是一个新的时代问题，而并不是不可置疑的前提。
以下是对“所以当时只有一个版本答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下的列宁式zd（民主集中制，先锋队）”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及现代民族国家是伴随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因为生产方式的连接变得更加紧密而形成的，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这种推论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德国意大利各邦盟之间会因为这种现代民族的结成而统一，一个是奥匈，俄国，土耳其等四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多民族封建中央帝国会因为各民族之间生产关系的割裂，落后民族的有识之士民族意识的觉醒而解体。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在这种条件下再去讨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边界问题就是讨论空中楼阁的建筑问题。
于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三条不同的多民族封建帝国转型的路线，马克思主义下的伦纳主义，列宁主义，资本主义下的凯末尔主义。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伦纳主义的特征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找寻一条第三条路，在政治上通过代议制的妥协分肥来保持各民族的微妙平衡，民生上推进激进的民生民权保护策略。然而这种理想主义最多就是在维也纳，连萨尔茨堡都影响不到，就更别说帝国的其他民族地区了。
凯末尔民族资本主义的路线，就是通过强化突厥主义，严格取缔泛突厥主义，从而集聚凝结已不再强大的主体民族的力量，在一个恰当的时间窗口，建立一个人畜无害的一定程度上的依附证券，从而建立民族国家。
列宁主义就是在封建帝国主体民族的基础之上，通过建立强大的民主集中制组织，通过建构于更高于民族主义的理想，建立一个多个有民族自决权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联盟，通过超脱于民族国家的国家形式来避免多民族国家的瓦解。
这种多民族封建帝国转型的国家，只有走向革命-现代的象限，也就是用建构在高于民族的理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维系；这种国家受到现代冲击瓦解的过程中是绝不可能走向改良-现代那个象限的，而是会在民粹派凝结主体民族共识的路上越走越远，走向革命-传统象限，也就是多民族国家瓦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瓦解后，一定是国家的瓦解一个可能的本质原因。或者说如果没有苏联，当时的俄帝国也只有瓦解一种可能，而绝不会按照普京设想给今日俄罗斯维持什么沙俄的领土。
实践证明，四个多民族封建帝国的瓦解中，走马列主义的两个保住了多民族国家的不被瓦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能保住基本盘。走马列主义的国家一旦失去了马列主义，就一定会走上联盟瓦解，分裂后再凝聚，形成民族国家的不可逆的道路。
以上是当时的版本答案，在力量凝固之后，版本更新之后，强化的突厥主义可以再走向泛突厥主义，马列主义也可以往民族主义发展，但这都不是当时版本的答案了。
【 在 bloke 的大作中提到: 】
: Joshual研究深入，观点独到，令人耳目一新，由衷佩服。
: 但是，通篇看下来，几乎他提到的各个方面，在现实世界里，可以说都是西方或者说资本主义做得更好或者改进得更好，现实与其理论的反差，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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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xiaojoshual FROM 10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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