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zhuanlan.zhihu.com/p/356902788（上）解谜潘汉年事件——王明的罪孽
孙果达（知乎《史苑踏石》专栏）
潘汉年事件其实源自王明的罪孽。
一、 潘汉年在长征中的秘密任务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中央指示潘汉年：“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中央曾考虑将党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决定下来。现在派陈云和你先出去，就是要使党中央保持着和国际国内的有效联系，不致被长久地隔绝在边远、闭塞的地区。”【伊骐：《潘汉年传》修订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这部公安系统编撰的专著在其内容提要中说：“本书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具体、生动地记叙了潘汉年一生的丰富、奇特和坎坷曲折的经历，首次披露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材料。”
陈云也和潘汉年谈了话。他俩都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过，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赖。陈云对潘汉年说，我们这次要分开走，中央决定让你先行一步，到上海之后我们再设法会合。
潘汉年这次单独旅行，颇有一些传奇色彩。当时红军在贵州抓获了一些贩卖鸦片的广东商贩，潘汉年经过一番部署协调，就化装成商贩，混入被关押的商贩之中，并很快获得他们的信任。当红军转移时，潘汉年策动商贩有意行动迟缓，落在大队人马后面，寻机逃脱。因此，这些商贩都把潘汉年当作义士侠客和救命恩人，一路上处处给予照顾和保护，顺利到达广州。此后，陈云与潘汉年在上海会合，相继乘苏俄商船，从上海到海参崴转陆路到莫斯科。潘汉年随即按王明的指示，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的秘密代表进行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
二、潘汉年回国的秘密任务
1936年初，胡愈之去共产国际汇报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情况，“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潘汉年就此涉及了西安事变中王明的罪孽。
当胡愈之尚在赴俄途中，莫斯科的王明就在2月9日给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写了封绝密信：“我们得知，同情中共的著名记者胡愈之已于1936年1月20日离开香港前往巴黎，以便来苏联作短暂逗留并考察苏联。”“我认为允许他到苏联来是合适的”，“从他那里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与近日抗日事态的发展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关情况。”“因此请您通过联共（布）中央的有关机构取得让他来访的许可。”【《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6年2月9日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为了掌握张学良的动态，王明亲自写信请求季米特洛夫批准，可见其对胡愈之到来的重视。不久，张学良给王明提供了直接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多年驻扎西北，思乡情绪日益严重。张学良决定模仿其旧部和老乡盛世才的经验，依靠莫斯科以重返东北。1933年夏，张学良以旅欧为名想从法国进入莫斯科却未能如愿。此后，张学良开始在国内寻找中共党员，以曲线实现诉求。就在此时，中共中央长征到了陕北。张学良觉得天遂人愿喜从天降，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1936年4月9日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会面并于10日凌晨4时达成协议，主要是张学良提供红军急需的各种物资，周恩来派代表常驻东北军，并帮助张学良的代表赴莫斯科。在10日当天，中共中央就派遣冯雪峰携带通讯密码回沪，并且同时电告张学良手下要员王以哲，说是借道请求保护，其实是告知张学良，周恩来当天就开始落实协议，以确保张学良也立刻开始对红军的援助。
周恩来与张学良达成的协议，以及让张学良的代表前往，必须得到莫斯科王明的批准。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燃眉之急重中之重，以早日解决红军的缺吃少穿。陕北当时与王明的联系，是通过上海的宋庆龄。因此，肤施协议的内容以及冯雪峰赴沪，王明应该很快得知，并迅速做出反应，派出了具体操作者潘汉年。1936年4月中旬，就在肤施协议后没有几天，潘汉年奉王明之命与胡一起回国，于5月中旬抵达香港。
潘汉年回国的任务，据目前能够查到的资料，都认为是王明要他继续单独执行和国民政府直接谈判的任务，并设法把通讯密码送到陕北，以便恢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自长征开始后就已中断的直接联系。为此，潘汉年特地到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专门学习新编密码，用强化记忆的方法带回国。其实，潘汉年回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秘密接送张学良的代表。
三、潘汉年秘密会见张学良
1936年5月12日，就在潘汉年即将到达香港时，张学良要求周恩来到肤施再次会谈。从时间节点看，张学良应该得到了风声。会谈双方决定立即由张学良负责送中共代表邓发，经甘肃、新疆，前往莫斯科；中共中央立刻送张学良的全权代表李杜从欧洲赴莫斯科。张学良显然已经急不可待。
潘汉年踏上香港，很快就与冯雪峰见了面。按照常识和逻辑，他俩会谈的主要内容首先就是关于张学良的代表。而且，潘汉年必须立即会见张学良以求配合，否则其代表问题无从谈起。既然中共中央能够随时联系张学良，潘汉年回国岂能没有张学良的联系方法。因此，潘汉年不赴陕北而盘桓港、沪、宁之间，其实是方便与张学良的秘密会面。
5月28日，潘汉年到香港的半月左右，冯雪峰向张闻天、周恩来发出第一份电报：“李杜赴俄转满洲联络义勇军”，“他本周即动身，介绍他到莫后，由那方给他任务。”【史纪辛：《李杜入党问题考》，《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第89页】1936年的5月28日是星期四，也就是说李杜将在两三天内动身。这份电报起码说明张学良不仅会见了潘汉年，也会见了冯雪峰。据“冯雪峰回忆，在上海见张学良的是他。”【《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55页】否则，无论潘汉年还是冯雪峰都不可能直接与李杜商谈出行事宜，也不可能擅自确定出行人员和出行日期。因此，冯雪峰的报告只能是与张学良、潘汉年共识的结果，而且得到了王明的批准。
据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档案记载：5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苏军情报部外国情报部负责人莫斯柯文给斯大林一份专门报告，说李杜化名王原华，一行6人，3个孩子，要求来莫与苏方商谈援助东北抗日等问题。这就是说，中共中央与王明几乎同时收到了报告。
然而李杜并没有在“本周”出发，究其原因，应该是中共中央看到冯雪峰报告后的紧急叫停，因为张学良当时拥护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后再抗日。如果张学良不改变这样的政治态度，中共中央岂能满足张学良的愿望。
6月10日，张学良亲自驾飞机送中共中央赴苏的代表邓发到兰州准备进入新疆，并为他办理了一切手续。完成了对周恩来的承诺，接着就飞往上海秘密会见潘汉年，商量如何把自己的代表送往莫斯科。张学良没有因为李杜出行的中止而毁约，应该是得知了其中的原委而准备与潘汉年进一步谈判。也就是说，其时张学良与潘汉年或冯雪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随时协调和沟通。
张学良到沪时，“两广事变正闹着，他怕发生意外，把专机停在上海，要刘鼎通知在上海的秘密中共党员，必要时帮他一把。”【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55页】随后的事实证明，双方的谈判结果皆大欢喜。于是就有了以下一幕：
“同年6月，董健吾在上海突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约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在沪西郊外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酒店见面。”“一见面张学良就说，这次是秘密来沪，所以不便约他们在公寓见面。现有他的部下李杜将军(原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共产党员)要途经法国去苏联，乘此机会让他们带3个孩子出国赴苏。”“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把孩子们尽快送过去。”【刘益涛：《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落难上海前后》，《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0页】这就是说，李杜第二次出行启动。
董健吾是原中央特科成员，与张学良有过一段交往。张学良行踪隐秘时间匆忙，如此绝密的消息与孩子的随行许可，只能直接来自潘汉年，以致张学良不得不亲自承担通知董健吾快做准备的任务。换句话说，张学良只有在得到潘汉年明确的答复，才能向董健吾发出信息。
张学良独自在上海秘密活动了一周有余，20日才返回西安。对这一冒险经历，张学良当时在兴奋之余情不自禁地向其共产党员副官刘鼎露出了口风。据刘鼎记述，“张学良回来后告诉刘鼎，他在上海会见了潘汉年。”“张对秘密接头方式感到新鲜，也很满意。张学良在实施肤施会谈协议过程中，对中共更加信任，感情更深了。”【《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第55页】确实，其时张学良与潘汉年并无交往，接头时只能采用秘密方式。
刘鼎所谓的“实施肤施会谈协议”，对张学良而言，其实就是把他的代表送往莫斯科，以便早日重返东北。由于与潘汉年的谈判顺利，张学良大为兴奋，并且立即就兑现了谈判中的承诺，公开表达其反蒋的政治立场。
6月22日，张学良就在军官训练团成立的大会上作了《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这次讲话是张学良在东北军内第一次公开表明抗日的决心，彻底否定了过去自己的拥蒋武力统一中国，再去抗日的错误主张，肯定了只有抗日，才能统一。”【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开始公开其反蒋的政治立场，以博取中共中央，尤其是莫斯科的认同。几天后，李杜就准备第二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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