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克飞，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专栏作家。
1923年，即民国12年，中英两国草签《中英威海卫条约》。在当年的第38期《向导》周报上，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撰文，高呼“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
梁如浩，即民国政府任命的“接收威海卫委员会”委员长，本次中英谈判及签约的中国代表。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流传不广，梁如浩也因此并未成为人尽皆知的“汉奸”，子孙后代亦未因这个“出身问题”在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中倒霉。他如今声名不彰，倒也焉知非福。
近年来，史学界逐渐正视五四运动的狭隘之处，尤其是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后来影响极大，很多人片面强调主权，甚至以破坏取代建设。在外交领域，这种倾向极为明显，尤其是每逢外交谈判交涉时，某些人往往不问是非、不问客观情况，主观判定外交官员必然卖国，甚至有些时候会出现谈判尚未开始，外交官员已被攻击为“汉奸”的情况。
其实，梁如浩作为接收威海卫的督办官员，在与英国人商讨各种条款的过程中并无什么真正的卖国表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对于弱国而言，每进一步往往要付出十倍甚至百倍于强国的努力，晚清与民国的许多外交官们，在谈判桌上尽心竭力，个中辛苦与勇气，绝非坐在家中嚷嚷两嗓子救国、骂人几句汉奸可比。而且，毛泽东对梁如浩的指控主要基于当时的另一位谈判参与者陈绍唐的声明，根据史料分析，陈绍唐对梁如浩的种种抨击，实属污蔑（后文详述）。
【袁世凯麾下干才】
梁如浩是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名滔昭，号孟亭、梦亭，字如浩，珠海唐家湾人。他赴美后，先后就读于哈德福德中学和史提芬工学院。
1881年，留美幼童回国，他被分配到到天津西局兵工厂任绘图员。1883年，清廷筹备在朝鲜开办海关，唐绍仪被德籍顾问穆麟德选为随员，他随即向穆麟德推荐了自己的两位老同学、也是其香山老乡——蔡绍基和梁如浩。
三人赴朝后不久，唐绍仪便结识了袁世凯，并被袁引为心腹。他随后又再次推荐蔡绍基和梁如浩二人，三人都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幕僚。
1894年，梁如浩跟随袁世凯回国，被委任为关内铁路运输处处长，后升任北宁铁路总办。当时的留美幼童，在铁路和外交领域最为活跃，梁如浩便是如此。1902年，他得清廷委派，负责由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关外铁路，并筹划铁路沿途的商贸开展工作。到了1906年初，袁世凯在奏折中对梁如浩大加褒扬，称“经该局总办道员梁如浩等，督率华、洋员司切实经营，洪纤毕举，遇事殚心筹划，设法招徕，使全路一千五百馀里商货灌输，贸易往来日见兴盛，所收车脚进款，顿形畅旺。除一切开支及按月摊还借款本息外，约共结余银一百八十余万两。”
1902年5月至1905年7月，他又任唐山路矿学堂（即后来的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即校长）。卸任监督后，他又被派驻荷兰，其间还捐资升任候补道。
1906年，他接受了一个新任务，这或许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那条创造了诸多历史奇迹的京张铁路，其主持建设者除了家喻户晓的詹天佑之外，还有位于幕后、出力奔波的他。
【与詹天佑共修京张铁路】
早在1902年，慈禧有意次年“展谒西陵”，还突发奇想，打算乘火车前往。西陵当时并无铁路经过，所以需在高碑店到梁各庄新筑一条支线，限期六个月。
既然是修铁路这等高科技玩意儿，按惯例自然得使用外国工程师，可英法两国为此事争得不可开交。眼看期限临近，袁世凯这位晚清能臣果断打破僵局，决定撂开争执双方，由中国人自己修筑。他让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办的梁如浩兼任西陵铁路总办，由詹天佑为总工程师。
梁如浩与詹天佑这对当年的留美同学齐心协力，用四个月时间修完了这条只有43公里的铁路，这也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筹建、设计和施工的铁路。
这条铁路的修建，不但使得梁如浩和詹天佑二人平添极大声名，也使得梁如浩得以在官场上走遍各路“肥缺”。此后，他先是担任锦山海关道兼关内外铁路总办，其后又转向海关领域，先后担任天津海关监督、牛庄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和上海海关道。
在担任关内铁路总办期间，梁如浩不但解决了京张铁路经费问题，还帮助老同学詹天佑名垂青史。
当时，清政府有意提取关内外铁路盈余，用于修筑京张铁路。关内外铁路本是清政府向英国借款230万英镑所修筑，英国人通过借款掌握了关内外铁路的控制权，将铁路每年的丰厚利润都存入汇丰银行，作为清政府的还款保障金。清政府想拿这笔钱来用，必须要先得到英国人的同意。
梁如浩负责了这场谈判，他代表清政府提出，关内外铁路收入中，除划出6个月还款本息给中英公司外，其余全部提取出来用于修筑京张铁路。英国人则要求“备存一年本息”，梁如浩并不让步，坚持谈判，最终使得英国人同意此要求，这是晚清政府在外交领域难得的闪光时刻，梁如浩立下了大功。而且，在京张铁路的建设中，经费基本做到顺利调拨，未借任何外债，全靠梁如浩在关内外铁路盈余中经营筹划，亦是大功一件。
就这样，他与詹天佑一起承担了京张铁路的建设工作。
詹天佑能成为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司，也与梁如浩有极大关系。二人在留美期间就关系极好，回国后亦始终保持联系。作为袁世凯的亲信，梁如浩举荐了詹天佑，并给了他修筑西陵铁路的“露脸”机会，二人在西陵铁路修建中的默契合作，更使得外界对这对搭档平添信心。此外，早在京张铁路筹备期内，梁如浩就在关内外铁路局调了陈西林、邝景阳等多名工程师支援京张铁路局。
如今说起詹天佑，那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但梁如浩却声名不彰，令人喟叹。
【官场沉浮】
正当梁如浩在官场上摸爬滚打时，一封弹劾的奏折出现了。
1906年，被誉为晚清忠臣的学者梁鼎芬上奏折弹劾袁世凯，其中便提到了梁如浩等袁世凯心腹，指“梁如浩、蔡绍基、刘燕翼等，以行贿而任关道，纲纪荡然。恐自是以后。人知有奕劻、袁世凯、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矣。”
梁鼎芬是广东番禺人，晚清著名学者、藏书家。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早年曾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因弹劾李鸿章声名大振，却也因此被贬。后来，在张之洞提携下，他重返官场，还得授二品衔，却又一次因言获罪，他先是弹劾庆亲王奕劻，其后又弹劾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说他“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此举再次引来慈禧大怒，梁鼎芬“引疾乞退”。
后世对这位清室忠臣评价极高，认为他一团正气、不畏权势。具体到这件事，因为袁世凯早已被历史定为大反派，梁鼎芬的弹劾便更显正义。其实，梁鼎芬为人正直敢言不假，但官场弹劾，并非永远是一方正确一方有罪。将梁鼎芬的这份奏折视为正义宣言，其实也失之偏颇。
晚清时期的官场倾轧，许多时候与其说是忠奸之争，不如说是观念之争。守旧派中不乏清正之士，但观念陈腐，革新派中亦不乏袁世凯这种热衷投机的实用主义者，但却真正推动了时代进程。
仅以此事来说，袁世凯固然贪权，但野心勃勃的他志不在敛财。如以今日眼光来看，他手下的班底多是时代精英，真正的干才，绝非八股腐儒可比。在铁路、外交、电报和海关等领域，若无袁世凯的班底，清政府简直寸步难行。像梁如浩这样的人才，无论在铁路局还是海关道，都政绩斐然。八股取士出身的守旧官员，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束手无策，却又对新派实干型官员看不顺眼，甚至处处刁难。慈禧对梁鼎芬的奏折十分不满，其实也是客观反应，她对梁的评价更是到位，“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弹劾，尤属非是。着传旨申饬”，“沽名”和“空言”这两个词，道出了历朝历代不少“清官”的真相。清官固然可贵，但也有不少清官求名多于实干，若被皇上打一顿，便是可留名于史的荣耀，甚至为了求名，不惜以恶毒攻击或吹毛求疵来显示自己“敢言”。这样的所谓清官，往往有德无才，矫枉过正，破坏大于建设。
1908年，慈禧去世，袁世凯亦失势，罢官回乡，韬光养晦。梁如浩作为袁氏心腹，亦辞去外务部右丞的职务。
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风雨飘摇，被迫让袁世凯重新出山，梁如浩亦被任命为邮传部副大臣。不过此时的梁如浩正在广东老家隐居，广东已然独立，时任都督胡汉民提名其为广东交通部长。
唐绍仪当选民国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后，曾在组阁时提名老同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但未获参议院通过，这显然与当时北洋系与革命党人之间的斗争有关。
【民国外交官】
1912年9月，袁世凯任命梁如浩为外交总长。
据名记者黄远生记载，梁如浩上任后曾向各国驻京公使发出通告，希望各国公使前来会晤。以外交惯例而论，外交总长高于公使，在官署接见公使实属正常。但外国公使们却找借口不来，认为之前清廷的外务部尚书上任后都主动拜会各国公使。这个理由其实是在混淆概念，因为清廷在外交领域的最高官员应是外务大臣，外务部尚书只是副手，将外务部尚书这一职位等同于外交总长，无疑是错误的。不过也正因此，民国政府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外交真空期，作为外交总长的梁如浩，只见过法国公使，其他各国与之皆无联络。这也导致了外交消息不畅，俄国趁机在外蒙问题上加快动作。
当年11月3日，俄国与蒙古活佛签订《俄蒙协约》，梁如浩随后提出抗议，称“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11月8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面见梁如浩，将《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递交，声称“俄国与之订立条约，惟措词甚慎，始终并未提及蒙古脱离中国之语”，要求“中国在外蒙不殖民、不驻兵、不派官。”梁如浩则作出强硬声明：“中华民国继承前清之权力，外蒙古仍为中国之一部分，不能擅与外国订约”，“外蒙之事，全属内政问题。”
据载，梁如浩希望刚刚创建的民国可以采取强硬外交路线，但未获认同，于是提出辞呈，隐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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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梁如浩重新出山，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1922年，他被任命为“接收威海卫委员会”委员长，次年与英国草签《中英威海卫条约》，引来争议，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毛泽东撰文痛斥梁如浩为“汉奸”。
其实，这场长达40轮的谈判异常艰苦。英方开出的条件十分苛刻，梁如浩其间曾一度中断交涉，回京请示。据载，为了尽快收回威海，也为了给回收其他租界开个好头，梁如浩作了小小让步，英方在整体交还威海卫之后，可无偿租借刘公岛十年，同时英国人可参与市政管理。这些让步当然有损中方权益，但参照晚清以降的外交状况，能够将租界收回，已是难得胜利。
2010年曾出版一本好书，名为《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作者唐启华。在这本书中，详细记录了北洋政府在外交方面的种种努力。1949年后，因为阶级史观、意识形态的缘故，北洋政府成了腐朽无能的反动派，历史遭到湮灭，直到近年来，人们才重新审视北洋时代和那时的精英。至少在外交领域，他们的努力和功绩，都足以令前人与后人汗颜。
但此时梁如浩的种种努力，却被山东人陈绍唐选择性无视。这位陈绍唐也是参与交涉的官员，却在关键时刻扮演了“愤青”角色。
威海卫于1898年被英国以“专为抵制沙俄”的借口强租（沙俄当时强行租借了大连和旅顺），在清政府与英方签订的《中英议租威海卫专条》中，规定英国“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地方”，“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即25年）。日俄战争后，在战争中失败的俄国被迫将大连和旅顺交与日本，所谓“专为抵制沙俄”的借口不再成立。清政府曾一度将借机收回威海卫，但英方的陆军部、海军部和殖民部均认为威海卫地位重要，不可退还。即使是认为威海卫可归还中国的英国驻香港总督弥敦，也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即要求中国政府将香港的九龙和新界由“租借”改为“永租”。最终，英国拒绝交还威海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次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希望各国交还租借地的要求，但和会拒绝讨论此事。1921年底，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除要求日本归还山东、废除“二十一条”外，又提出撤废中外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种种束缚。顾维钧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法国代表魏裴尼亚也发表声明，称法国准备随同各国在适当时机有条件地归还在华租借地。这迫使英国进行表态，1922年2月1日，英国代表贝尔福发表声明，表示“惟威海卫即可归还”。
这一声明意味着威海卫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以和平谈判方式归还的租借地，但它的谈判从一开始就十分艰难。1922年2月3日，贝尔福致函施肇基，表示“必有若干事项须互相解决，以期两政府满意，然后方能实行交还”这些“若干事项”包括准许英国船只夏季使用威海卫，以装卸、存储海军军需物品；保留上述事项所需产业；借用海面训练海军；保护外人财产权；准外人参与市政；中国允准建筑铁路以联络威海卫与内地；还要求“设一中英委员会，就地研究此问题，并向两国政府建议办法”。
随后于4月开始的正式谈判，英方始终坚持上述要求。梁如浩则与对方艰苦谈判，到了1922年10月7日（此时谈判已近半年），北洋政府决定将威海卫码头自行开辟商埠，其余重要区域仍保留备作军港。但英方仍希望续租刘公岛10年，以及期满后可续租之事。因为刘公岛一直被英国海军用作避暑场所，也是英国舰队在中国北方的供应站和驻地。为达到续租刘公岛的目的，英方要求中国应就英国在威海卫所交还的土地、房产的购价与改造费用给予经济补偿，其初步估价为200万元，梁如浩并未答应。
1923年3月，中英双方在北京继续开始谈判，互相提出议案。4月19日，“梁如浩变汉奸”事件的另一主角陈绍唐出场，被清政府任命为威海卫接收事宜的帮办。至5月31日，双方终于议定《接收威海卫委员会中英委员协商意见书》，即草签的《中英威海卫条约》。重点内容包括刘公岛借与英国海军十年，期满后双方同意的条件下方可归还中国；准许英国舰队在刘公岛度夏以及在岛外海域操练；威海卫港区设董事会协助地方行政长官处理市政，董事中外国人不得少于两人，中国人不得多于五人……
这些内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中国利益，一时间群情汹涌。其实，早在1922年9月，山东民众就曾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无条件收回威海卫。至《接收威海卫委员会中英委员协商意见书》出炉后，陈绍唐将之公诸于众，并在山东旅京同乡会上发表声明，声讨梁如浩，在《晨报》上登出，声明中写道：“梁督办居心媚外，向英人献保留刘公岛之策。威海卫之交还关系军事上甚巨，梁氏甘心卖国，以无条件的交还，变而为继续的租借，且变而为永远的租借，无非另有交换，专谋利己……梁氏知余不可以利动，乃继以威胁。至激烈不能相下时，梁氏往往拍案厉声向余曰，此事我有全权办理，往往指挥左右将余扶出门外。余愤不可遏，曾屡次拟以身殉。一日余随手取一砚即欲向头自击，某英人观之大惊，向余劝阻，梁氏毫无所动也。”毛泽东恰恰是以陈绍唐的单方面文字为依据，号召“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
据载，当时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和蔡和森等人，在中共机关报《向导》周报上连续发表《英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英国与威海卫》、《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国人还不急起抵制英国亡我的侵略吗？》、《国民党应号召国民反对英国的侵略》和《山东人民为威海交涉而奋斗》等一系列檄文，认为“威海交涉，关系全国命脉”，“威海之吞并危在旦夕”，号召全国“急以对日手段，来抵制英国之侵略”，“何致前此能去曹章陆而今不能去一梁如浩”。
这些举措看起来自然是“爱国运动”，但所谓“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又谈何容易？从晚清到民国时代，外交官并非中国局势的制造者，却要在具体外交事件中为国家积弱“买单”，一番忙活后还得背上“汉奸”骂名。
具体到这件事，另一位山东人陈干的意见则更为中肯。陈干是老革命党人，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率民军击败清军张勋部，光复徐州，后曾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咨议。他曾全程参与中日青岛交涉、中英威海卫交涉，在他看来，陈绍唐的愤激恰恰中了英国人的圈套，英国人可以借机拖延谈判，百害而无一利，“一、土地放弃，英人在威海尽可以从容经营，将来结果，契约有效与青岛案同等之害。二、外交孤立，所有各种应收回之事恐说不着。三、此关已破，恐各国协以谋我，虽欲呼冤，不知向何国呼起”。他曾写道：“弱国外交无便宜可占，只怕悬搁，使英、日得以从容开辟。起哄者有人，负责者无人。那些号称爱国者的用心，不外乎将二案断送，使陈某（指陈绍唐）少有树立。但只能徒供地方牺牲，将祖宗墓断送，名为爱国，其实害国，名为保乡，其实害乡。”
陈绍唐作为外交官，其实理应知道中国此时的外交现状，懂得以退为进、以时间换空间的道理，此时举动看似拳拳之心，其实是为了虚名，而且也有利益关系作祟。当时山东政局复杂，派系林立，某些派系利用外交事件，捏造不实之词，煽动民众情绪，以图从中得利。
梁如浩面对陈绍唐的诬陷，愤怒不已，表示“确非事实，毫无凭证”，同时也心灰意冷，辞职而去。从此离开政坛，专心于慈善事业。
因为国内的反对，加之北洋政府政局动荡，威海卫归还一事最终搁置。直至1930年4月，双方才结束谈判，草签协定。同年10月1日，国民政府与英方在南京互换批准书，同日，中国海军亦抵达威海卫，举行中英交收威海卫典礼，直辖于南京政府行政院的威海卫地方行政机构——威海卫管理公署亦于同日正式宣告成立。威海卫就此被收回，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和平谈判方式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回的租借地。
此时的梁如浩，仍隐居天津。晚年的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1941年10月，他在天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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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hotpear FROM 106.120.64.*
FROM 106.12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