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王太庆先生
李晨阳(lic@cwu.edu)
王太庆先生逝世已经有四年多了。四年多来，每逢想起太庆先生，我的心中总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我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界遗憾，因为它失去了一位极为难得的学者。我为太庆先生遗憾，因为他还有那麽多的事情没有做完。我也为我自己遗憾，因为没能再见恩师一面。
王太庆先生是我国优秀的西方哲学学者和翻译家。数十年来，他的译作引导和帮助了一大批人进入西方哲学领域。在六、七、八十年代，国内的一般人看不到外文原著。他主持统稿定稿的北大哲学系翻译的那一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是当时人们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主要教材。可以不夸张地说，离开了那一套译著，中国那一段的西方哲学教育的历史就得重写。我本人当年就是捧着那一套书走过来的。
我最初认识太庆先生是在七十年代末。那时他刚刚结束由政治问题而导致的多年外地流放生活，回到北京大学。他给我们哲学系七七、七八级的学生讲授西方哲学史。平心而论，太庆先生不是那种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教师。但是他的知识面很广，讲起课来很认真。我从他的课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当时非常羡慕他通好几门外语的本领。大学四年级时要写毕业论文。我有幸有太庆先生做指导老师。我选了休谟的怀疑论做题目，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方法讨论休谟的怀疑哲学在哲学史上的积极意义。太庆先生对我的论文做了很高的评价，给了我很大鼓励。一九八一年底快大学毕业时，我考上了北大西方哲学史硕士研究生，同班的还有尚新建，杨君游，和韩水法同学。我们的指导老师是齐良骥，朱德生，和王太庆三位先生。齐先生是著名的康德专家。朱先生擅长提问题，富有启发性。王先生则对西方哲学原著十分精通。读研究生期间，我与太庆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很忙，家里的工作室里总是摆满了各种稿件。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我记不得当时他家里有没有电话。只记得我们几个学生有时晚上不宣而至，和他海阔天空地交谈。我们一到他家，他就放下手上的活，让我们尽兴地聊。
太庆先生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人。他对我们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鼓励我们好好地打基础。他带我们逐字逐句地读英文哲学原著。记得他让我们研究生在课堂上一段一段地翻译课文，然後进行讨论。当时搞西方哲学的人都一心扑在外国的东西上。太庆先生认为我们应该有广阔的知识面。他特地请张岱年先生给我们开中国哲学史料学的课程。我本人受益颇深。北大流传着做学问应该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的说法。每逢想起这句话，我就联想起太庆先生。当时不少研究生导师都带领学生编书写书。太庆先生手里有接不完的活，我们想请他带我们做点事。他总是说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地学习，打好基础，将来会有做不完的事情。太庆先生是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学者。经过他的手的稿件，不但文字处理的好，就连在什麽页码上用几号字，他都酌定地很得当。据说，出版社几乎不再用编辑过手就可以直接排印。王先生强调，翻译要讲信达雅。要忠于原著，把原义表达清楚，还要有可读性。不然，会误人子弟。这在那个不少人为了评职称而粗制滥造的年月，实在是太可贵了。
一九八四年夏天研究生毕业后我留系任教。能与太庆先生做同事，实在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我一九八四年夏结婚时，太庆先生送给我一本金岳霖的《新知识论》作为纪念，鼓励我认真读金先生的书。我深深地感谢太庆先生的美意。当时在西方哲学教研室教书的有齐良骥，朱德生，王太庆，李真，杨适，汤侠生，陈辉钦，靳希平，和李旭光老师。加上我约有十人。有一段时间，研究印度哲学的姚卫群老师也在我们教研室。教研室里的人事关系很好。太庆先生等人编的由商务出版社发行的西方哲学资料选辑挣了不少稿费，成为教研室的小金库。逢年过节，教研室的同事们聚在一起聚餐喝酒。一位年轻的同事私下对我说，这些钱其实主要应该是王先生的。他自己不装腰包，真是大公无私。太庆先生很谦虚，很尊重教研室里的其他老师。在北大,人们称有学术造诣的老师为“先生”。当时，杨适老师对早期马克思的研究刚刚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开始有些名气，成为北大哲学系中青代教师的学术代表人物之一。太庆先生在教研室会上带头称杨适老师“杨先生”。杨老师直说不好意思。这大大增加了我对太庆先生和杨老师的尊敬。他们两位先生使我真正地理解了“同事”这个词的含义。
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我与太庆先生的接触就更多了。太庆先生不但视名利如粪土，他也是一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他在工作中总是公事公办，从不拉拉扯扯，毫无党群苟且之事。他的学者为人之道，对我们今天在学术圈子里的人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一九八五年到美国后，曾给太庆先生写过信。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四年我重返北大校园，曾专程去看望太庆先生。记得一九九四年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他手里有一大堆儿活，又没有助手帮他。我觉得很可惜。如果他能有个得力助手，他会在有生之年出更多的高质量的作品。我离开他家时，请他好好保重,说我下次回国会再去看他。遗憾的是，我一九九七年回国时因为还要赶着去日本和台湾，没能去北京，也就没能去再看看太庆先生。真没想到，从此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在我心目中，王太庆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他的一生并不轰轰烈烈，但却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虽然他也写过哲学研究文章，但是他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上，甘做他人的铺路石。在有些人眼里，太庆先生是一个“搞翻译”的，算不得哲学家。他的“名气”也许不如有些专心从事哲学写作的人那么大。但是，太庆先生的译著成果卓著，教育了一代人。他对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我下次回到北大，一定会去再看看太庆先生工作过的地方。我会坐在未名湖畔回忆这位不计名利，兢兢业业的学者，我的恩师王太庆先生。
2004初于美国爱伦斯堡
2004秋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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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hotpear FROM 106.1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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