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师到导师
自从为科尔奈做助理研究员，我和他的交往变得深入和亲密，让我切身感受到他的许多特点。
科尔奈非常严格，有时近乎苛刻。这种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很愉快地接受。因为我有工程背景，工程上的要求是极其严格苛刻的。但是，科尔奈教授有时候“过分”地严格。比如帮他收集的数据，他认为我的表达和解释不够清楚，不够充分，流于肤浅，或者是容易误导，这种时候他会说出一些非常尖锐的话。那时，我会感到难以接受，甚至感到沮丧和烦恼。但是现在来看，这些尖锐的批评对我长远的学术生涯都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科尔奈的课是让我受益最大的课，也是我成绩最好的课程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课不考试，而是要写一篇短论文（term paper）。我写的论文是比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典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是他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中讨论的内容。我这篇短论文是我自己收集的材料，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比。他给了我A+。这是我在哈佛念书期间成绩最好的三门课之一。
为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我选择科尔奈做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所以我在哈佛的整个生涯中，科尔奈既是我的授课老师也是我的导师。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作为我的导师、也作为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在我博士论文的签名栏永久性地留下了他的署名。
作为导师的科尔奈教授很严厉，但是作为长辈，他对人非常亲密，超出了和蔼可亲。比如他会时常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太太亲自做饭。在哈佛时他住的服务型公寓，是哈佛大学帮他安排的，离肯尼迪学院很近。我仍然记得第一次去他家时的情景，他家里的布置很有匈牙利民族艺术的味道，他太太做的美味佳肴也是匈牙利风味。从此在我们的私人往来中都以朋友方式，称呼他和他妻子为雅诺什和苏萨。
后来我也请雅诺什和苏萨到我家来吃晚饭。那其实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家里请老师吃饭，以前在国内都没有过。那次最让我吃惊的是，他进我家的时间跟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是如此的精确！简直匪夷所思。后来他告诉我，他对守时看得非常重。为了守时，他提前开车到我家门外，就在车里等着，时间一到他就准时按门铃。
这让我非常震动。因为我们是师生关系啊，他在学生面前，对自己的要求也如此严格。而且他还带了礼物给我，是一本匈牙利文的小说。他当时讲给我听，为什么这本小说是他最喜爱的。
科尔奈的兴趣非常宽泛。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莫扎特，他们夫妇经常去听古典音乐会。记得在我教书多年后，曾经同他们夫妇、马斯金夫妇以及马斯克雷尔（Andreu Mas-Colell）夫妇一起在波士顿音乐厅听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中间休息时，他提起那天钢琴演奏家在演奏时纵情欢唱的有趣情景。
他还特别喜欢看电影。当时还没有DVD，都是录像带。他就在哈佛广场租很多录像带回家去看，什么都看。他当时看了《霸王别姬》和《红高粱》之后，还跟我们讨论。他非常赞美巩俐的演技、魅力及美丽。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初遇科尔奈
: 我最初认识科尔奈教授是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那是1986年的春天，科尔奈在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中国同学还有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茅于轼，以及在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访问学者的樊纲，也同我们一起旁听了这门课。如果没有记
: 错，邹恒甫和胡祖六也曾旁听过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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