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
科尔奈非常在意每人的为人，超出学术之外的为人。他在为学生写推荐信时，除学术之外，只要有可能，他总还要评价这个学生的为人。大量的学术和非学术的交往使我们从师生变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大量地讨论社会zhu义体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我们各自的经历和观察。
我向他谈及我的个人经历：我父亲曾被打成“you派”，我自己曾被打成“反gm”，曾经在农村劳动十年，包括作为反gm被lao改等等。他觉得所有这些悲剧都像他自己的国家，他的身边发生的事件一样熟悉。在《社会zhu义体制》这本书的序言里，科尔奈教授写到，他的一个中国学生曾经在农村经历过折磨，现在坐在他的课堂里。他指的即是我的经历，也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那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的经历。
我们之间的亲密交往和理解，还因为一些重要的事件而深化。在我正在写论文的时期，北京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在那一两个礼拜里，除了在办公室谈话外，科尔奈还请我们到家里深谈。跟我们一样，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新闻。当时北京发生的一切把他带回了1956年的匈牙利。他觉得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祖国曾发生的事情，深深地揪着他的心，使得他不能做别的事情。
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当时这个事件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情绪非常急躁，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生政治活动，基本上荒废了学业。直到后来科尔奈找我，跟我非常非常认真地谈话。他讲述了自己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所做的决策。然后告诉我：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要么你就去做一个优秀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做一名优秀的学者，你不能做半个学者半个政治活动家，这是不可能做好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这次谈话对我非常重要。从此以后，这个忠告我一直记在心里。到底我们该怎么为社会做贡献？怎样做，才能够最好地贡献社会？我自己后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的长处，我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地方，是我的学术研究。这是他对我特别大的影响，超出了学术范围，关乎我的人生选择。当我从这本自传中多次读到相关的叙述时，我觉得二十年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夜。
我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得到了几个不同机构的聘请，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我去征求科尔奈的意见。当他听说伦敦经济学院想要聘请我，他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在西方工作过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得益匪浅。这在我决定加入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多位同事都常常跟我讲起他们同科尔奈教授的交往。例如，已故的威尔斯教授 (Peter Wiles) （他曾是当年大力推动伦敦经济学院聘请科尔奈的人之一），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哥穆尔卡（Stanislaw Gomulka），德赛勋爵（Lord Meghnad Desai），雷雅德勋爵（Lord Richard La牙rd）等。
我到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以后，一直和科尔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我曾多年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兼职。那段时间，除了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每年有四五个月在HIID做研究。因此仍能经常见到他。
记得大约在1994年，科尔奈曾请我在他的课堂上给他的研究生们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讲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同东ou、中ou和前su联国家的巨大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从中国的制度和历史角度做了解释。
我讲完之后，科尔奈表达了鼓励，但同时当着所有学生对我提出了批评。他批评我忽略了大量的政治内容。他说，虽然我省略这些内容的原因，对那些了解中国的年zhang者完全能够理解。但这种忽略的方式，会让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包括中国的年轻人误解，误认为大yue进和wg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发展起了好的作用。实际上，他对我各个方面的批评或提醒在二十几年里是一贯的，这一直是我们亲密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从老师到导师
: 自从为科尔奈做助理研究员，我和他的交往变得深入和亲密，让我切身感受到他的许多特点。
: 科尔奈非常严格，有时近乎苛刻。这种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很愉快地接受。因为我有工程背景，工程上的要求是极其严格苛刻的。但是，科尔奈教授有时候“过分”地严格。比如帮他收集的数据，他认为我的表达和解释不够清楚，不够充分，流于肤浅，或者是容易误导，这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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