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正好在整理些科技政策啥的材料，有些想法。科研特别是基础科研，真要做出比较实在的成果跟以下几点关系比较大：浓厚兴趣、能沉得下心做事、时间（杂事少、心无旁骛）。所以我觉得套用经济领域那一套竞争激励思维是走错了路子。特别在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很多科研人员都跟社会上一样浮躁，无论用SCI还是其他什么指标去提高竞争性，时间长了都难免变为追逐指标本身而不是实际成果。翻阅我单位几十年前一些科研报告，几年写一个报告，细致和用心程度真不是现在能比的，尽管再细再认真也最多就能出一篇论文甚至发不了，但成果的意义强多了（当然那时候瓶颈在于设备、部分人员教育水平等），有些公式之类现在还在吃那时候的老本。同样的一批人到了经济腾飞时代有些也扔下科研跑去搞拉关系赚钱了。所以说对于太过“上进”的氛围，升官发财的优先级高于搞实在成果、啃硬骨头，你现在又用一种三六九等极大的待遇差异去刺激这种“上进”，结果会怎么样我们都看到了。
所以说现在的制度改革，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像有些官员想的那样，拿出很多胡萝卜养蛊，筛选出更有能力的科研人员为国家做事（说实在的效果还不如毛时代用信仰诱惑，起码主观能动性强得多）；而是应该一定程度上降低竞争性，比如减小待遇差异和短期急功近利的考核，部分国计民生不急需的专业缩招（变相提高未来从业人员平均待遇，同时仅限有兴趣的人进入）等等，起码给那些现阶段想沉下心踏踏实实做点事的人一个宽松的环境，也有利于那些被周边环境刺激得浮躁的人静下心来。
当然估计有些人会说这是大锅饭，体现不了学术水平差别，而且鼓励懒惰。其实尤其是一些基础领域，你的学术水平对国家而言意义真有那么大么？哪怕是这些领域的一些大师，对人类、对科学做出极大贡献，但对于国家而言更像是文化符号，软实力的一种。引用一段话“英国所需的是更好地调动自己的发明与创新资源，科技投资应远离那些科学上的‘孤芳自赏’，我们要把重点集中在国家需要的重点领域，研究的价值应根据其潜在经济价值。”国外几十年前就悟到这个道理了。而且相对平均主义的路线在国外并不鲜见，也没见养出多少科研懒汉来。特别是对于我国，我认为多年的爱国教育不是白给，传统文化也是以勤劳为荣，大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很多人还是愿意做些事来满足自己成就感的，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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