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三农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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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质问裴钢及“机制”专家：不懂“经济”还是不讲政治？

几天前，笔者在今日头条帐号的微头条专栏中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声援饶毅：共产党最讲认真》短文，旗帜鲜明地声援饶毅，批评“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具名的《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称其为官僚主义者以形式主义搞出来的无人负责的官样文章。

有人问我：你个“文科生”，越界掺和自然科学界大咖们的争执，哪来的底气和胆量？！对此我已经回答了：共产党最讲认真！本文再进一步说明笔者作为共产党员学者在“认真”中认识到了什么。

裴钢1999年发表论文后，饶毅告诉他，自己的实验室没能重现论文结果，建议裴钢撤稿。此后，裴钢没有做重复试验，而是与饶毅争执起来。在我看来，裴钢的行为都属于“事出反常必有妖”之举。这里的“妖”，我是运用经济学教授必备的“投入-产出”常识加上逻辑推理常识分析出来的。

饶毅说裴钢的论文结论无法重复试验，对于裴钢而言，属于遭遇信誉危机。要化解这场危机，裴钢必须“投入”——时间和经费，以收到恢复名誉甚至是提升名誉的“产出”。如果裴钢的论文结论确实是通过严谨的试验得出来的，那么只要进行“投入”最少的重复试验，就能够轻松地化解这场信誉危机，提升知名度，扩大科研成果影响力，按照饶毅的说法，教科书还可以依据裴钢论文进行修改。这可以说是“产出”最大化。

如果裴钢的学生主动请缨，成功地进行重复试验，还可以收到裴钢学生科研能力都超过了饶毅的意外之喜。裴钢虽然不是经济学教授，日常生活也能让他明白“少投入，多产出”的道理，用成语说就是“事半功倍”。既然明白，却不采用，合乎逻辑的推断必然如饶毅所言：不能重复试验！接着，裴钢状告饶毅侵害名誉权，就是欲盖弥彰了。因为，打一场官司的“投入”要大大高于重复试验，而且不可能收到如上提到的“产出”。

如此“投入-产出”分析同样适用于“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我已经在上文中对“机制”专家们提出了质问。2021年1月29日，我在“科学网”公众号上看到了源于中国科学报的《联合工作机制是如何得出裴钢论文“未发现有造假”结论的？》一文，根本没有正面回答我文章质疑的内容。而且，这篇文章中的采访记者和受访者都没有署上真名实姓，对读者很是轻慢，同样是不懂“投入-产出”原理者所为，属于欲盖弥彰之作。

这篇文章的结尾段落4次使用了“学术”一词。我要警告科技界的一些学者尤其是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学者：不要拿学术装神弄鬼！前几年用重复试验这一学术常规（经济学称之为“制度安排”）否定了韩春雨取得的所谓科研成果，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最“经济”、最有说服力的方法验证一下裴钢的科研成果呢？！2019年4月27日，“科学精神中国行”走进浙江大学，朱邦芬院士有理有据地谈到了目前我国科研诚信方面的“两个史无前例”，批评种种学术不端，倡导科学精神，我看，“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制”的所作所为，正是朱院士批评的对象。

从饶毅2019年年底网上举报到前几天“机制”发布通报，历时一年有余，花费了N(>1)倍于一次“重复试验”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让公众特别是知识界更加愤愤不平，请看拙文发表后网友们的评论吧。经过这次事件，中国科学院道德委员会的道德品位不是提升了，而是下降了。接下来怎么办？就这样认可未署名受访者说的“联合工作机制此前作出的调查结论无疑具有最高权威性”吗？在我这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看来，这个说法太不讲政治了，是不能接受的。最高权威属于我们党的领导！

有人会问：学术之争还能用讲政治来解决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基本理由是，讲政治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学术之争，促进科技创新。中国科学院是科研单位，归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中国共产党就要领导包括解决学术之争在内的科研工作，怎么领导？或者说怎么讲政治？前文已经转述了“具有最高权威性”的解释：最讲认真！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按照自延安整风以来我们党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做出让人民、让国家、让我们党最满意的科研成果。所以，科研单位讲政治与学术研究没有任何矛盾，真正懂得了讲政治，就能讲出正气，讲出干劲，讲出人心所向，而且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具体到处理“饶裴之争”，讲政治就是重复试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

我想，懂得了讲政治之后，高层次复核专家组成员不仅不应该再拒绝“重复试验”，还会领衔进行“重复试验”。如果我说得不对，请你们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给我提出符合讲政治要求的批评意见。否则，我还会继续批评你们乃至领导你们的部级单位党组，尤其是党组书记。他们，应当胸怀国之大者，具有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注：本文只代表徐祥临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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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S0NGsiming FROM 120.20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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