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姜文华案，以一条生命和一个人的前程为代价，把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们推到了
台前。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非升即走的制度压力下，他们比互联网大厂更内卷，又时刻面
临着滑落的危机。
张瑾就是青年教师群体的一员，凌晨三点，她在朋友圈敲下一行字，“太他妈绝望了，
想去死。”
她今年32岁，就职于上海某双一流高校。外人眼里，张瑾算得上人生赢家：家境小康，
本人国内985高校博士毕业，在上海做大学教师，前年刚刚结了婚，丈夫在某互联网大厂
工作。
但是形容自己生活的时候，她用得最多的词是“绝望”。
在激烈的学术内卷，以及非升即走制度的巨大压力下，张瑾出让了自己的生活，还要时
刻承担着超额的工作、来自同事们的恶意，这令她感觉“自己生活在一片灰色的海里，
能看得见阳光从头顶照下来，但是触摸不到它。”
离开这座围城的方法，只有放弃三十多年的积累和成果，这是如张瑾一般的青椒（青年
教师的简称）们无法承担的，他们只能被困在其中，眼睁睁看着身旁的人，又或者自己
，从象牙塔上滚落。
图片
高校里的实习生
成为青椒以前，张瑾的三十年人生顺风顺水，从小顶着学霸光环，硕博连读且顺利毕业
，都是家人向亲朋好友吹嘘的资本。
拿到博士学位后，张瑾选择了进入高校任职，那时她觉得这是最好的决定：既然能拿到
博士学位，说明自己有一定的科研能力；高校任职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是其他工作难以匹
敌的；上海市给予了还算优厚的青椒待遇；丈夫也身在上海。
更关键的是，张瑾天性散漫，不喜欢被职场的条条框框限制，那时她觉得，留在高校里
能让自己保留更多的自由。
没想到成为青椒没多久，张瑾就发现做青椒和做学生的体验完全不同。
图片
青年教师的学术压力远比学生更高
陡然升高的学术压力与读博时天差地别，学校给的要求是三年发3篇SCI一区，还要有国
家科研立项等考核指标。
除此之外，张瑾还需要担任三个教学班的授课，上千人的课堂，从备课到考勤、出题到
阅卷，全部都要亲历亲为——作为从学生向老师转变的过渡阶段，青椒们名义上是讲师
，但并没有正式职称，更不能享有助教待遇。
在非升即走制度普及前，讲师一个萝卜一个坑，有正式编制，学术压力也不大。但非升
即走出现后，要拿编制就必须在6年时间内经历过层层筛选，以5-10个人对应一个岗位的
比例，抢夺副教授名额。
能够留下的，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至于那些陪跑的人，以低廉的人力成本抬升学校总
体学术产出后，只能迎来作为失败者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比起雇员、教师，他们更像一次性的消耗品。
张瑾后知后觉地发现，在整个高校教职体系里，青椒们就是换了个title的“实习生”。
有朋辈竞争的压力、有年终的KPI考核，都需要为了正式的聘请卯足力气内卷，又得不到
任何人的认可和尊重。
“那种被轻蔑的感觉是很明显的，就举一个例子，在食堂吃饭遇见教授副教授他们，人
家根本就不稀得和你打个招呼，就是明明白白地用态度告诉你：你和他们不一样。”
就连学校逢年过节发的礼盒和慰问品，张瑾和她的青椒同事们也都没有。张瑾忍不住和
家人抱怨，“我是在乎你发的那几盒粽子水果和购物券吗？我在乎的是，你学校是不是
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
做实验、发刊、带课，该干的活一样不少，甚至比许多教授都要辛苦得多，却成为了被
规则压迫的“下等人”，这让张瑾被巨大的失落感包围。
包围她的还有不断加码的学术压力。
手上的新课题毫无进展，申请的国家科研立项也还未得到批复，为了一组精确完整的对
照数据，张瑾已经在实验室泡了快一个月。
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有时她走出实验室，看着已经一片漆黑的教学楼，忍不住自嘲
“比生产的驴还要勤快。”
图片
困在实验室里，是青椒们的常态
张瑾的丈夫不止一次劝她放弃，“做别的工作也挺好。”江苏老家的爸妈也打过几次电
话，让女儿回家，“我看你现在比之前读书时还要辛苦。”
但张瑾实在没勇气放弃，当初签订合同时，所承诺的150万待遇必须得等到三年聘期满才
能兑现，现在放弃，意味着前两年的辛苦全部付之一炬。
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在身边的所有青椒里，张瑾的挣扎和痛苦十分平常，“失眠的
、焦虑的、一见面就互现叹气的，其实是青椒里蛮普遍的现象。”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规模明显
增加，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也在不断增长。
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4.4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19年，博
士毕业生达6.26万人。从1978年-2019年，41年间中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实现了从18人到1
0.52万人的历史跃迁。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在增长，意味着进入高校成为青椒的人数也水涨船高。
他们被高校的光环遮盖，无声无息运转着，支撑起巨大学术机器的最底层。
图片
不敢停下的“驴”
萝卜和皮鞭，是引诱青椒们向前的动力。
完成规定年限后可以获得的高昂收入，以及时刻逼迫他们努力的非升即走，都让困在漩
涡里的青椒群体内卷加剧。
2014年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所高校率先通过人事改革方案，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
度，此后，其他高校也相继跟进效仿。
非升即走，更准确地说法是“预聘—长聘制”。这意味着，新入职的青年教师需要与学
校签订一份劳动合同，如果受聘者没有在最多两个预聘期内晋升，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
。
通过考察的教师则被授予长聘终身教职，只要未出现违法违规的严重情形，则可聘用至
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制度是“舶来品”，其源头是北美的终身教授制，即Tenure-t
rack。
而这一制度在中国能实现的背景，是职称评审权的下放。
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印发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明确提出，高校教
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以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
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
图片
人社部关于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
截至今年1月，中国已有49所高校实施非升即走制度——它们大多数是“双一流高校”，
过去属于“985”和“211”。这些高校们给出的两个预聘期共计6年，也即所谓的“3+3
”。
“但几乎没有人会愿意等到第6年——国内高校的情况是，从讲师升到副高一般花3年到
4年。”张瑾说，这种3年一聘的做法，大大加剧了青椒的焦虑。
如果不能留在象牙塔里，等到走完非升即走的预聘期，他们眼前的选择将会极端有限。
大多数青椒和张瑾一样，在30岁左右才迈入教学体系，六年时间，会让他们错过考公的
最后机会，也失去在社会里竞争企业就业岗位的可能。
向下，那些非双一流高校的编制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即使愿意“将就”，也未必遇
得上合适的岗位；向上，攀爬象牙塔的道路已经封死，每年都有大批新毕业的博士们加
入战场，高校也更愿意把机会给这些没有“失败”过的新人。
在知乎关于非升即走的讨论下，有一位自称学术内卷失败者的网友留言，说被挤出象牙
塔以后，他短暂在家楼下的小超市做了几个月理货员，拿着4000元的月薪，让自己有些
事情可以做。
巨大的焦虑，驱动着青椒们在科研道路上不断“攒成果”。缺少职称的情况下，以往的
研究成果，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人在学术体系里所能获得的资源。
在西南某高校任副教授的刘琛则指出，要被这种制度压迫，也是有门槛的：“我们现在
看到‘非升即走’体制下的‘青椒内卷’，主要是集中在‘双一流’高校、尤其是最顶
尖的那些高校存在的现象。能参与到学术内卷的，往往都是这个体系下最优秀的一批人
。”
34岁的刘琛去年刚评上副教授，2016年拿到工科博士学位后，他进入西南地区某“双一
流”高校入职。他解释，这有些像互联网行业常用的一个词，“头部竞争”——高校排
名，也很大程度决定了教师们能拿到的学术资源。
他打了个比方，“假如一个人想做学术，他过往的学术水平也高，但一个职业三本民办
学校给他抛橄榄枝，甚至是高薪聘请，他愿意去吗？多半是不愿意去的，因为这个学校
可能在资源配置上根本无法支撑他要做的研究。”
而学术排名越靠前的高校，考核标准往往越严苛，竞争也越激烈。况且，青椒转正是差
额竞争，这意味着，即使绝大多数青椒能够完成学校定下来的学术KPI，他们依然要面临
优胜劣汰的风险。
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张瑾不得不疯狂提高自己的努力程度。当初在合同里写的3篇SCI和
国家科研立项只是在这场厮杀中存活的最低标准，她还需要给自己“攒成果”，才有机
会在三年后，获得续聘的资格。
图片
暴力事件后，复旦给出的回应
即使不断在科研道路上过关斩将，张瑾偶尔还是会感到恐慌，她害怕自己会在聘期结束
后面临的考核中，遇到“空降”的竞争对手。
惨痛的教训就在身边，张瑾的一位师姐接受聘期满的最终考核时，续聘名额被空降的博
士后抢了，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这位博后是手握五篇顶刊的优秀人才。”
听师姐哭诉的时候，张瑾气得咬牙切齿，这位师姐的工作量有多大她是看在眼里的，一
个星期三门专业课，还要给学院干杂活，申基金、报账都要亲历亲为，研究环境却很差
，十五平的实验室都是公用的。
“就拿那个共用实验室来说，电镜开到五万倍就开始漂，XRD基线就没平过，XPS永远能
检测出尿素的峰值。就这么个环境，你和外面的博士后比产出，谁能比得过？”
作为整个教职体系中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底层，除了忍受和逼迫自己提高产出，张瑾和她
的师姐都没有别的办法。哪怕最坏的结果放在面前，她们也只能让自己挪出位置。
类似复旦事件的嫌疑人这样反应激烈的，实在只是这个庞大群体里的极少数，绝大多数
高校青椒们，已经默认了游戏规则的合理性，并且愿意相信，出局只是“倒霉”、“太
菜”。
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办法。
图片
冲进绝路
张瑾不止一次抱怨过，非升即走真的会“把人逼上绝路。”
巨大的效率压力下，非升即走有时候也被青椒们戏称为“飞升疾走”——2019年，中国
在155种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13068篇，比2018年增加1750篇，连续第十年
排在世界第二位。
根据日本NHK的报道，2019年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
一。
耀眼成果背后，是无数青椒所付出的时间和心血。
为了避免成为“即走”的那一个，许多青椒把全部精力投注工作，而他们的私人生活，
不得不成为被妥协的那一部分。
张瑾和丈夫结婚快三年，感情一直不错，双方家长也劝着他们赶紧要个孩子，“说再过
几年我年龄大了，也不好生。”
但还是青椒的她，在生育这件事上没有选择权，一想到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一年后的续聘
考核，她只能放下要个宝宝的念头。
刘琛回忆起自己的青椒生涯，发现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校和实验室里。他喜
欢运动，但几年时间里去过球场的次数屈指可数，谈恋爱更是不可能的奢望，“实在是
没有那个精力”。
有时候在朋友圈看见大学同学晒结婚照、家庭照，刘琛会忍不住想象自己如果没做青椒
，会不会也已经有了孩子。毕竟，就连刘琛亲弟弟的孩子，现在都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
。
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刘琛就别无选择，只能熬，“熬到出头的那一天。”
图片
大学课堂，是青椒们梦想的终点，也是他们内卷的起点
非升即走，是青椒们面前残酷的竞技场：读完博士或者博士后，以30多岁的高龄走入职
场，又在35岁迎来失业风险。一旦被挤出熟悉的象牙塔，几乎没有企业愿意收留这些失
落的“学术中年”，也鲜少会有其他高校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谈起未来，张瑾充满彷徨和恐惧，随着内卷加剧，青椒的考核标准日渐抬升，总有人愿
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自我压榨，换取一个留下的机会。
到现在，她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烈的胜负欲了，“能留，当然最好；但是留不下来，我也
没办法。这样的生活太残酷了。”
--
FROM 14.15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