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您的意思是主要是语言问题?
陆扬:语言问题背后更深层的是表述问题。中国学者的论述风格与西方学者很不一样。有时哪怕是非常好的中文学术论文,如果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也会难以卒读。如果要翻译,基本上等于全部重写一遍。而且翻译过程中也常须大幅度调整中文的篇章结构,过程很复杂。
因此,《剑桥中国史》邀请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都要有海外深造的背景,比如汉代请邢义田先生写。如果没有海外背景,也要能熟悉英文的论文写作模式,先中文撰写然后翻译的办法终究只能作为权宜之计。
【 在 biyele 的大作中提到: 】
: 你算了吧,大陆历史学者英文写作达到母语者教科书水平的找不出几个。英文障碍不受邀请是《剑桥中国史》撰稿人之一陆扬分析的原因。受邀的大陆编撰者也基本都是海外受训英文写作水平达到国际水平的。
: 史学方法这块反倒不是问题,《剑桥中国史》编撰始于1960年末,正值社会史学盛行,这套书基本也反应了费正清那一批学者的社会史观,减轻传统历史注重的政治法律核心,加重社会结构、机构、经济、民俗层面去构建历史。重数据、重统计、重考古证据。
: 中国学者做社会史做的好的非常多,赵世瑜,曹大为、商传等等都是,他们做通史一样也是从社会史层面去切入,如果英文水平过关,写《剑桥中国史》一点问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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