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对国学主要是两种态度：
一是：被各种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听了未来要靠国学拯救之类的广告语，就信以为真，花钱送孩子去念三字经，甚至有的学校都在教小朋友们背弟子规。
二是：到处叫嚣国学一无是处，应该全面投入西方人的世界，把自己的脑袋干脆彻底的洗成西方人拉倒。
这两种态度显然都是极端错误的，对待国学的态度，当然也要批判的继承，用西方人的说法叫“扬弃”。这两种态度共同的特点就是无知，这些人多半连四书都没读过，以为靠着日常生活中的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广告洗脑，就知道了国学是什么，就以为自己可以对国学发表意见了，可以去网上吵架喷粪做出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大杀四方了。
我在很早的一篇反忽悠文里就说过，国学按彭富春教授的说法有几类：敛财型，以弟子家产1亿为限的南师为代表，加上一帮开国学院教学生念三字经、弟子规的南师的徒子徒孙；企业洗脑型，教企业家或者员工学习礼仪那套等级秩序，教人认命，老实接受剥削别造反；以上两类占了国学提倡者的绝大多数，都是以骗取利益为直接目标的；其他才是正经研究国学，希望去粗取精，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的，这只是很少数一部分人，而且基本上属于没人理的一群人。
那些被忽悠和利用的第一类人，需要长点心，不要以为弟子规是什么好东西，千万别把这种几百年前封建文人编造出来的庸俗小本当成国学，送小朋友去学国学自己先看看课程表，三字经还能凑合念念，危害不大，有念什么弟子规的，趁早别去。
对于那些叫嚣国学一无是处的浅薄之徒，希望全面西化的蠢货，我的建议是起码先把四书读一遍，也不要求深刻理解——因为中庸确还是比较难理解的，然后找点教授课程学习一下，再出来说话也不迟，现在网上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视频，想要学习都可以找的到。
至于全面西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首先是不可能。生为中国人，处在中文的世界里，就是处在中国人的生存场里，安装的操作系统就是中国人的，想要把这套操作系统换成西方式的，除非回炉重造，投胎西方，人脑毕竟不是电脑，是不可能格式化了重新安装的。关于生存场可以举例说明，比如中国人目前的生存场里，一个人如果张嘴“啊啊啊”，别一个人多半就会接上“西湖美景三月天”，而一个外国人看到了多半会目瞪口呆不知所云。同样地，一个美国人张口“Her name is Lola”，多半他周围的美国人也会接上“She was a showgirl”，而看着这场面的中国人很可能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再比如西方人看《红楼梦》，只能看出聚会、吃饭，完全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可研究的，那么多人钻在里面研究个没完没了，还形成专门的红学。再比如一个中国人说：How are you？另外一个多半会马上对：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外国人听了最多会觉得怎么有点啰嗦、奇怪，却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梗。生存场的不同，或者说文化氛围、成长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世界教养出来人是完全不同的人，是不可能靠人为的力量去西方化或中国化的。
其次是没必要。西方式的思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东西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是两个极端，各有优缺点，需要互相借鉴，走中间的中庸之道，而不是非此即彼。中西思维的根本差别起因于本体论（存在论）的差异，因为中国人的哲学本体论是以无为基础的，而西方正好相反，是以有为基础的，这就造成中西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以至于生活中的现象很多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中国人写信（以前，现在很少有人写信了，现在是发快递需要写地址），都是把地址从大写到小，西方人却是先从门牌号开始从小写到大；西方人先名后姓，中国人先姓后名；西方人认为语言特别重要，语言是存在的家，中国人却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中国人在名实关系方面认为应该名符其实，而西方的柏拉图却认为理念（名）是根本的，实际的东西（实）是变动不居的，完全不重要；中国人最常问的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能吃么？多少钱一斤？”而西方哲学家却认为吃的东西是最没用的，吃完就拉出去了，什么也留不下。凡此种种，还有很多，生活中留心观察能发现很多。
中西方如此不同的思维方式大约源于两种文明开始阶段的不同：西方现在认希腊罗马为爹地，希腊是以商业为基本经济的海洋外向型文明，而中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大陆内生型文明。为什么从简单的本体论（存在论）基础的有、无二字出发，会导致如此南辕北辙式的巨大差别？因为有无二字好比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中西文化都是建筑在这个公理之上，根基的不同，造成两种文明体系、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以中国人的哲学体系而言，我认为逻辑是这样的（西方的正好相反，不需要重复论证）：一切问题中最根本的道是无，无是本质，有是辅助（比如房子中间的空无才是房子能够住人的根本和关键，而墙壁和屋顶的有是辅助），那么人想要把握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想要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想要生活的安逸顺心，就要向本质的“无”靠拢，尽量把自己无掉、忘我，以接近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方面的典型是陶渊明和他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此，中国人的文化、思想里没有自我意识这个词，以至于佛教传入的时候末那识只能音译。因为没有自我意识，或者说不强调自我意识，所以也不重视所谓的个人自由，更多的是把个人的存在、价值、意义等内容寄托于家族、民族、国家之上。所以中国人对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接受起来毫无问题，对集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管理模式很容易发生认同，对让渡自己的部分甚至是大部分权力给政府、官员、皇帝也没有太大意见，不到民不聊生的状态，大家的忍耐力还是很高的，除非政府实在太昏聩，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揭杆而起，喊一句“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杀他个干干净净。而西方人就特别强调个人自由、个人英雄主义，对政府和人性永远持怀疑态度。
还要说明的是，按照冯友兰的意见，早期道家没有分清楚存在论（本体论）的“无”和宇宙生成论的“无”。道家经典所说的有生于无，并不是说万事万物都是从无里面发生出来的宇宙万物生成论，而是属于存在论（本体论）范畴的，是说“有”是通过“无”的过程，否定了其他众多的可能性，从而给出了某个具体的“有”的规定性，这才是“有生于无”的真正意义（可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及王弼所注的《道德经》，北大某教授说的，没找到原文，此处存疑）。比如我们说一个存在的、“有”的东西叫苹果，那么我们是通过排除了这个东西作为其他一切东西的可能性以后，才有了这个苹果的概念和实物，这个东西以后就不再是梨、桃、西瓜、钢笔、骆驼等等无限多的可能性。
回到国学的问题。国学其实不仅仅是儒家，也不仅仅是诸子百家，如果要说广义的国学，那么应该包括诸子百家、诗歌词赋、书法国画、音律乐器、军事政治、法律哲学，甚至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前面所说对于国学的态度，其实那两种态度针对的都是狭义的国学，主要是儒家思想，连道家和诸子百家里的其他几家都没包括。
王小波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写的小说和杂文很多都特别有意思，他老婆李银河说看他的东西不能在外面，因为看到哈哈大笑的时候，会被人当成神经病。我差不多把他的杂文、小说看遍了，推荐几个最有意思的：《红拂夜奔》《万寿寺》《黄金时代》《我的阴阳两界》，比较可惜的是他1997年就因为心脏病，45岁上英年早逝，不然应该能写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来。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叫《我看国学》，这篇杂文是我不同意他的少数几篇文章之一，其中对孔、孟、朱熹发表了一通俏皮话，现在居然还被人拿去当成了宝，作为国学应该丢掉的论据，真是岂有此理。他自己都说没钻进去，他老师听了他发表的感想说他是“春风过驴耳”，我看他不是谦虚，因为他确实没读懂孔孟，他的老师确实也没冤枉他。
朱熹的四书集注，我买了还没看，其他著作也没看过，不发表意见。但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个其实没看懂）》我是看过的，相关的教授讲座也听了不少，自以为已经有所了解，虽然也不能说认识有多深刻、多精通，但我觉得我比王小波认识的还是要深那么一点，可以发表一点意见。
儒家思想主要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伦理学，在伦理学方面，孔孟奠定了中国人伦理思想的根基，跟西方人有明显的不同。
一、仁为核心的思想
《论语》中有不少人问仁是什么，孔夫子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所以说仁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按照孟子的说法，“仁”最最基本应该做到的是不乱杀人：“杀一无罪非仁也”，这个话孟子主要应该是对统治者说的，因为对于百姓来说，杀人是有法律惩治的。孟子以仁的思想为基础，发展了人性本善的伦理学，指出人因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天生的倾向是善的开端，但要注意，这仅仅是开端，有了开端之后，人要发扬还是抑制善端，仍然要靠教育和后天的选择。
而西方人，主要是欧洲人，是信奉基督教的，他们是以人的原罪、人性恶为基础的伦理学。他们没有认识到孟子所说的“言人之不善，其如后患何”，就是说如果定义人的本性是恶，那么如果一个人说：“我本性就是恶，我照我的本性作恶，有什么错呢？这是基因里决定了的，不能怪我”，你能拿他怎么办？所以西方有些人，比如殖民时期的那些欧洲人，作起恶来毫无心理负担，杀印第安人、做海盗抢劫、杀人，简直没有一点罪恶感，最多到神父那里做个confess（告解），仿佛就清洗了一切罪恶，下次干起坏事来干的更欢。欧洲的哲学家直到康德才试图学习东方的精神，纠正西方人性恶为基础的伦理学，最后还是失败了，其后的黑格尔，还在吹嘘人性恶的说法多么多么伟大。
关于人性善恶，其实不是本质，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本质的东西：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晚才发现的，大概也是康德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善恶的问题，跟上面孟子说的意思其实差不多：如果说人的本性就是恶，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根本就没办法说人是恶的。比如说狮子要吃羚羊，这是自然的法则，狮子根本就没有选择的功能，它就是饿了要吃饱肚子，除了吃别的动物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它吃饱的那段时间也就不再去追捕猎物，这中间根本就没有善恶的问题。
所以说，人性善恶其实不是事实判断问题，而是一个伦理学基本公理的设定问题，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设置不同，就会推导出完全不同的伦理学体系。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直到现在仍然是奉行人性恶为基础的伦理学，不相信不同文化之间能够合作，不相信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共处，以赢者通吃、零和游戏思维面对整个世界，为了私欲，到处制造混乱，靠掠夺他国供养国内穷奢极欲的上层和混吃等死的下层。
二、处理社会问题需要用生命情感，而不是理性
《论语》里挨骂最多最狠的家伙是宰予，这个家伙有一次白天睡觉，夫子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又有一次，宰予去问夫子，说给父母守孝三年，是不是太久了点，会耽误很多正事，夫子反问他：不守够三年的话，你心安吗？宰予回答说：安。夫子就说：汝安则为之。宰予一出门，夫子就骂他说宰予这个家伙一点也不仁。这里的重点不是三年服丧应不应该，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这一条规矩，重点是，当宰予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夫子没有陷入到跟宰予关于服丧时间长短的争论中，因为这种事不是一个理性的讨价还价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自我感觉安心与不安心的生命情感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德国人为例子。德国纳粹典型的理性过了头，他们面对社会关系、人类伦理，也是用理性去处理，理性过了头，就变成工具理性。他们以极其冷酷的工具理性，讨论如何用最效率的办法杀死那些他们讨厌的人，甚至还在制定方案的时候说到：听说吸CO死亡的人皮肤会变成粉红色。虽然如此，纳粹那些党卫军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具体执行人中还是有很多出了心理问题。如果当时的那些纳粹分子在感觉到心不安的时候，能够反思一下，如果他们普遍能从人类生命情感角度出发去处理问题，而不是那种冷酷的工具理性，就不会发生那么没人性的事。
马克思在《莱茵报》做主编时期（此时马克思还不到30岁），为了帮助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解决能否按照历史上形成的习惯去林地捡拾枯枝败叶的问题，与政府展开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他发现用黑格尔的《法哲学》作为武器的话，最终将会得出支持政府和林地资产阶级拥有者的结论。这使他痛苦地意识到，他所信奉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也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无法解决“物质利益的难题”，因为“利益是最讲求实际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消灭敌人更为实际的事”，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必然推导出消灭敌人的战争和屠杀是合理的这种结论。这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学，最终形成《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革了德国古典哲学所谓理性主义的命，创立了基于感性的哲学理论（Philosophy of power）。另一个发动哲学革命的是尼采，在叔本华生存意志哲学（Philosophy of will to survive）的基础上创立了关于权力意志的感性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will to power），后来成为纳粹的理论基础。可见西方人以人性恶为基础的世界观，就像两个相向而行的自行车骑手，互相躲来躲去，最终还是一起掉进了世界大战的泥潭。
西方人的哲学和伦理学，现在生出的两个怪胎是核武器和恐怖主义，照他们的世界观，是不可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只会使矛盾越来越激化，路越走越窄。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未来的世界要靠儒家思想、中国文化拯救，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三、忠恕之道
孔子的忠恕之道主要是一个意思，否定和肯定两方面的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后来庄子发展了这一理论，说：己所甚欲勿施于人。直到现在，西方人连孔子这一步都做不到，更不要提庄子的境界。
四、中庸之道
关于中庸之道，很多人根本连门都还没入，完全不知道中庸之道核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却一提这四个字就从字面意思开骂，实在是要不得。中庸之道目前我也没办法给出太详细的解释，只能说关键在于理解“过犹不及”四个字。还可以拿西方人做例子：在康德之前，欧洲哲学主要是两大派，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派之间的辩论，然而两派都犯了偏执和走极端的毛病，康德哲学可以说就是从中庸的角度出发，调和两派之间的分歧，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
关于孟子，王小波就更是完全没理解，他的评论完全没说到点子上。荀子也是大学问家，为什么没有封圣？孟子能够封亚圣，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要以为古人都是傻子，古人明白人多的是，经过2000年的洗礼，留下来的经典、圣人，是立的住的。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主要发展有这么几点：
一、人格问题
孟子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翻译过来是：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迷乱，贫贱不能使我改变志向，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孟子》开篇就是见梁惠王，那个王开口就是“这个老头，大老远的跑过来，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主意么？”孟子也毫不客气，直接怼回去：“那个鸟王（估计孟子原意没有我说的这么粗鲁），说什么利，我这里只有仁义而已。”
《孟子.公孙丑》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叫景丑的对孟子说：“君主召唤，不等车马驾好就先走，你呢，本来准备朝见王，一听到王来召见，反而不去了，似乎和礼记所说有点不相合。”孟子说：“...天下公认为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是一个，年龄是一个，道德是一个。在朝廷中，先论爵位；在乡里，先论年龄；至于辅助君主统治百姓，自然以道德为最重要。他哪能凭着爵位来轻视我的年龄和道德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臣子；若有什么事要商量，就亲自到臣子那里去...”
孟子这些做法，当然有它的时代背景，照他这种干法，现代社会里肯定行不通。但是，看看现在的人，看到上级那个唯唯诺诺的样子，也太难看了点。
二、发展完善了人性善为基础的伦理学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
三、提出民本思想为基础的政治哲学
孔子重视人的生命，而孟子则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孔子就说不清楚武王伐纣的正当性，说武王的音乐“尽美矣，未尽善也”，但是孟子就说纣不仁不义，只能称为独夫，杀掉他是杀独夫民贼，而不是弑君。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有关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老百姓却一个也没有死，而且眼看着他们的上级去死而不救助，鲁国国君很不解，孟子却说平时那些官拿老百姓不当人，不管他们的死活，这时候不过是报应罢了。
孟子不但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且主张可以废掉坏君，改立好君，这种学说是孔子“仁”的学说的大发展，在先秦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英国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才由洛克发展出这一思想，认为当政府背叛了人民时，革命不但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洛克进一步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独立，政府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利，是人民让渡出来的自然权力的一部分，不是哪个人或哪一家族的私有权力，是用于管理公共事务而不是用于谋私的权力。我国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分不清公权和私权的区别，民众普遍从私人财产的继承权推而广之到国家公共权利的继承上，承认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占有权力的合法性，而不能认识到公共权力来自于全体人民的让渡，不应由某人或某团体天然地继承，不管他的声望和功劳有多大。比如丘吉尔在二战中带领英国人，可谓立下了巨功，但是英国人在二战硝烟尚未散去时就把丘吉尔选下了台，丘本人只好引用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话讪讪地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壮民族的标志”（这个事真实性有待考察）。这种思想当然对统治者胡作非为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朱八八后来把孟子从孔庙中搬了出去。孟子这种思想，比后世某些理学家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奴才理论高明不知道多少倍。
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教育体系里最缺乏的是人格和逻辑教育两个方面，孟子的大丈夫人格，面对权贵毫不畏惧的精神，是我们现在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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