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除了“第一部分渊源”是我的粗浅总结外，其余部分主要来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中宋明哲学方面的学习笔记和总结。
一、渊源
1、儒道的来源和特点
中国的文化按照历法（连山历、十月历、夏历等，可参见B站相关民科研究成果）、天文（星象）方面的推论，以及出土文物、神话的验证，应该非常久远，可上推至1万年前农业发端的时代。
至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形成非常成熟的文化体系，哲学思想以《周易》为核心（其中易有三层含义：变易、不易、简易，已经包含了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常用的“正、反、合”的套路），《周易》中的哲学思想在老子、孔子的时代朝两个方向分别发展，形成道家和儒家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两者相辅相成，即为《易》哲学的一体之阴阳两面。
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两者即以正反合的运动规律，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根基。儒家思想是《易》哲学的阳面，以刚正、有为、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听天命的原则，面对自然和社会，按照南怀瑾的说法，儒家是日常要吃的饭（虽然鄙人不大瞧得起这位南师，但在这一点上，南师的说法还是挺贴切）。总有些人动不动批评儒家中庸、讲等级秩序，好像儒家思想就是忠君那一套，是一种和稀泥的软蛋理论，这都是连《论语》《孟子》等基本的原典都没读过的蠢蛋，连中庸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然后被另外一些道听途说的骗子、坏蛋忽悠的结果。实际上儒家的思想是很刚的，比如孟子就引用孔夫子的话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这话论语里没有，不知道孟子从哪里引用的，也可能是他自己假托的，孟子有伪造证据的事迹）”，《论语》里面也有：“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固穷”等说法，在原则面前，儒家是能够刚到底的。而道家恰恰是儒家的对立面，南怀瑾将其形容为生病时必得吃的药，典型的例子有张良、范蠡、刘伯温等，唐朝的李靖、李世绩在演义小说里也都是道士形象。道家的特点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专气致柔、不敢为天下先、妥协退让，因此道家人物最高的追求是“功成、名遂、身退”。其中身退这一条，很多人都做不到，功成名遂而不舍得退，结果下场很惨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
2、宋朝之前及之后的哲学思想脉络
秦统一中国后，指导思想是从儒家、道家脱胎出来的法家，秦亡汉兴初期，以道家思想（黄老之术）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期，由于社会财富积累、对外战争的需要，以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改以儒家为官方指导思想。
儒家思想经汉朝四百年的挖掘、咀嚼，慢慢进入衰落状态，至三国末年，造成社会领域的僵化、腐朽、黑暗，使得当时的士人纷纷躲避政治纷争，以清谈玄理为主，玄学即为道家学说的再发现，这一时期出现了注解老庄成就最高的作者王弼和郭象，将中国本土哲学理论推向一个新高峰。然而这些思想也已经挖无可挖，在没有新思想注入的情况下，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腐朽、最混乱的一个朝代，继之以南北朝三百余年的更大混乱——五胡乱华，在这场耗时长久的动乱中，中华文化几乎濒临断绝的境地。
随着佛教思想在东汉末的传入，在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中华文化与佛学思想结合，从而开出大唐盛世这朵绚丽的花。至武则天时期，经过六祖慧能的吸收、改造，佛学终于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形成禅宗，不仅反向传播影响印度的思想界，而且影响了日、韩等亚洲国家的思想文化。
唐至韩愈时期，佛教（注意不是佛学）的过分传播，造成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引起官方和儒家文人的不满，韩愈上书反对皇帝迎佛骨，至唐武宗时期发起了一波官方的灭佛行动。韩愈总结了儒家的道统（大约也是受禅宗《六祖坛经》中所列从达摩祖师起的道统影响，具体传承顺序请百度），苏轼称赞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宋明时期，儒家经过进一步发展，吸取道家和佛学中的精华，形成道学（后期主要是理学、心学两派）理论，并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至王夫之总结理学、心学、气学，作为一个集大成者，之后再加一个黄宗羲承担传承和批判任务。此后中国哲学思想被西方哲学的光芒所掩盖。
明朝王阳明之后，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家、实践家是李贽，此人的思想如果在当时能够成为显学，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或许会完全不同。
3、中西哲学的未来
西方自十字军东征、大航海、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社会变革，吸收了东方哲学的部分内容和文化成果，爆发出一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巨大进步，获取了400年剥削、压制全世界的巨大利益，至今已经进入穷途末路。中国人则经过两百年的屈辱、学习和奋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善于学习，勇于革新的中国人，将在吸收西方哲学中的精华后，与本土哲学融汇贯通，创造出大唐盛世一样的景象，未来也将带领全人类，走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同的发展道路。
具体的方法是：在面对自然科学问题时，采用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态度，而在面对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问题时，应该采用东方哲学注重生命情感（性灵）的办法（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
4、佛学带来的新思想及其与儒道的主要区别
坏的方面，佛教带来地狱、轮回、因果报应之说，在汉朝以及之前的壁画中，中国人的世界只有天和地两重，是没有地狱概念的。好的方面，佛教众生平等、明确说明自我意识，对中华文化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儒道作为《易》哲学的一体之两面，本质上都是以“无”作为世界的起源和“道”的根本，因此，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不注重自我，而讲究“天人合一”、“无我”、“溶入自然”，以至于佛经进入中国后，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汇翻译“末那识”，只能以音译代替。
佛学从本质上说，是极端虚无主义（可能有些佛学、佛教专家不同意这个说法，存而不论），它的终极目的是出世、摆脱轮回。邓晓芒教授说过，中国哲学中的“无”与佛学中的“空”最本质的区别是：无中是可以生有的。这一点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
二、道学通论
韩愈总结了道统，但他本人的水平并不能接过孟子之后中断的儒家道统，接过儒家道统的是程颐。
1、道学的基本问题
道学从人生的各个方面阐述了人生中的各种问题，归结为两个：什么是人？怎样做人？因此，道学实际上即“人学”，跟康德的理论是一样的，最后都归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
人是什么的问题，主要主要导向个体的殊相和同类概念的共相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理念和事物之间的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有三个主要的方向：柏拉图的本体论（认为理念重于感性，即共相永恒，个体感觉无关紧要），康德的认识论（不可知论，自然界和人本身均有不可知的物自体，即主观/主体永远无法完全认识客观/客体），中国的道学家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一般和特殊、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
但是，如果不从本体论出发，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是搞不清楚的，朱熹则是中国哲学史中一个最大的本体论者，但朱熹并没有停留在本体论上，而是进一步想要找到主观和客观、一般和特殊如何统一的问题，他认为统一两者的方法是道德行为的积累。康德的道德哲学（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学家走的是一样的路子，但他还没有说出道学家已经说出的话。
道学家认为，一般与特殊、理念与具体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特殊不是一般的摹本，而是一般的实现，实现也许是不完全的，但是如果没有特殊，那么一般也不存在。举例来说，树的概念和某一个具体的树之间的关系，一棵树应该符合树概念的基本定义，如果不符合（比如一个人，不能称为树），那它就不能归入树的概念之下，如果整个宇宙中完全没有树，那么树的概念也不可能存在。后面半句很重要（如果没有特殊，那么一般也不存在），我认为这一认识弥补了柏拉图理念论的重大缺陷。西方人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柏拉图理念论的奴隶，他们在柏拉图理念论的推动下，拼命想要改造世界，创造出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以至于产生了核武器和恐怖主义两个怪胎，这是西方文明无法解决的，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死结。
讨论：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鬼在这个世上并没有一个实例，那为什么会有“鬼”这一概念出现？实际上，鬼不过是变形后的人，或者没有实体的“人的精神变体”，而不是什么全新的概念。比如现在科学界无法界定的暗物质和暗能量问题，由于它不存在，或者人类目前为止完全无法观测、接触到这些物质和能量，于是就无法给它取名，无法归类，只能用权益之计，给它们乱安一个名字，胡乱归入物质、能量之类最笼统的概念之中。
2、人与自然的统一
道学家不像柏拉图一样，完全鄙视人的感性欲望，他们认为欲望本身并不是恶，随着欲望而来的自私才是恶。对于行为判断的标准是，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为己，则是不道德或者非道德的，如果是为他，则是道德的，所以道学常说“公私之分，义利之辩”，道德的行为意味着自私的克服，道德行为的积累引起量变，量变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自私被完全克服，则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差别消失，统一实现，即为“同天人、合内外”。
在“仁”者的思想中，天地万物同为一体，全人类都是兄弟。黑格尔、马克思有类似的思想，两者的自然哲学中均有这样的说法：自然界是我的无机身体，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只不过西方哲学中的实现方法是将自然界（天）溶入自我，而中国哲学的实现方式是将我溶入自然（忘我）。
善于全人类都是兄弟这一命题，黑格尔的说法是：人在类中得到永生；马克思的说法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说，西方现在极端强调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返祖现象，是从黑格尔、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极大的倒退。而中国人重视集体，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做法，在哲学上是比个人主义更高一级的认识。因此，中国人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前景，而西方人则在不断的想要破坏这种前景，这是一种反历史潮流的落后行为。
3、统一的结果
照道学说，认识到这种统一的人，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即“至乐”。这种乐和身体感官的快乐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一种精神享受。人一生都在殊相（个体）的有限范围内生活，一旦从这个范围中解放出来，他就感到解放和自由的乐，是从“有限”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无限”，从时间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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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22.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