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师伐圣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我们虽不必都赞成他的批评（有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评孟子“王何必言利”一节），但这种“距师”、“伐圣”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胡适

中国诸子百家都有经书流传下来，以中华民族的人口数量和创造能力，肯定不止诸之百家，但是很多是不正确言论，只会把人们教坏，所以大家挑选正确的经书流传下来。西方圣经也宣称，这是人类万古不变的生活法则，人类要千秋万代，只能谨守经上的教诲。无论是东方经还是西方经，效用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严防死守人类的贪婪滥用科学，科学才是灭绝人类之学。科学教育什么都不需要背，只需要一道公式灵活运用到几百种题目解决问题。而文学却完全不同，需要读书，背书，抄书，需要用到的时候灵光一现就出现神来之笔。所以，文学很注重历史积累，没有先人的积累，后人就无法形成人才梯队，学生爬不上大雅之堂。中华民国拒绝人才积累，把先贤古圣斗臭批臭，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在气候危机全球反科学的浪潮下，中华民国无异于自寻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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