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了查，李帆老师是这么说的：

1939年的西南，正被建设为抗战大后方和“抗战建国”的基地，谈论民族团结、民族复兴以服务于抗战大业的言论备受关注。所以，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和学术界激起极大反响。就社会舆论而言，重庆《中央日报》以及陕西、安徽、湖南、贵州、广东等地的报纸纷纷做了转载，从而使之广为人知。在学术界则有一些学者踊跃讨论，其他不论，仅顾氏所主持的《益世报·边疆周刊》栏目就收到不少讨论文章和信件。陆续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或《星期论评》上的文章和信件主要有张维华的《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1939年2月27日)、白寿彝的来函(后附顾颉刚按语，1939年4月3日)、费孝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1939年5月1日)、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1939年5月7日)，等等。这些文章和信件大都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赞同，但费孝通的文章则对顾氏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费孝通依托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研究心得，对顾文提出几个问题，特别是就“民族”“种族”这类词汇发问，认为顾氏所说“民族”是“指在同一政府之下，在同一国家疆宇之内，有共同利害，有团结情绪的一辈人民。在‘民族’之内部可以有语言、文化、宗教、血统不同‘种族’的存在”。经中英文对照解析后，费孝通指出：“先生所谓‘民族’和通常所谓‘国家’相当，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既然‘民族’等字有了不同的用法，我们不妨在讨论时直接用‘政治团体’、‘语言团体’、‘文化团体’甚至‘体质团体’。若把这些名词来诠释先生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法：‘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的政治团体是一个。’这句话说来似乎很没有力，因为中华民国既是一个国家，逻辑上讲自然是指一个政治团体。”依费孝通的概念，国家是“政治团体”，“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即国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即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民族的存在。费孝通进而指出：“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文化、语言、体质不会没有混合的，可是这些混合并不一定会在政治上发生统一的。”而要“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是不容易混一的，若是我们的目的在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文化、语言、体质上没有混一的必要。若是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不但不易受任何空洞名词的分化，而且即使有国外强力的侵略，自然会一同起来抗战的。”可见费孝通是在学理层面与顾颉刚进行商榷，至于顾氏在大敌当前的抗战背景下的写作意图，他也是充分理解并有同情的。

针对费孝通的质疑，顾颉刚作了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予以答复。他说：“我当初也以为文化、语言、体质等项是分别民族的标准……但是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觉得这‘民族’二字不该随便使用，开始慎重起来。”“我想帝国主义者为要达到他们瓜分我们土地的大欲望，造出这种分化我们的荒谬理论来，我们的知识分子被他们迷蒙了心，又替他们散布这种荒谬的种子到各处去，若不急急创立一种理论把这谬说挡住，竟让它渐渐深入民间，那么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便会随处携贰了，数千年来受了多少痛苦而抟合成功的民族便会随时毁灭了！”即在顾颉刚眼里，民族理论和“民族自决”的一些提法，背后有帝国主义者的政治意图和侵略野心，所以“民族”一词应慎用。他还就此告诫费孝通等人：“抗战以来，我们的社会学者和人类人种学者大都到了边省，正有用武之地，从体质和言语文化等等来看，中国境内究有几多种族，靠了他们的努力，不久我们便可明白，这是我们十分感谢的。但我觉得还该唠叨几句：诸位先生作的报告和论文之中最好不要用‘苗民族’、‘瑶民族’、‘罗罗民族’、‘摆夷民族’等字样，免得一般人耳濡目染，误会为他们真是一个民族，以致野心家乘机兴起，陷国家于支离破碎的境地。苟其不然，竟使我这过虑不幸而言中，那时帝国主义者定要在旁拍手大笑，说我们帮助了他们的分化之劳了。”对于“民族”的构成问题，顾颉刚再次重申：“体质、语言和文化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真正构成民族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团结的情绪’。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一群人中，各个人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皮肤颜色，这样那样尽可不同，彼此间的冲突也尽管不免，但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都抱着同样的爱护之情，一旦遇到外侮，大家便放下了私斗而准备公斗，这便是民族意识的表现。所谓民族意识，只是一个团结的情绪。……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强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民族和语言、文化、体质固然常常容易发生关系，因为凡是同语言、同文化和同体质的人总是比较相处的近，容易团结起来；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语言、文化和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环境而演进的，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志所造成。因此，一个民族里可以包含有许多异语言、异文化、异体质的分子，如美国；而同语言、同文化、同体质的人们却可因政治和地域的关系而分作两个民族，如英和美。”很显然，顾颉刚在这里把“民族”和“民族意识”等同了起来，而且是用“国族”概念来界定“民族”，甚至把英、美这样的国家概括为“民族”。

顾颉刚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并未见费孝通予以回应。这并非因为费孝通被顾氏的论证所折服，而是由于费孝通担心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继续辩论下去收不到好的效果。费氏晚年曾对这次论争有过回忆，说明了自己没有再写回应文章的缘由，说：“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平心而论，费孝通当时的见解，如不能把国家和民族混为一谈，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民族的存在，防止国家分裂并不在于各群体是否被称作“民族”，而在于如何实现群体之间的平等，等等，是合于学理并具有超越色彩的，只不过在外敌当前的时代大环境下，既不具备学理上从容讨论此类问题的条件，又有讨论下去不利于抗战大业的危险，故只能权且搁置。

【 在 xihelisheng 的大作中提到: 】
: 吴文藻和费孝通，师徒俩，当年和傅斯年，顾颉刚掀起有关 中华民族只有一个 的论战，客观上为日本侵华服务，给当时的泰国的大泰族主义，分裂西南张目，给华北及满洲所谓的民族自决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被傅斯年批评为“巧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
:     傅斯年提出要慎用边疆，民族 中国本部等术语，这是日本以学术来分裂中国的一种阴谋。提出“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以免刺激云南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为复杂的境外势力所利用。为达到团结抗战的目标，学界应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是一家。由日本传来的“中国本部”一词是敌人分化中国的工具。在中国谈“本部”就让人立刻感到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非中国领土，不妨放弃，任由帝国主义侵略。
:     费孝通的多元化的民族观，本质上是四句话的前两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是助长分裂而非融合，是为民族自决提供理论依据的，是消解华夏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的自主性，传承有序的道统和法统的。这套理论不过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邯郸学步而已。当时西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当然可以这么讲，这么说，但是用到内忧外患的中国，就是亡国之祸。看看西方欧美，引入多元化之后的社会冲突，就会明白，这真是亡国大杀器。但是西方欧美家底后，禁得起折腾，中国呢，被这种理论折腾，可是再一次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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