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热力学第二定律克劳修斯表述为：热量不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转移到高温物体。但是，你注意这三个，自发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逆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有序结构，也就是所谓自发的，而国家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有序的生命，逆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本就是国家机器存在的意义，否则就会失去秩序，整个有序结构就无法正常运转下去，那就是乱世。作为生物，掠夺外界的热量维护自身的有序结构是本能，简单的说，就是大鱼吃小鱼，但作为更大的生物----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个人其实就变成了细胞，没有一个个细胞的有序工作，生物活不下去，但细胞如果无限的大鱼吃小鱼，那就是癌细胞，癌细胞扩散的话，人是会死的，作为更大的生物---社会来说，道理也是一样滴。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朱由检同学那样大聪明活活玩死自己
中原各地的士绅官僚、土豪地主和商贾大户，各个都是富可敌国，大明朝廷虽然穷逼一个，可大明却从来都不缺银子，都在这些富户家里的银窖里藏着呢。
历史上每年从日本、墨西哥等地过来的银子数量非常庞大，但是大明却依然像个吸金怪兽似的，疯狂的吞噬着世界各地的银子。
最终目的，实际上就是希望大明的这些富户，把手中的银子花出去。这样才能充分搞活中原各地的经济，国家的税收也能得到保证。
但是想要达成这个设想，大明王朝的两个积重难返的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和税收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设想都是空中楼阁。
即便是在大明，士绅免税的土地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举人、士人以及各级官僚的免税标准都不尽相同，大概是进士可以有两千亩免税，举人为四百亩免税，秀才为八十亩免税。
但是各地的士绅地主通过与当地官府的官僚胥吏相勾结，大肆瞒报漏报土地，达到名下土地免税的目的。很多举人拥良田万亩，早就超过了免税的标准，但是依然不缴纳一分银子的税赋。
1581年，为了增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朝大学士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但因为实施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清查土地，即便当时张居正权倾朝野，但还是遭到各地士绅地主的极力阻挠，清查土地进行的并不彻底。
随着张居正的死去，从万历末年开始，大明朝廷官方籍册的耕地，就开始一减再减，到明末崇祯时期，张居正当年清查的朝廷官方籍册登记的耕地，已经减少到了相当低的程度。
明朝还有一个黄册制度，就是将各地人口、田地和资源情况统一登记、造册，作为缴纳赋税的凭据。但是各地士绅地主与官员勾结后，官员在这上面造假，用劣质纸张制造黄册，使得黄册在保存过程中由于纸张损坏而无端消失。
官员们干脆在黄册登记之初造假，把土豪地主登记为贫民，而把贫民登记为地主，结果赋税责任都落到贫民身上，造成大量贫民逃亡。贫民逃亡后，官员们干脆把去年的黄册再原样抄一遍，送上去凑数。
再加上大明各地的官僚经常以抗税为荣，而且各地官府从中作梗，在这样的纳税背景下，明朝的税收情况可想而知。
所以施行土地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普查，若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土地普查数字，想要在中原施行土地改革，那就是扯淡。
进入东汉后，中国进入了乡绅地主结合儒家理论作为领主的封建领主时代，东汉开始叫豪强，两晋隋唐以后叫士族。
他们依靠宗族的实力和儒家的理论建立独立的领地，在宗族的领地中使用私法私刑，把持朝政，把持地方政权，把持官员的推选，所以这是中国特有的“封建制度”。
中原华夏王朝，每朝开国之时，士绅免税确实有效的团结了一部分人。这种制度的优点是中央政府强大时稳定性好，士绅宗族让王朝的统治成本降低，但是士绅免税制度，却成了最大的弊端。
随着时间的迁移，不纳税的士绅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势必会疯狂的兼并土地，久而久之，大量在开国时期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又变成了佃农，变成了无土之人，一个朝代也开始逐渐崩坏。
凭借免税制度，富裕起来的士绅集团成为朝堂的代表。透过科举制度进入朝廷，拉帮结派影响朝廷的政策。
所以士绅免税制度，也是中原士绅集团的根基。
大明各地的豪商巨贾，身后站的都是士绅官僚和皇族贵戚，他们利用种种特权而经商开店，占用通衢要市而设肆、开设官店以邀集商贾囤积货物、借用行政特权挟带商船私货，而且不用缴纳商税。
大明朝堂的官僚普遍经营商业，民间商贩如果要想有从事商业，并在商场上立足，就必须投靠这些权豪势要借官府之名色。
而一般小商贩和更多的普通百姓，则因为此类加倍的盘剥而濒于破产，使得“村镇负担者俱困”、“倍克于齐民”。而这也是这个时代权力集团经营商业的通则。
大明一朝，除了皇帝、贵戚经商，明朝制度规定四品以上官员禁止做买卖，不许与民争利，但这一条始终行不通。
事实上是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比如首辅徐阶大规模经营商业的同时，还通过手中的权力直接控制和侵渔地方和中央财政税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
朝廷要员这种以自己手中的政治和财政等大权作为家族经商牟利靠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权力经济”体制与近现代商品经济体制的悖逆。
“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的权力法则，也使得明代后期发展极盛的士绅经商浪潮，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来于此矣。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士绅阶层对于天下几乎一切重要市场资源的垄断，已经发展到“相沿以为常事”的骇人程度。商人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通常“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积极参与政治”，这也是这个时代商人阶层，安身立命和争取商业经营空间的主要出路。
与西方中世纪后期城市经济兴起时商人阶层对独立政治地位的追求相反，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发财的门径。
商人们不仅靠贿赂官吏而使自己得到逃税减税，更一进步通过科举制度渗透到政府当中，极力争取对自己家族和阶层有利的政策，阻止对自己阶层不利的政策，乃至搞臭阻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官员、宦官，甚至皇帝都不能幸免。
大明历代皇帝都穷得要死，只要皇帝一要求加收商税，朝廷百官和各地的士绅官僚，必会群情激昂“为民请命”，什么藏富于民啦，不与民争利啦，并引经据典的大肆批驳。
其实说到底，就是不想缴税。他们口中的民，是他们自己，不是农民，不是工人，说大明是穷死的，这个一点也不夸张。如果大明有钱，就不会逼边军造反，就不会无钱粮就济饥民，就不会不停地加农税逼农民造反。
各地基层官府的胥吏衙役敲骨吸髓，竭尽贪婪，相当于朝廷“养百万虎狼于民间”，令底层百姓困苦不堪。
还有土豪劣绅，黑恶势力、城狐社鼠和嘎杂流痞。
上述几类人，也是士绅官僚阶层在地方的左膀右臂，他们勾结胥吏，指使收买黑恶势力，疯狂欺凌百姓，令底层穷苦百姓敢怒不敢言。
整个士绅官僚集团，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体系，他们控制着大明的基层，官绅和官商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大明的元气就这样，被他们吞噬一空。
大明那种商税政策，活该崇祯穷死。本来三十税一就已经很低了，可就这么低的商税，依然没有人去缴纳。
大明的商贾巨富背后站着的都是什么人，如果没有士绅官僚阶层的撑腰，在富有的商贾巨富在大明也是寸步难行，再大的家财也会被当地黑恶势力和衙门胥吏，敲骨吸髓的压榨干净。
而施行税务改革，到底动了谁的奶酪，也就不言自明了。
各地士绅地主若没有衙门的官僚胥吏撑腰，没有黑恶势力的青皮无赖充当打手，也没有朝堂百官为他们摇旗呐喊，仅凭一帮书生文人、地主商户，无论怎么闹腾，也掀不起什么浪花。
土地改革和税务改革，对于士绅集团来说，就是动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当然要极力的阻扰。东林党人为了维护士大夫集团的利益反对税收，就连明末出现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们依然顾若罔闻。崇祯连出兵都拿不出银子，可是商业税依然不能正常收缴，他们宁可眼睁睁的看着大明灭亡，也不愿意损失自己的利益。
明朝末年，东林党势力太大，皇帝不得不赋予阉党很大的权利来维持政治平衡，史书上说阉党对东林党人的大肆迫害，其实这也是皇帝一手推动的结果。可是崇祯皇帝却办了一件蠢事，那就是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造成了大明朝廷以东林党为首的东林党一家独大，东林党人对皇命的阳奉阴违，皇权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东林党人虽然人才辈出，但这个集团太过庞大，大部分人都是只会满口文章，脱离实际的清流，明朝的灭亡很大方面是因为“文人误国”造成的。长期上层的奢华生活，使得很多东林党人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的实际行动没有，对整个国家的挽救政策一个都没有，可笑的是，他们却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权利。
明朝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使得士大夫在社会的地位抬得过高，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极端观念。士大夫集团对于手工艺者、商人态度尤为鄙视，他们在享有这些下等人劳动成果同时，又鄙视这些人，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大明的士大夫阶层从根子上就烂掉了
传统封建势力主要都是以士绅阶层组成，只要是举人就能享受朝廷的各种优待。大明时期，只要那个书生中了举人，即便他是个穷困潦倒的穷逼，依然可以一夜之间成为拥有大批良田的地主。
他所在家乡的亲戚、朋友、邻居，甚至全村的百姓都会将自己家的土地落到这个举人的名下，那样一来就可以享受士绅免税政策。
可是如果推行官绅一体纳粮政策的税务改革，这简直就是动了士绅阶层的根本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命根子。
崇祯上台后灭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大明朝堂就成了东林党的天下。这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大喊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一个个说得慷慨激昂。
他们还忽悠新登基的崇祯皇帝，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茶税、海税、丝绢税、布税等等税收都得到了减免，但是农税却一加再加，然后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
自此之后崇祯苦逼了，他为了筹措军饷，把皇帝的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宫女不够也不敢招，整日节衣缩食，袖口磨破了就补补再穿，结果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发现崇祯除了龙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价算上内库也只有数万两银子。
《平寇志》中记载，“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
而当时的大明国库呢，李自成三月十九日入京，时人记录，三月十五日清点国库，库中只有二千三百余两银子，和八百串铜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崇祯皇帝都穷成什么逼样了。
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这样形容崇祯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明末崇祯大旱期间，北方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可东林党的老家却纸醉金迷，最无耻的是，东林党最后大部分都投降满清了，一个个争当带路党，反正历史都是他们来写，凡是极力主张收商税的皇帝都成了暴君独夫，还有著名的苏州五义士，其实不就是暴力抗税嘛。顺便一提的是，后来的雍正皇帝搞“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就是有幸享受了这个待遇，以至于在梁羽生笔下，都是被吕四娘摘了脑袋的反派BOSS，一直到二月河老爷子三部曲才翻了案。雍正能这么搞，是因为他有满蒙八旗的基本盘，而大明先是土木堡勋贵集团扑街，然后高中生朱由检被一群君子忽悠自废武功灭了阉党，等于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只剩一枝独大，就算崇祯后来明白过来，也无能为力了。
--
修改:lanlingxiao FROM 112.12.232.*
FROM 112.1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