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系统比较小的时候，系统受到外部性的干扰不强烈，遵循“高内聚，低耦合”，实际上就将更多的权力配置在“模块内部定义”上面。

假设由于某种原因，“模块内部定义”也慢慢趋向正确，那么我们可以假设系统 Q 的各个模块的分解、聚合与耦合都是一种良性的状态。我们假设每个模块是 m1, m2, ... m[n] , 每个模块的强度，实际上是这个模块包含的操作数，为 s1, s2, ... s[m] 。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系统的总体操作度量：

F(Q) = Σ ( | m[i] | * s[i] )

在一定的时刻，我们可以假设 F(Q) 是个常量，因为需求是没有变化的，这个时候

F(Q) = Σ ( | m[i] | * s[i] ) ≈ c 是个常量。

考虑系统的平均操作数 S

S = c / n ≈ q

由于“高内聚，低耦合”，而且“模块内部定义”也是正确的，那么 S 就要趋向一个比较大的值，但由于需求是没有变化的，这个时候直接的做法就是扭曲模块的数量，甚至导致了某种必然的“模块内部定义”的瓦解。

由此我们看到，“模块内部定义”和“高内聚，低耦合”在特定的条件下，是矛盾的。甚至在系统比较大的时候，他们必然是矛盾的。

我们显然不能片面追求“高内聚，低耦合”，于是我们只能回到“恰当的模块设置、恰当的内聚方式、恰当的耦合方式”。

试想系统 Q 有两种需求相同但定义不同的模块设置方式，一种是 Qa = { a } ，一种是 Qb = { b } 。由于他们面向的是同一个系统的设计，所以有着相同的需求，那么 F(Qa) == F(Qb) == F(Q) == c。

如果 Qb 比 Qa 的内聚更高，耦合更少，那么

Sa > Sb, Ma == c / Sa < C / Sb = Mb, 即 Sa > Sb ==> Ma < Mb

如果 Qb 比 Qa 的内聚更高，耦合更少，那么

Sa < Sb, Ma == c / Sa > C / Sb = Mb, 即 Sa < Sb ==> Ma > Mb

也就是说，系统需求不变，两种模块定义方式都正确，内聚越高，模块越少，系统将会向模块数减少扭曲；内聚越低，模块越多，系统向模块数增加扭曲。

！！！！！！！！！！！！！！！！这！！！！！！！！！！！！！！！！！！！！！！

假设两种模块设置都是正确的，对于要不要从 Qa 扭曲到 Qb ，我们假设定义模块扭曲费用 Z(a, b) 和 内聚模式红利 Q(a) 和 Q(b)，考虑三种关系：

Q(a) > Z(a, b) + Q(b) 即扭曲模块到高内聚的费用加上高内聚模块设置方式的红利，并不如低内聚的红利
Q(a) = Z(a, b) + Q(b) 即扭曲模块到高内聚的费用加上高内聚模块设置方式的红利，等于低内聚的红利
Q(a) < Z(a, b) + Q(b) 即扭曲模块到高内聚的费用加上高内聚模块设置方式的红利，高于低内聚的红利

容易知道，只有第三种情况，即扭曲模块到高内聚的费用加上新的模块设置方式的红利，高于低内聚的红利，奉行“高内聚，低耦合”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而另外两种情况都有局限性，即使得扭曲后所付出的费用和带来的红利（补偿）反而不如保持原状或约等于原状的红利。

所以“高内聚，低耦合”不是银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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