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unfuchu.blog.sohu.com/170910642.html校庆反思
今年是清华建校一百周年，届时学校和全国各地的校友一道将举行隆重的校庆活动。我是于1950年考进清华的，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48年，从进清华至今已61年了。可以说我这一生基本上是在清华度过的，经历了从建国以来61年的风风雨雨。我进清华时，清华是一所有文、法、理、工、农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全校学生不到2千人，规模不大，全校很多师生彼此都认得。我班是建国后第一批招收的大学生。全班60人没有一个后门生，没有一个条子生，当然也没有什么加分或降分录取的学生，大多是全国各地的好学生，凭自己实际水平考进清华的。我和班上其他几位团支委，其中一位是地下党员，其余都是清华地下党公开后第一批入党的共产党员。也都是清华第一批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我在大二时派到大一班上担任团支书，当时辅导员制度还没有建立，但我做的就是辅导员的工作，所以也应该算是一位辅导员。校庆将至，我们这些老辅导员们交谈，我想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谈谈一些感想。我们这一代人，把我们的青春年华，乃至整个一生都奉献给党领导下的新清华大学的教育事业。我们不仅是新清华的建设者，也是建国后清华全部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建国后清华61年种种事件的亲身经历者。
我和几位老同事交换意见后认为，清华在建后国遭受的第一个重大冲击是院系调整。我询问了多位清华老同志，都说不出院系调整是怎么决定的，但我们都一致认为院系调整对清华真是元气大伤。院系调整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学习（前）苏联。蒋南翔同志是1952年调来清华担任校长的，从他的一些言行可以看出，校内高层和中层一些领导同志对院系调整是不赞成的。蒋校长一到清华，看到清华图书馆正在把大批古籍都运到北大图书馆，非常生气，立即下令制止全部图书的调拨。老清华很强的学科是文、法学院和理学院，但全部教授和学术带头人和党员教师都调到北大。英语教师和物理教师各只剩下一位讲师（副教授），英语系和物理系变成了两个小教研组。人事调整已成定局，教师调整已无法挽回，只好立即从我们这个53届提前毕业的工科系中抽调一批毕业生到各教研组去重建这些教研组和党组织（30多年后才再重新恢复为系的编制）。
老清华文学院培养出了钱钟书、吴晗、陈寅恪、王国维等国学大师和曹禺、英若诚等戏剧家以及吴宓、王佐良、许国璋等英语教授，老清华理学院、物理系在抗战期间和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共同培养出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十几位两弹一星元勋，可以设想，如果不是院系调整，清华的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在建国后都能一直办下去，并且不受错误的运动和路线干扰的话，那么在清华的这后60年里又该培养出多少大师和世界一流人才呢！清华早应成为一流大学了。
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曾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允许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承认民族资本家建国是有功的，按照这个理论对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汇文、湘雅、明德、育英等这些教会大、中学校也可以不采取没收的政策，允许基督教会把这些学校继续办下去，只要他们是爱国的，这些学校一定会对我国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培养出许多人才。
建国后清华等大学受到的第二个很大的冲击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当时对清华等大学和教育界几乎所有的著名教授和学术带头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我作为大一新生，全班同学只能整齐地坐在图书馆前草坪上静听在图书馆阅览室进行的批判潘光旦教授的大会实况。会议主席在多个批潘发言后，一再要求下面递条子。批判发言称潘教授是“铁心皮球”。这样的批判会和反右派以及文革的批斗大会，除了不戴高帽子、不做喷气式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完全不是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都是喊口号上纲上线，以势压人。知识分子改造依据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就是说这些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依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皮上，都是为反动派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动立场和恐美、崇美思想必须经过批判斗争才能把他们拉过来为新中国服务。当时各所大学各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几乎都遭到这样的批判改造。其结果批了梁思成，北京古城墙灰飞烟灭；批了马寅初，四万万同胞变成十三亿；批了心理学大师，心理学专业停办了四十年。
我作为一名教师和基层干部，发现蒋校长的办学思想和做法和上述的“皮毛理论”是不一样的。蒋校长到校后立即提出要依靠当时清华一百零八位教授、副教授办好清华。提出“一百零八将是清华的稳定因素”。他挑选党外的刘仙洲教授为副校长，蒋南翔每次召开党委、常委会前，要把自己的想法同刘仙洲教授交换意见，然后再提到党委或常委会上去讨论。蒋校长的这些提法和做法，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不多见的，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但逐渐感觉到他的做法和周总理多次对知识分子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周总理多次对清华师生讲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而这种改造是和风细雨的自我改造，并不是狂风暴雨的批判斗争。所以1962年陈毅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举行脱帽典礼的讲话，即认为广大的知识分子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教师们听了都非常振奋。可是好景不长，1964年又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把我们这些解放后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都算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清华受到的第三个冲击是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次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其理论依据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57年中央提出要发动群众帮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各教研组召开鸣放会，开始鸣放不起来，就鼓励师生大鸣、大放，解除顾虑。逐渐发言的人多了起来，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激烈的批评意见，就布置基层党员干部，要沉得住气，不要急于反驳，要顶得住，这也可以说是“正常的”。突然《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等三篇社论。清华党委一位副书记分别带领20多位基层干部到台基厂市委大楼的一间办公室谈听报告，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主持，刘仁讲清华党委有三位党委常委叛变了，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右派分子是最危险的敌人，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你们立即起来反击，否则你们就要滑到右派泥坑里去了。这样每次有20多位清华基层干部到市委去听刘仁同志讲话，连续去了十几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听了心里都非常震惊，这个弯子转的实在太大了，我们跑步也跟不上，许多经历表现和我们差不多的教师和干部怎么一下子都变成最危险的敌人了呢？怎么就滑到右派分子泥潭里去了呢？
回校后就召开基础课（公共教研组）党总支干部整风会。新来的一位总支书记宣布原总支正副书记和一位总支委员叛变了，现在剩下的你们这4位总支委员做整风检查。我们检查了好几次都过不了关，总支书记批评我们在右派分子进攻面前软弱、动摇，立场不坚定，对右派分子心慈手软，批判起来下不了手，上不了纲，最后批评我们4人都是严重右倾。理由是我们没有立场坚定地起来组织反击。反右运动对清华校、系和基层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政治课4位党员教研组主任被打成右派，定为反党集团（据报道全国高校、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里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有好几百个）。全校多位党总支正、副书记被打成右派。物理教研组党支部被定为烂掉的单位，最后只剩下一个半党员，这半个党员是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前面提到我们土木系60人这个大班有4位团支委和3位总干事一共7位同学。其中一位曾任校学生会主席，团支书是地下党员，其余六位都是解放后地下党公开后最先入党的党员，毕业后全部留校担任教师，3位先后担任系政治辅导组组长，3位先后担任基础课党总支副书记，1位后来担任工化系党总支副书记，是清华工化系最早的创建人。这7个人之中就有4个人被划为右派（几乎占60%），2个人被定为严重右倾。这位担任工化系副书记的老同学文革中被定为三反分子被逼上吊自杀。改革开放后、1位曾任清华校党委书记，2位曾担任系正副主任，另1个人曾任南华大学校长。从我们这个大班的党员干部在运动中遭遇，就可以看出反右派和文革对清华党员干部的伤害严重到何等程度。
57年被错划右派的教师中，许多人都是教研组的骨干教师和要求进步的优秀分子，57年被错划后他们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是在蒙受不白之冤的境遇中度过的。有不少在文革中再次遭到迫害，有些被迫自杀。我听到一种说法是打右派是蒋校长创造的典型，被毛主席抓了这这个典型，在全国推广才开始反右派的。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蒋校长在清华一贯很“左”，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清华反右派蒋南翔作为校长当然负有一定的责任，尤其是当时校党委书记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并打了一个袁永熙反党集团更是如此。袁永熙被错划是上面点的名，蒋校长是执行者。毛泽东主席派秘书林克同志坐镇清华，参加党委常委会。北京市委刘仁同志也一直领导清华反右派运动。清华右派分子的名单是在市委领导下直接确定的。清华有几个单位反右派打得很狠，例如政治课、基础课物理教研组和水利系。但清华某些主要右派分子如：钱伟长、袁永熙是上面指定要划的。蒋校长和几位党委副书记曾多次找钱伟长谈话，希望钱伟长能做一个检讨，想保护他吸们过关，但钱伟长不肯检讨，蒋校长想保也保不住了，再保下去蒋校长自己也可能被划进去。蒋校长在反右后期的确抵制了把右派分子名单划得过宽，例如58年2月上面决定给“反右补课”。蒋校长就布置，只给他们再贴几张大字报就算了事了，一个也没有补划为右派。蒋校长还派党委副书记找多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党员干部谈话，希望他们好好工作，以后争取重新入党。反右结束2、3年后清华党委的确给几位错划为右派的党员干部办了重新入党手续。但报到上面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没有批。他们重新入党都是文革以后的事，蒋校长还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学生讲话，鼓励他们以后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以后还是有前途的。我以前在博客中写过蒋校长批评我们外语教研组干部不要“洁癖”。对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整风中起来翻案的教师不要都清除出教师队伍，业务好的有真才实学的还可以继续留校任教。蒋校长的这些言行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判为是搞招降纳叛，是搞右倾修正主义。
蒋校长的指导思想是绝不会搞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来对待知识分子的。而且可以举出好些蒋校长在清华防“左”的实例。1962年彭德怀被撤销国防部长后，林彪上台大搞“顶峰论”。全国学毛主席语录，贴标签。蒋校长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讲：“不要把毛主席语录当成白莲教的符咒，拉单杠拉不上去就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就能拉上去了吗”？在林彪当时正“红”的时期，在全校大会上敢公开顶林彪“左”的人，在全国也是很少有。
1964年北大“四清”开始，工作组到各系批斗总支干部，抓漏网右派。唇亡齿寒，蒋校长预感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将降临清华大学。他提出“要建成不漏气的发动机”、“要开万人顶风船”，蒋校长要大家顶的就是这个“左”。
1965年北京市郑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被揪出来，接着彭真也被揪出来，形势非常紧张。蒋校长在党委办公室召开了一个30人小会，总支派我参加了这个会。蒋校长在会上先讲了一段解放前在东北局，解放后在团中央的工作，说到他和彭真同志是工作关系，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接着主要讲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蒋校长给我们讲这些话，显然是给我们打预防针。可惜我觉悟低，对党史真实情况知道的太少，有些内容没有完全听懂。但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即一个党员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所以文革开始后，遭到批斗、遭到鞭打，关到武斗据点里，后来四处逃亡，被工宣队打为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但我始终坚信自己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是反革命。我坚信问题终有一天会解决的，所以我决不自杀。文革运动清华有二百多位校系和基层干部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劳动改造。许多老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宣队进校后短短几天之内就有20多位干部、教授跳楼或上吊自杀，一片白色恐怖。学校停课，上万名学生下放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三千多位（80%）中青年教师下放到血吸虫重灾区鲤鱼州农场劳动，全部感染上血吸虫病，有3、4位教师因此肝脾大出血死去。文革对清华的打击可以说是摧毁性的，清华同全国经济一样，已到了崩溃的边缘。76年后中央一批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清华大学。
今年纪念清华百年校庆，我写了这篇短文，就是从两条路线这个角度进行反思。我想如果不搞院系调整，不搞反右派，不搞文革，建国60年来如果能有一条正确路线指导，那么在全校两三代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清华大学可能早已办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可能出了不少一流大师。有老同志批评说“你这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我想，既然是反思，想一想总是可以的吧。以上就是我的一点反思和感想，请网友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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