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封城”的日子里，武汉人李喆体会了恐惧、悲痛、愤怒、不解、希望等等各种混杂的情绪。作为一名围棋手，自处不是一件难事；但这段正在经历的特殊时期，他看到、听到、想到的事情，正在影响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这是腾讯体育原创策划《我和我的城》第一篇，围棋手李喆的故事。

口述/李喆
整理/张蕾

我是围棋六段李喆，武汉人。做职业棋手多年，已经习惯了在北京的生活，只会在年节或者特殊团聚的日子回到家乡。
17年前的“非典”疫情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只记得很多比赛都停了。那一年我14岁，获得了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最佳新人奖，痴迷于围棋的世界。17年后的现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在武汉的家里，度过一段时间感很模糊、各种情绪交杂的日子。

01.“谣言”
2019年12月31日，我在网上看到微信截图，说武汉出现了“类似SARS的传染病”。
将近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微信里说这话的人，叫李文亮。
当时我在外地，按计划是第二天回武汉。 看到传言之后，我们家里人就商量，还要不要回武汉过年。
我的母亲在医院工作，她问了一些人，觉得情况“可能还好”。我们决定还是先回武汉再说。
我们去药房买了口罩，戴着回到武汉。
2020年1月5日，我们外出聚餐，同席的是我妈的朋友，还有我的发小，好几家人。席间有位做医疗器械方面的人，拿出他带的N95口罩，给在座的每人发了一个。他告诫说，“现在的情况很严重了。”
那天吃饭的很多是医生，但大部分人还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家也是，除了之前的那个截图，我们没有听说其他消息。有位医生朋友在提到“没有明显证据人传人”的时候表达了质疑，因为他知道他们医院早期收治过一对病人夫妻，其中一人没有出过门，不可能是共同暴露在病毒环境中导致的染病。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很严重。我每天看通报，但从数据看，情况并没有很糟糕。
不过防患于未然的警觉我还是有的，凡是出门，口罩我一直戴着。我劝过一些人戴口罩，但经常有人觉得我“想得太多”。
1月18日，我们大家庭聚会。餐馆不大，爆满，服务员忙到来不及上菜。目之所及，大家都在热烈的气氛中准备迎接新的一年。
同一天，我又碰到之前跟我们表达对“没有明显证据人传人”言论愤怒的那位医生——他后来也是他们医院新冠肺炎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他对我们说，疫情已经很严重了，发热门诊排着长队，根本住不下，很多病人高度疑似，但来一下医院，还得回家，或者去别家医院，“没有控制”。他们无法做核酸检测，也就无法确诊，官方的数据也就看不出显著的增长。
我听到这个，有荒谬感。之前我一直关注通报数字，那个数字看上去让人觉得这个病是很可控的，但一听到这么多人其实是高度疑似但没有做检测的，我就觉得很恐怖了。那位医生跟我说，“这怎么得了。 ”
我还听说有医生因为翻拍病历或者复印病历而遭到了处分。
也是在1月18日那天，我母亲开始咳嗽。我去药房给她买药，一路上一个戴口罩的人都没看见。武汉人的生活，仿佛就跟平常一样。
我在路上拍了张照片，发了朋友圈，就是想提醒大家要戴口罩。但我不敢写什么，因为医生们告诉我，千万不要在网上说什么，我担心我的信息不准确，或者牵连医生朋友。
对于我隐晦的提醒，有人跟我说“保重”，也有人跟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啦”。

02.咳嗽
因为母亲咳嗽，我们担心是这个不明肺炎，也担心留在武汉是否会被传染，就商量着是否要离汉过年。再三考虑，还是决定留下。如果母亲的咳嗽是因为已经感染了不明肺炎，那么这个时候去外地，恐怕对当地不好。另一个考虑是，毕竟对武汉的医疗资源更熟悉，在生活上也更方便些。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真感染了，留在武汉对个人而言不一定是个好的选择，当时没有意识到会这么严重。
两天后，钟南山肯定地说，这个病会人传人。
当时心里有点慌。母亲已经咳嗽得很厉害了。
她在医院工作，咳嗽之前每天上班，应该属于高危人群，她在1月17、18日近距离接触过的同事，有几个后来确诊了。
可怕的咳嗽持续了20多天。这20多天里，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各自戴上口罩，彼此隔离。这20多天里，我们每天都要讨论一个问题：要不要去医院做检测？
我主张尽量不去，去医院的话交叉感染的风险太大。
只能想办法先自己扛。我网购了指夹血氧仪，本来担心快递不行，没想到后来送到了。不知道那个仪器的准确度怎样，反正测量出来的数据不算太好，有时候勉强正常，有时候比正常稍微低一点。那段时间就一直在有点恐惧有点担心中度过。
妈妈服用的药物，也是靠大家帮忙，才送进来的。坚持服药之后，咳嗽有所缓解，我们的心也稍微定了。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支气管炎，也有可能是很轻的新冠肺炎感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好在20多天后就不咳了，也没有别的症状，我们才安心下来。
可能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在家里闷时间长了，我和朋友聊起来，发现大家都多少会有一点胸闷气短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在家里，我有时候会陪妈妈看看剧，刷刷电影。她还是比较乐观的那种，总是说，就算得病了，也没事，能治好。那时候就觉得，没感染，能这么待着，还好。
1月18日之后我就几乎没有再出过门。过年的一个好处是，家里囤了很多副食。蔬菜先是一两周买一次，后来小区也封闭管理了，我们就跟着小区统一组织的团购买菜。
妈妈对自己的担心很少，主要害怕传给我。另外就是她在医院的两个很要好的朋友，感染了，在隔离；还有很多朋友的朋友，病重，或者在一线奋战。对于那些迟迟不能“阳”转“阴”的朋友，妈妈会想办法安慰他们，因为隔离时间长了他们心里会难受。还有些因为疑似而隔离的，家庭中会产生一些次生问题，来问我妈怎么办，她就陪他们聊聊。
坏消息不时传来。我们很熟悉的人，有的在医院隔离，有的去世；也能听到有的人生了别的病，但因为医疗资源紧张，无法得到救治而去世——慢性病得不到持续医治的，或者手术完之后无法继续住院的……再就是疫情期间，人去世了，后事没办法处理。类似这些事情，光听到都会让人觉得很难过。每天在新闻上看到很多数字，就会想到这数字背后是许多家庭正在发生的真实悲剧。
在家待着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说并没有多难，可以下棋、读书、写论文。但比较困难的是，在武汉有一种压迫感，好像无处可逃。你会忍不住担心，如果疫情控制不住怎么办？身边的呼喊很多，失望的、求救的……在疫情早期，因为某些工作失误，我们错过了十几天的最佳防控期，导致的灾难，要那么多家庭付出代价。

03.武汉
我出生在武汉。小时候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吃热干面，但是后来去了北京，再回到武汉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去吃上一碗。实际上，武汉的那些早餐，我换着吃，都要轮到。可能在异乡待久了，对家乡的感情维度也会多起来。
1月23日，武汉“封城”。这意味着武汉人是有很多牺牲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遭遇不幸，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武汉都在牺牲——武汉人为防止疫情扩散而做出的牺牲。我听到有医生说，疫情发生早期，经常有病人找他下跪，恳求得到收治，但医生没有办法，收不进去。单纯从人道主义讲，有条件的话，这些患者应该去外省市，得到救治机会，但在防控疫情的局面下，是做不到的。病人的牺牲是很惨烈的，尤其在疫情发生早期，武汉的病死率远高于外地。
医护人员的牺牲也很惨烈。我母亲他们医院，最早的时候腾出了一层楼给感染的医护人员隔离，后来变成三层楼，再住不下了，就改到分院去住，后来又搬了回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几层楼，但已经确诊了200多个医护人员。
尽管处境艰难，但这些医护人员，还是在顽强地做事情。我看到他们戴了一天手套的手，皲裂、浮肿……很感激所有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建筑工人、志愿者等等，他们冒着感染风险日以继夜地工作，非常不容易。
如果要描述我们这些普通的武汉人现在的处境，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害者吧。我们没有被感染的武汉人，只能说是运气比较好。因为早先的时候，大家都在外面活动。那些运气不好的人，可能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的整个家庭就此遭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打击。没被感染的人，是幸存者。
那些在外地的武汉人、湖北人，也受到很大压力。我听一些同乡讲到疫情初期的情况。比如A，他是湖北人，但其实已经半年没有回来过了，但半夜时分居然有人上门来找他要求去隔离。海外的人也会遭遇类似的情况。我们需要阳光照到的地方，还有很多。
“封城”第二天是除夕夜，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过的了……反正没有看春晚，一直在电脑边上查看各种新闻和疫情的信息。
总觉得想做点什么，希望能帮上忙。微信上看到很多群在行动，有人有能力打通物资链条，把它们送到前线，我没有这个能力，就在武大的北京校友会和北大的湖北校友会那边捐了些钱。同时，我知道很多棋手也在关注疫情，很多人问我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帮把手出个力。我就想着在围棋界发起一个倡议，跟围棋协会汇报了我的想法，总局反馈回来说，因为我身在武汉，那么就以我的名义去号召大家捐款。于是，1月25日，我发起了一个围棋界的捐款倡议。
根据一些朋友的经验，我们没有把善款交给中间环节，而是直接联系了医院，走了一条直达医院账户的路，把募集上来的善款捐了出去。

04.真实
我相信，这次疫情对很多人的人生观念都会产生影响，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感受，对生活的想法，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会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对生活有掌控力。但其实，生活是很有偶然性的。很多事情我们能够控制，我们制定计划、然后去执行；我们有很多“希望”。但现实中，时常事与愿违。
17年前，“非典”肆虐的时候，我只有14岁，是那一年围甲联赛的最佳新人，还获得了拼搏奖。对那时的记忆不多，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很多比赛都停了，各回各家，在网上下棋。那时候也比较懵懂，脑子里只有棋，其他的事情基本上不关注，痴迷在围棋本身的世界里。
“非典”经历的冲击，对我而言没有这次强烈。也因为那时的互联网资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许多非典的相关信息是在后来的回顾报道中才看到的。现在，我会思考很多比如人是怎么回事，人应该怎样去生活，以及，我要做什么。
这次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是李文亮医生。我们最早看见他的微信截图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被约谈，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我妈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说那个被约谈的医生，感染了，在重症监护室，很危险。那位同事打来电话的时候，是哭着说的。我们听了，都心里难受得不行。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当时甚至有一种冲动：如果我感染了，我就能去医院问一些细节，我要把他的事情写出来。我想去做这个事情，他应该被公众知道，我想说出他的名字。
1月28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对李文亮医生的采访，他终于被大家知晓。后来看到他开微博、接受采访，我们以为一切都变好了，他会慢慢康复。
2月6日晚上，我母亲在他们医生的群里看到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我又哭了，心里太难受，觉得太不公平了。
通过这次的事情，相信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处境更明白了，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清楚。我们生存在一套体系之中，有些危险、有些实情是被遮蔽的，但我们因为自身的利益考虑或者因为轻信，很容易看不清或者胆怯，被那些纷乱干扰，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想，人应该更勇敢一些，摆脱既有意识和利益的羁绊，用理性去寻找和坚持真实的东西，它们是真正有力量有价值的。我们每个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我们的每个选择都对社会构成影响。很多带来恶果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出于恶意，更多是出于无知与浅薄，这些行为的常态化就会恶化社会风气，这就要靠启蒙、靠教育、靠读书。经典书籍中的知识与智慧让我们跳出现有的结构而更能理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理解自己的责任与权利。这段时期可能正是读书的好时候，能让我们对书上的理论和故事更有贴近感。
封闭在家的日子里，除了读书、下棋，我也会有一些关于围棋与当下联系的哲思。从竞技上来讲，这段特殊的经历对我今后的围棋之路不会有什么影响。我思考得比较多的，是围棋的教益。
围棋更多地是教会我们策略，处理问题的时候，怎么做能够更有效率、收益更大，怎样能去达到一个整体的目标。
自古以来，从围棋中得来的比喻在社会层面广为人知。这些比喻有些是正向的，但有些，是危险的。比如，把人比作棋子。
围棋中的策略，是为了达到整体目标而构建的，所以有些棋子可能是弃子，在实施策略的过程中，要被牺牲掉。但如果这个逻辑推广到社会中，就是反伦理的，是危险的。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要避免把人当作棋子，人不是棋子，每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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