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jnet.com/texun/201804/t20180419_254713.htm佛教是已经被中国化的宗教文化，这似乎是一个公认的事情。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化？佛教怎么中国化了？为什么说佛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国化经验？
过去， 佛教学界讨论这个问题，常常会说，佛教中国化，是被儒化或者被道化。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是很确切。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确实跟儒、道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交涉，中间冲突的东西很多，冲突的时间也很长。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所以说佛教跟中国本土的文化，特别是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有很多内在性的相同，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但是， 绝不是说佛教中国化以后，就跟儒道完全一样。所以，“化”的问题，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儒释道之间，“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它同时又是“你是你，我是我，儒还是儒，道还是道，佛还是佛”。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中国文化从来就是包容、多元、相互尊重的，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如此。只要不破坏本土文化，不改变本土文化，不与本土文化、政治发生冲突，那么在中国文化当中就是可以包容、可以生存的。至于那些不同的东西，也可以相互尊重、相互保留。所以，“化”并不是彻底地“化”掉，而是适应一个环境，不与本土的文化、政治发生冲突，那么，不管是保留理论特色还是实践特色，都是允许的。
佛教传入中国，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曾经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冲突。首先，在实践上，佛教要出家，这跟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绝对不同。儒家文化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出家是不孝父母。佛教传入时，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冲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人才理解佛教出家的含义，特别是东晋慧远说，佛教出家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孝和忠，是为了救世济民，中国人才开始慢慢地接受。
在理论上，佛教也有很多与中国文化冲突的地方，它是在印度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常常把一个人看作一个个体生命，也落脚在个体生命，这和中国文化把生命看作一个“连续性的群体生命”的生命观完全不同，所以争论也很多。在这方面，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文化，做了一个自我调整，我称之为“自我适应”。佛教把佛经里关于孝顺父母的内容都大量发扬，最典型的就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这后来成为中国民间故事，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节日，这是在相当长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理论上来说，更大的冲突是佛教的缘起理论和中国以道家为主的自然观、自然论的冲突。佛教的缘起理论强调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中国道家的自然观则强调因果之间的偶然关系。从范缜的《神灭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个问题一直到唐代才得以解决。比如唐代神会语录里，有人问：道家讲自然，佛家讲因缘，两者之间为什么有冲突？神会要调和这个问题，认为只讲因缘，不讲自然，这是“愚圣”；只讲自然，不讲因缘，这是“愚道”。他把两者统一起来。这个理论的统一非常有意义，把哲学的大问题——必然与偶然——统一起来，一切必然都是通过偶然呈现的，而一切的偶然后面都可以寻求它的必然。这把中国道家自然论与佛教缘起论结合得很好，解决了哲学上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因此，不一定要彼此否定，而是要把它结合得更好，这才是“化”。
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个根本规律：一个是外来文化的自适性，一个是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如果不能把这两者处理好，没有包容，外来宗教再本土化也不行，即使本土化，也会保留很多习俗中的问题，而理论上的问题更难完全改变。因此，一定要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习俗以及其最根本的理论。必须要包容，只要不在政治上、不在整个文化上对立，就可以存在、包容，佛教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先例。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告诉我们，中国化的过程是相当复杂而且反反复复的，需要的时间也很长。就拿佛经翻译来说：最初是“格义”，牵强附会；然后是“得意”，把内在含义翻译出来；再后来又要“求实”，要把原文原原本本翻译出来。三者都有好处，同时也各有缺失。所以，很多东西在实践中都是逐步完善起来的。中国的儒释道不分上下地融合在一起，是在五代、宋以后，而在此之前都是分离的。尽管彼此吸取，但各自特色也非常明显。佛教到了生活中间，才真正落实。讲到佛教中国史的时候，常常会讲，宋以后佛教衰落了。其实，佛教的很多精神、思想是完成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了，这怎么是衰落呢？恰恰说明它更加提升了。
另外，宗教不仅要找到和本土文化的适应点，而且还要加以发展。我们常常讲，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禅宗确实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创新，因为禅宗在印度佛教里不是这样的形态，也不是这样的意义。释迦牟尼创立印度佛教的时候，强调的是自觉——智慧的觉悟。可是到了大乘佛教时，逐步出现了一种“救世主”的理念，拜佛、求佛、求菩萨。而到了中国禅宗，把成佛、成菩萨化为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内在的问题。悟了就是佛，迷了就是众生。所以，禅宗强调的是学佛、做佛、学菩萨、做菩萨，这和中国文化完全一致，而且又回到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根本宗旨上去了：淡化祈求于外力的拯救，强调内心的自觉。
所以，本土化是一个相当长久、相当复杂的过程，对本土化需要耐心，也需要包容。要鼓励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创新、发展，使之超越地区性文化背景下的各种局限。要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一定要有创新、发展，不能够回归到原来。我认为，现在宗教上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不断地对它进行还原。我曾经说，现在研究中国佛教最大的障碍就是“印度化”，研究中国佛教一定要“去印度化”，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宗教和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特色。
其实，中国的文化环境是最好的。不同宗教像兄弟一样亲密地在一起，没有冲突。这就是中国文化，一种能够构建宗教和谐、和睦相处的文化。（文：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楼宇烈 本文刊《中国宗教》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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