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年轻时，正是从“胥”出身。《史记》记孔子幼时，“年少好礼”，“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稍长，又尝为季氏族任小吏以及助祭和傧相。这正是孔子出身于“胥”这个阶层的确切证据。又孔子一生，以博学多知、诲人不倦著称于当世，而这又正符合“胥”（ 諝）的另一个语义：“胥，有才智之称也”。《论语·宪问》记孔子言论谓：“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孔子一生事业，所务在“克己复礼”，“唯礼乐之用所先”。儒家之学，独传在六经六艺，而重点则在礼乐。前已论证，胥是商周时的礼官、乐师。兼为传授六经六艺的教师。由此可见，孔子所创的儒家，所继承的其实正是古代“胥”（需）的文化。所谓“儒”，实来自“胥”，亦即需。（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引为旁证的，是儒、需、胥三字，在古代典籍中均音义连通。例如：《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庄子》：“尹需学御”，而《吕氏春秋·博志篇》作：“尹儒学御。”此是需、儒同字之例。又《周易·彖传》：“需，须也。”《周易·归妹·六二》：“归妹以须”一句注引郑玄语：“须，有才智之称”，则须与胥通。因之亦与需通。）

　　综上所论，需在商代乃是一种礼官和祭师。而在周代则是礼官、乐官、祭师又兼学师。在《周礼》中，需以近声字被假借作“胥”。而在春秋以后的文学变迁中，需增“人”旁，又书作儒。所以商代的需，周代的胥，就是春秋以后“儒”与“儒家”的前身。因他们在社会中属于特殊的地位。其职业的特殊使他们沿袭有特殊的装束，亦即所谓“儒冠、儒服”。其特征是“逢衣浅带，解果（形容高也）其冠”（《荀子·儒效》）。即宽大恢宏的衣袍与崔嵬高耸的礼帽。

　　同时胥又是周代社会中广义的有才智之士，即知识分子的美称。所以春秋以后形成的诸子百家，凡有道术者，皆可在这一意义上称作“儒”，即“术士”。（例详见章太炎《原儒》）。但是儒的本义则始终是礼乐之师。“儒以道得民”（《周礼·天官》），“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周礼·天官》贾公彦疏），“古之儒者，博学于六艺之文”（《汉书·儒林传》），乃是正统意义上的“儒”。孔子所开创的以礼乐为教的儒家，正沿循着“儒”的这一语义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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