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如果没有清朝，而是让明朝或一个汉族政权延续到19世纪，那么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或者说至少要比清朝好。

要知道，清朝之所以落后，除了朝廷腐败无能之外，更主要的是观念落后。从皇帝到大臣，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对其外部世界不仅缺乏必要了解，也缺乏了解的兴趣。结果在与西方发生冲突时，完全不知如何应付。完全是在西方的一次次打击下，才被迫放开思想和眼界。


而且，由于对世界缺乏了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总是走极端，从盲目自信到盲目崇拜，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崇日崇俄，中国人几乎始终没有客观冷静地看待西方，因而酿成了日后各种错误与悲剧。

中国出现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朝造成的。清朝是个异族政权，这在汉人士大夫眼中就是原罪。如果满人放开思想控制，哪怕只是放开学术自由，清朝的合法性就会遇到危机。所以，清朝对读书人的控制极为严酷。特别雍乾时期的文字狱，迫使当时的读书人不得不远离现实，只能用考据来消磨精力。这造成清朝的思想文化始终是内敛的、保守的。

莫谈国事，隔墙有耳

再者，满人在入关之前，文明程度很低，根本没有治理大帝国的经验。入关后，他们只能求助于汉人的统治制度，以及其背后的思想基础——儒家思想，而在各派儒家思想中，逻辑严密、推崇自律、强调纲常的程朱理学，显然更适合满人进行统治。所以，满人在把儒家思想中民族主义成分阉割（或者说是异化）后，将其定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

例如，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康熙把翰林院诸官召集到丰泽园，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考试，试毕，康熙历数假道学言行不一的诸多劣迹，随后说：“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也就是说，以忠诚为本的理学家才是真正的理学家。由此不难看出，康熙眼中读书人归根结底是要以忠诚为本，严格遵守现有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纲常。

再如，1740年（乾隆五年），乾隆下诏说：

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此外，清朝皇帝为了显示合法性，淡化异族统治者的身份，也特别重视宣传和贯彻程朱理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这一点很像日耳曼蛮族摧毁罗马帝国后，对基督教的狂热）。

因此，清朝统治时期，原本在明末已经出现颓势的程朱理学重新卷土重来，并以更强硬的姿态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与此相应，儒家思想中那些消极因素，如因循守旧、退化史观、农本主义、夷夏大防（被异化的）、保守排外等等，也大行其道。

这股风气一直持续到清末，虽然在乾嘉年间汉学兴起，挑战宋代理学，但也仅限于学术之争，而在其他方面依然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清朝的各项政策几乎都表现出内敛和保守的特性，如轻视商业、轻视市民社会，闭关锁国等等，而这又加剧了中国人的思维僵化和无知。

因此，到了清朝末年，尽管朝廷已经无力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相对而言），可为时已晚。广大民众长期处于与思想封闭状态，对外界一无所知。虽然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振臂高呼，要求进行近代化改革，但未经启蒙的民众普遍还是义和团式思维。

相比之下，一个汉人王朝就要好得多。汉人王朝的统治者和人民间没有民族矛盾，而且中国的政治哲学又认同改朝换代，对血统出身看得并不太重。只要不是以夷变夏，只要能建立稳固的王朝，就会被认为是天命所归。

由于没有合法性原罪，汉人王朝往往没有那么强烈的动机去严控人们的思想，以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

以明朝为例。明朝自中叶开始，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就已经大为减轻。程朱理学虽然仍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已现颓势。民间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王阳明的“心学”大放光芒，王艮、李贽等人的思想也广为流行，风头上完全压倒了官方思想。

并且，这些新思潮的兴起绝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带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解放。例如，王艮指出，孔子“亦人耳，胡万世之称圣耶？”冯梦龙借小说人物之口强调：经商求富也是本业，也是正经。这种质疑传统权威和重视现实生活的言论，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朝的思想解放是一个由民间产生的社会运动。它既有知识精英的参与，也有深厚民众的基础。这种社会自发形成的思想解放，要远远强于以后清朝和民国那些由朝廷强行推动或由中外上层精英刻意引导的所谓的“国民性改造”。

在明亡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甚至提出了“批判君主制”、”限制君权“、“主张乡校议政”、“工商皆本”等类似西方资产阶级的主张。这些言论放到当时的西方世界，都不算落后。顾炎武、黄宗羲等之所以能提出这些主张，固然是受了明亡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明末的思想解放，他们也很难到达如此高

由于思想解放，明朝统治者和士大夫对外部世界普遍采取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海外贸易兴起，西方的科技、宗教、武器等都传入中国。如果你读一读西方的汉学史，就会发现，当时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文明和包容，普遍都持褒扬、推崇态度，这在后来还催生了西方的汉学热。

更为重要的是，明朝的市民社会也在蓬勃发展。读过《三言》的人都能体会到（没读过《三言》，《西游记》也可以），明朝市民文化的欣欣向荣。追求爱情、追求自我价值，妇女解放，经商求富 、学习技术、创造新产品、越洋探险等等，已经不再是离经叛道和不务正业，而是被广大民众接受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中国与西方始终保持着较为广泛的接触，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新事物都抱有兴趣，西方的先进武器和科学知识也能比较顺利地传入中国。

如果这种状态能持续到19世纪，那么当中国面对西方时，肯定不会像清朝那样狼狈不堪。


中国地处东亚，与西方距离遥远，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无力迅速控制中国，中国必然有时间对外来文明作出反应。此外，中国不是一个神权国家，没有宗教的条条框框，而且中国人聪明好学，勤奋务实。如果中国人能早些睁眼看世界，能少走些弯路，那么中国人肯定能赶上西方。这一点只要看看中日韩在走对路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能深有体会。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徐霞客游记》和徐霞客旅行路线图。明朝人在科技、工艺、水利、植物、医药、地理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放在当时的世界都不落后，有的甚至还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明朝的知识分子有兴趣去研究这些学问。反观清朝，清朝在乾嘉年间也出现一段学术黄金期，但知识分子却都在埋头考据。

当然这种假设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任何王朝都有缺陷，都会经历各不相同的偶然事件。明朝在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的联合夹击下，灭亡了，而清朝崛起了。此后明末的思想解放戛然而止，保守和封闭再次笼罩中国。这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

P.S. 我不是皇汉，也不讨厌满族。但清朝是个以少御多的封建王朝，其统治必有私心，这是造成清朝和中国后来这种悲剧的主要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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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假设可能性太多，真不好说，我对19世纪面对西方能不挨打不看好，所希望的只能是转身快一些，能不能尽快追上，只能说汉人政权确实会少一些顾虑，但是不是一定就能比现在好这个不确定性多的很
【 在 sysmedia (sysmedia)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觉得，如果没有清朝，而是让明朝或一个汉族政权延续到19世纪，那么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或者说至少要比清朝好。
: 要知道，清朝之所以落后，除了朝廷腐败无能之外，更主要的是观念落后。从皇帝到大臣，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对其外部世界不仅缺乏必要了解，也缺乏了解的兴趣。结果在与西方发生冲突时，完全不知如何应付。完全是在西方的一次次打击下，才被迫放开思想和眼界。
: 而且，由于对世界缺乏了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总是走极端，从盲目自信到盲目崇拜，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崇日崇俄，中国人几乎始终没有客观冷静地看待西方，因而酿成了日后各种错误与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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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准更落后。明初继承自元朝的航海术比欧洲还先进，还能下西洋，明末变成片板不下海，还得找洋人买红衣大炮了。明朝再搞三百年不定落后成啥样了
【 在 sysmedia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觉得，如果没有清朝，而是让明朝或一个汉族政权延续到19世纪，那么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或者说至少要比清朝好。要知道，清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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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航海时代主要在明代，也没有被中国主导。
但问题是，近代世界并不是只有大航海一波机会。
英国在明朝灭亡时，都没有崛起呢。
德国在1870年才统一，都能成为列强最强。
在17-18世纪，大清皇族睁眼看世界的同时，把汉人的眼给蒙上，才清代200多年是最恶毒最阴险的事，也是近代诸多恶果的主要源头
【 在 wuhaibin 的大作中提到: 】
: 父母在，不远游。有这些儒家教条在，大航海时代就不可能由我们中国人主导
: 发自「今日水木 on ARE-A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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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看过一篇文章。
是拿中华文化圈和西欧文化圈对比。
结果就是中华文化圈从明代的大明和东南亚诸国，塌缩成了建国时的陆港台。
从明朝灭亡开始，中华文化圈一直在收缩，而且在分崩离析。
葛兆光的著名文章《从朝天记到燕行录》清晰的记载了清代东亚世界的转变。

【 在 stillingxcr 的大作中提到: 】
: 大明和西班牙无敌舰队同时完蛋的，真正没赶上的是英国工业革命。
: 就是历代积弊 然后乾隆嘉庆决策失误。
: 现在亚裔处境艰难 满族要背绝大部分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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