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家因为是官户,完全按照法定税赋缴纳:每亩地缴税三分银子,王泽润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小地主:法定每亩地缴税三分银子,额外摊派少则九两九钱七分,多则十九两九钱七分银子。
综上所述,古代农民真实负担往往是正税的一百到两百倍。从微观上说,缙绅地主“若一日无官”,失去了规避赋役的等级特权,也就难免重蹈王泽润之类的覆辙,已经集中的土地又会重新趋于分散。有鉴于此,李调元在《卖田说》的篇末写道:“客既去,予顾谓子孙曰:‘小子识之,何可一日不读书也?’”
在这里,缙绅地主对于失去等级特权的恐惧心理,可以说是跃然纸上了。正因为如此,缙绅地主无不期望“世世子孙读书做官。”明人王士性说。“缙绅家非世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这固然反映了缙绅地主的腐朽和没落,但也表明科举制度为缙绅地主的存续提供了条件。
难怪早在西汉时期,晁错就非常惊讶大汉已经三十税一这么低的税率了,为什么老百姓还是愿意去做豪强大户的佃户,去缴纳比“三十税一”多二十多倍的租子。
从王泽润的例子我们就能看出,即使西汉豪强收佃户田租是汉朝官府的二十倍,但是这些佃户实际负担只有大汉自耕农的1/5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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