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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清一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株连之广、力度之强、处罚之惨、祸害之烈、实属空前。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文字狱当在160-170起左右，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21]“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东华录》和《掌故丛编》等文献，从案由、时期、事略、定谳和备考五个方面入手制成“清代文字狱简表”，仔细梳理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影响较大的82宗文字狱。从“清代文字狱简表”来看，顺治朝和康熙朝各有2宗，雍正朝有4宗，乾隆朝则多达74宗。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平均不到2年就有1宗文字狱。在乾隆朝，从1741年（乾隆六年）到1788年的47年间，平均每年就有1.57宗（见图3）。对此，邓之诚感慨道：“乾隆时，一字违碍，每兴大狱，犯者以大逆谋反论，本身兄弟及其子成年者，皆处决，妻若幼子，流宁古塔、尚阳堡等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是之惨酷者也。”[22]



图3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影响较大的文字狱情况[22]

　 关于文字狱处罚之惨酷，则可从清初著名的庄廷鑨《明史辑略》案中见其一斑：“康熙二年初，凡庄氏《明史》所提到之人，及其姻党亲戚，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每逮一人则全家男女老小皆锒铛同缚，并追及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和书商、购书、藏书以至于阅过此书者，约2000余人，全部投入杭州监狱……康熙二年五月，刑部审讯定谳，拟罪奏报，四辅臣称旨，以庄氏《明史》传闻异词，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悖逆已极。著将庄朱两家和参与该书编撰人及其父兄弟子侄年15岁以上者70人斩决，其中凌迟处死者18人，妻妾女孙及子侄15岁以下等被流徙为奴者数百人。”[23]

　　
　　 就在文字狱大兴的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又开始以“兼收并蓄”的名义禁毁书籍，以“稽古右文”的旗号删改历史，这就是“寓禁于征”的《四库全书》编纂。根据黄爱平的考证（见表5），“在长达19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0000块以上。”[24]





乾隆皇帝因文字之狱而禁书毁书，又因查缴禁书而屡兴文字之狱，前后近20年。从图3中，我们也可发现，《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启动之后，文字狱的数量随之激增。当禁教闭关、科举制度和文字之狱有机结合并共同发力，对思想的禁锢和言论的箝制就非一般的文化政策可及。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下，读书人只能一头钻进故纸堆，沉迷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校勘辑佚的研究。正如清中期的学者李祖陶所说：“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实然，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5]这种状况使本来就已闭目塞听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更快更易陷入沉闷、压抑和麻木的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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