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文化规制与国家兴衰

　　
　　 回头来看，中日两国同于1720年分别实施的禁~~教~~闭关政策和洋书解禁政策不仅对两国的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见4）。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首先经历的是以军事、科技、经济和外交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1861年至18~~94年），失败后再被迫改革，从戊戌变~~法（18~~98年）和庚子新政（1901年至1911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但仍未真正解决问题，此后不久就是袁氏称~！@！~di（1915年）和张勋复@~@@~bi（1917年），直至爆发性质接近于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1919年）。而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首先经历的就是具有启蒙运动性质而且持续时间长达近80年的兰学运动（1774年至1852年），然后才是水到渠成的明治维新（1868年至18~~94年）。换句话说，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脉络几乎相反（见图5）。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脉络是：从洋务运动（近代化起步）到戊戌变~~法和庚子新政（近代化改革），再到辛亥革命（近~~代化革~~命）和五四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清政~~府改革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无奈而迈出的。由此可见，文化惯性的力量之大，文化变迁的欲速难达。相比之下，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脉络则非常清晰：从兰学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到明治维新（近~~代化改革）。明治维新的最终成功，显然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为时颇久的兰学运动在思想解放和理性思维等方面对日本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巨大影响。



图4 禁教闭关和洋书解禁政策对中日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图5 中日近代化进程的脉络示意图



事实上，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而且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文化规制正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制度变量。以文化规制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为例，康熙皇帝和德川吉宗同于1720年分别实施的禁教闭关政策和洋书解禁政策就直接影响到了此后若干年的两国近代化进程。从中日两国的文化规制对国家兴衰的影响来看，有三点经验特别值得重视：一是文化规制政策不仅会单独发挥作用，而且可能同其他政策共同发力，产生意想不到的协同效应。例如，杜门自绝的禁教闭关政策同作为激励机制的科举制度和作为约束机制的文字之狱三者有机结合所发挥的协同效应就产生了远远超出预期的政策效果，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整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因此，文化规制政策的制定需要视野宽阔、考虑周全，而不能以蠡测海、就事论事。二是文化规制政策的制定必须在解决短期问题和保持长期发展之间进行权衡。例如，从短期来看，中国的禁教闭关政策确实迅速而高效地解决了中西文化冲突问题，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其正面影响。因此，只有将从中长期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作为制定文化规制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那些短期突显的问题。假如只是移东补西，不能长虑顾后，即使偶染微恙，也会成为沉疴宿疾。三是文化规制理念的差别会造成迥异的影响。例如，同样是出于文化冲突和宗教问题而制定出的文化规制政策，中国的禁教闭关政策就是典型的“一刀切”式规制政策（“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日本的洋书解禁政策则是典型的体现了分类规制理念的文化规制政策（“除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清政府固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免得多事”的目的，但同时也关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上述三点经验，非常值得深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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