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著作《论语与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他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他对《论语》和《大学》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

涩泽荣一的思想说明什么，旧儒对传统经典存在误读，但主要是生产力的时代局限导致。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旧儒也是能自我革新成为适应现代化的新思想。涩泽荣一此人，对日本近现代发展的作用可以说是巨大的，是上了日元钞票当头像的人物。

跟涩泽荣一相悖，我认为福泽谕吉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反面教材。福泽谕吉曾经也是汉学子弟，但在面对欧美的强势文化入侵时，他就没有独立思考，片面的提出“脱亚入欧”，成为东亚文化的叛逆，放弃了传统中华的道义观念，他的观念引领日本走上鄙视中华文明、侵略扩张、掠夺成性的不归路。

现代人复盘近代日本，就很容易发现，日本人最大的败因就是，一是道义沦丧，二是没能整合东亚的力量；这恰恰是日本人“脱亚入欧”、轻视中华、看低儒家道义观的必然结果。中国本土的衰弱形势本来是日本人所谓“大东亚共荣”最好的机会，但日本自我放弃了这条道路。当然，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好事，重新整合东亚这件大事还得是中国才能干。

涩泽荣一是中华文化的好学生，福泽谕吉则是中华文化的叛逆分子。近代日本政界最后是福泽谕吉的流派接手了，所以失败了。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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