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了汉代七察，首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发现不只是汉，秦以及先秦，朝廷公室都是如此。

    从汉高到汉宣一直实行对豪强的高压政策，大商人入市籍，不能为官，不能拥有土地。大官员不能经营商业，与民争利，本质就是杜绝政商旋转门。 同时对强宗巨室直接强行迁徙，不让其坐大。

    但是到汉元帝开始以柔术治天下，也就是改变了王霸道兼之的政策，而是所谓的纯儒术，豪强不再强制迁徙，大官员也可以暗戳戳的经商，汉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最终被王莽篡汉。

    在看历代王朝，发现，中国历代就是市场经济为基础，加上平准，常平，关键领域官榷。节制资本，压制豪强，抑制兼并，扶持中小地主自耕农，不让食利集团坐大乃至挟裹神器，进而残害民众。其实是中国历代核心国策。

    做的最好的是西汉和宋。宋代是用税法和役法，及客佃户保护来抑兼并，效果更好。宋代户分主客，主为五等，按户等高下征收财产税和服役，豪强重税重役，加强对客户佃户的法律保护，用经济法律及市场手段，平衡豪强与平民，而非运动式打击。


    没有财产税和遗产税，离境税的情况下，对资本豪强，可以说从制度层面是没有制约手段，也就是说没有从国家制度层面遏制魏晋门阀的出现，只能是运动式打击。看看为什么唐朝两税后门阀就衰落了，因为按照资产征税，特别是宋代，户分主客，按照户等高下征收税赋役职。




    那么，所谓的企业家精神有没有，肯定有，但多大作用存疑。中国从历史看，每一王朝开国，不乱折腾，都会有一百多年的盛世与承平之期。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就是欧美大资本豪强为合法性而演绎出的一种合法性神话。最根本的是生存空间的拓展，士农工商，对民族生存空间拓展的作用，如此顺序不是没道理。

  


   如果吸取历史教训，借鉴历史盐铁专卖， 采取以流通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而非财产税与流通税并重的税制，不对民众征收直接税，减少民众征税触痛。此税制，豪强巨室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与普通人同，极易巨室坐大，企业税负重。

  同时吏职逢进必考，官职无科举而靠举荐任命制，无财产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制，豪强与资本，巨大的食利阶层，如果在这样的制度下，估计是天堂了。资本与豪强基本可以躺平了，永保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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