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军与灵武新朝之结合时间及相关问题
《资治通鉴考异》至德元年“八月壬午朔郭子仪李光弼并同平章事”条云：
《肃宗实录》八月壬午子仪光弼皆于常山郡嘉山大破贼，子仪等俱奉诏领士马五万至自
河北，以子仪为某官，光弼为某官。
《汾阳家传》六月八日破史思明于嘉山之下。公谓光弼曰：“贼散矣，其余几何？可长
驱而南，以定天下。”其月发恒阳，至常山。中使邢延恩至，奉诏取河北路席卷而南。
会哥舒翰败绩，玄宗幸蜀，肃宗如朔方。公闻之，独揔精兵五万奔肃宗行在。玄宗有诰
以肃宗嗣皇帝位，肃宗奉诰歔欷，哀不自胜。公谏云云，跪上天子玺。以七月十三日即
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书平章事。
《幸蜀记》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仪赴京，李光弼守太原。
《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贼于嘉山，二十六日覆陈，二十七日有诏至恒阳，云潼
关失守，驾幸剑南，储君又往灵武。由是拔军入井陉口。
《邠志》六月八日败史思明于嘉山，会潼关失守，二公班师。
《唐厯》七月二十八日子仪光弼并加平章事，又诏子仪收军赴朔方，光弼赴太原。
《河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杀王承恩固守晋阳。”
《旧纪》与《实录》同，《子仪传》“七月肃宗即位，以贼据两京，方谋收复，诏子仪
班师。八月子仪与光弼帅步骑五万至自河北”，《光弼传》“肃宗理兵于灵武，遣中使
刘智达追光弼子仪赴行在”，又云“以景城河间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实录》“六
月壬午光弼子仪破史思明于嘉山”，《旧纪》“六月癸未朔，庚寅哥舒翰败于灵宝，其
日光弼破思明于嘉山”，《子仪、光弼传》皆云六月，无日，诸书言李郭事不同如此。
按岁朔厯，六月癸未朔，与《旧纪》同，《玄宗实录》云壬午误也。《肃宗实录》八月
壬午朔日也，子仪光弼皆于嘉山大破贼，领士马至自河北，以为某官某官，葢壬午乃拜
官日，因言已前事耳。《汾阳家传》、《邠志》皆云六月八日破思明，与《旧纪》同，
《家传》云劝肃宗即位上玺，则恐不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败，亦须旬日方传至河北，
肃宗七月十二日即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师，七月十二日岂能便达灵武也？《河洛春秋
》二十五日破贼与诸书皆不合，恐太后也。今据《旧玄宗纪》。《汾阳家传》、《邠志
》、《唐厯》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从。《幸蜀记》十一日玄宗召子仪光弼，事
或如此，但二传皆云肃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闻潼关不守，已收军赴难，在道遇肃
宗中使，遂趋灵武。今从《旧传》。《唐厯》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汾阳家传》二十
七日，《肃宗实录》八月一日，三书皆不相逺。《子仪传》云八月，虽无日，与《实录
》亦略相应，今从《实录》。据《旧传》，光弼亦曽到灵武，疑朔方兵尽从肃宗，故光
弼但领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秋》月日尤疎，所云杀王承恩固守晋阳必误也。
《通鉴考异》不厌其烦，广引诸书以考订郭子仪归灵武日期者，绝非赘述，则自有其深
因也。盖太子一行虽于七月十日辛酉抵达灵武，但此时的灵武，却只是一座空城。其时
朔方军主力正由郭、李率领于河北前线作战，朔方之奉迎者，亦仅有留后杜鸿渐、六城
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等文吏，即《通鉴》
所称“时塞上精兵皆选入讨贼，惟馀老弱守边，文武官不满三十人”。而此辈无论权力
及威望皆不足以号令本军，故当时作为唐廷所能倚仗之唯一完整军力之朔方军，其向背
如何，直接且立即将关乎灵武新朝廷之存亡命运。故肃宗一朝乃至唐室中兴之生命起点
，实并不在肃宗抵达灵武之日，而在郭子仪所率朔方主力接受灵武号令之时。由此，则
《考异》以上长篇考证之意义方可理解。
《幸蜀记》称六月十一日玄宗自长安出逃前夕，已发使召朔方军班师，当亦是实情。无
论如何，在当时情况下，在河北的朔方军西归已是势所必然，但回灵武却不是必然选择
。其决定回灵武，则是从中使刘智达获悉太子已在灵武抢先即位的消息，此时回灵武，
不但尽勤王之本份，还可收拥立之大功。故《汾阳家传》大肆粉饰郭子仪“谏云云，跪
上天子玺”，将事后附和之事实篡改为事前拥立，只欲将汾阳描画为与新朝同始终之终
极忠臣，则徒增读史者一笑尔。自六月中旬潼关败报至常山，至七月中旬决意班师灵武
，其间郭氏朔方军西归途中辗转反侧、首鼠两端之状，则吾侪亦可猜度得之也。
七月末朔方军主力回到灵武，使肃宗新朝得以延息，并进图恢复，史载“郭子仪等将兵
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肃宗对其立即以宰相之衔相笼
络，但与杜鸿渐辈不同，由于这种合作发生的偶然性，以及君臣双方在认识背景上的差
异，郭、李与新朝廷的初次接触并不愉快。
《资治通鉴考异》至德元年“九月，上欲以建宁王倓为元帅，李泌谏，乃以广平王俶为
之”条云：
《邺侯家传》曰：“以李光弼为元帅左厢兵马使，出井陉以攻常山，围范阳；郭子仪为
右厢兵马使，帅众南取冯翊、河东。按《汾阳家传》，时郭子仪方北讨同罗，未向河东
也。《邺侯家传》又曰：“上召光弼、子仪议征讨计，二人有迁延之言，上大怒，作色
叱之，二人皆仆地，不毕词而罢。上告公曰：“二将自偏禆一年，遇国家有难，朕又即
位于此，遂至三公将相，看已有骄色，商议征讨，欲迁延，适来叱之，皆倒。方图克复
，而将已骄，朕深忧之，朕今委先生戎事，府中议事宜示以威令，使其知惧。”对曰：
“陛下必欲使畏臣，二人未见广平，伏望令王亦暂至府。二人至时，寒臣与饮酒，二人
必请谒王。臣因为酒令，约不起，王至，但谈笑，共臣同慰安。酒散，乃谕其修谒于元
帅。则二人见元帅以帝子之尊，俯从臣酒令，可以知陛下方宠任臣，军中之令必行，他
时或失律，能死生之也。”上称善。又奏曰：“伏望言于广平，知是圣意，欲李郭之畏
臣，非臣敢恃恩然也。”上曰：“广平于卿，岂有形迹？”对曰：“帝子，国储，以陛
下故亲臣，臣何人？敢不惧。”明日将晓，王亦至。及李郭至，具军容修敬，乃坐饮，
二人因言未见元帅，乃使报王，王将至，执盏为令，并不得起。及王至，先公曰：“适
有令，许二相公不起。”王曰：“寡人不敢。”遽就座饮。李郭失色，谈笑皆欢。先公
云：“二人起谢。”广平曰：“先生能为二相公如此，复何忧？寡人亦尽力，今者同心
成宗社大计，以副圣意。”既出，李谓郭曰：“适来饮令，非行军意，皆上旨也，欲令
吾徒禀令耳。”按肃宗温仁，二公沈勇，必无面叱仆地之事，今不取。
《邺侯家传》自有夸饰李长源之倾向无疑，然上述所记仍不可以“肃宗温仁，二公沈勇
”而遂直斥其尽为虚言也。其中所反映的肃宗新朝廷与郭李二将之间最初磨合阶段中出
现的一些矛盾和摩擦，恐亦是实情。同时，该条记载也暴露了肃宗朝廷当时只能依靠李
长源施展此类雕虫小技以震慑郭、李的尴尬处境。
这次摩擦所导致的后果却是深远的，它大大加重了肃宗朝廷对过于依赖朔方军的担忧，
联系此后的安史之乱发展过程，这种担忧和相应的预防措施可谓处处暴露无余。
论者多据《通鉴》 至德元年六月十五日丁酉条建宁王倓称 “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
，将吏岁时致启”等语，推测肃宗与朔方军早有渊源，此或属实。然与朔方藩帅与肃宗
有旧者王忠嗣早已于天宝六年十一月得罪，此后屡遭李林甫迫害之肃宗已不可能再与朔
方军将保持任何实际联系。而郭子仪“天宝八载，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命
子仪领其使，拜左卫大将军。十三载，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仍改横
塞为天德军，子仪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
夕才进入朔方镇核心层。李光弼则早一些，“天宝初，累迁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
方都虞候。五载，河西节度王忠嗣补为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八载，充节度副使，
封蓟郡公。十一载，拜单于副使都护。十三载，朔方节度安思顺奏为副使、知留后事。
”在王忠嗣时代就已任职于朔方，但光弼为回避安思顺而“称疾辞官。陇右节度哥舒翰
闻而奏之，得还京师”，在安史之乱前夕实际上处于闲赋在家的状态，仅是由郭子仪举
荐才得以重新任用。因此，郭、李二将作为天宝时代末期军政界的边缘人，虽经偶然的
机会被推上了历史剧变的潮头，但在各方面关系把握上，尤其是与新朝廷打交道的经验
上都并不够成熟老道，主观和客观上都尚需要完成一个角色转换的过程（观以上记载，
其时郭似尚不如李）。然而，这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却很难避免给已经被如天崩地动
般的兵变震慑得惊恐不堪的肃宗、代宗朝廷留下信任的阴影，其影响以后的历史进程，
则既不仅局限于郭、李，也不仅局限于朔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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