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1950，鸦片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流行。甚至在实行禁烟的中国比一些没有立法禁烟的西方国家，鸦片的流行更为严重。人们常说，这是因为士大夫腐化堕落，民气衰歇。我想，这样的说法太笼统，也许可以从更具体的角度谈。
1 近代医药匮乏的背景。
19世纪，中国医学和西方已经有了很大差距。鸦片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一种可应对任何病痛的强效止痛品而引进的。在这一百多年间，国内没能全面的引进和发展近代医药。这也许能部分的解释鸦片的泛滥：因为鸦片的强大效果，使许多国人偏爱鸦片；因为没有全面实现近代医药业，鸦片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仅有的选择。
2 观念问题：注重表面症状的缓解消失，还是注重病理的解决。
我认为国人更注重症状的缓解消失。中医虽然也有一些病理理论，但都是基于望闻问切这些最直观的症状表现，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把这些症状抽象和玄化了。因此在观察药效时，症状缓解消失了，就认为病理上解决了。而西医因为有解剖和化学上的证据，表面症状这个指标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
我们想像一个19世纪的患病的中国人，他试用了鸦片，症状消失了，他的反应可能是“真管用”。但一个西方人恐怕还要追问，这药导致了什么生理结构的变化？而一追问，就容易发现，除了止痛，变化不大。出于这类原因，国人观念上对鸦片的排斥感，可能没有西方人强。
3 道德羞耻感和宗教因素。
鸦片，烟草，酒类，乃至辣椒等等，都可说是成瘾物质。一个社会在道德上对成瘾物质的排斥程度，和宗教等道德组织的力量有关。因为老牌宗教总是号召禁欲节制的。
考察中国的情况。力量最大的儒家，缺乏明确的刚性的戒律，也没有严密的组织，因此在反烟这类具体事物上贡献不了什么力量。剩下佛教道教以及一些民间杂教。这些宗教在号召戒烟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许多民间的戒烟运动是他们搞的。但，佛教道教和杂教在国内是松散林立的，他们没有力量形成，政府也不允许他们形成庞大统一的组织。其次，佛道等在传教时依托于迷信的地方甚多，（相对于近代儒家和基督教而言），这样，它们对较有文化的人和接触外来思想的人就缺乏说服力。而鸦片吸食的主体，正好就是这些有一定经济能力，有点文化，接触了一点外来思想的人。
总之，那时国内没有力量足够强大的道德组织来从道德上抵制鸦片。
4 鸦片作为精神安慰品。这是和“士大夫腐化堕落，民气衰歇”最贴近的一条理由。嘉靖道光年间，清朝已经过了其上升期。对于全国无数跃跃欲试想出人头地的人来说，前途毫不乐观：经营耕地吧，因为人口增加人均土地减少，以及外国产品的进入，农业利润越来越少；走仕途吧，会发现前面有无数等官的人在排队。对大多数能人来说，当个小地主或者小官，一辈子的发展也就到头了，剩下的光阴就吸点鸦片聊以自慰吧。
而从太平天国到解放前夕，又多了一个战乱的原因：一个能人即使积攒些家业，也可能因为战乱而瞬间散失，战乱的无常也容易让人选择鸦片这种逃避方式。
5 鸦片作为社交用品。
有趣的是，多数成瘾物质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交用品：烟草，酒，茶，都是。原因也许是，成瘾物质更容易促成共同爱好。（水果不成瘾，你喜欢苹果但你朋友未必喜欢；而对香烟，只要你劝朋友吸十几次他十有八九也会喜欢上）这样社交各方一同享用成瘾物质，可以缓解气氛，体现亲密和认同（这也是烟酒常有的功能）。
在过去的中国，因为1--4的原因，人们不抵制鸦片，而使鸦片也成了一种社交用品。这样反过来又促成了鸦片的大泛滥：一个人要涉足官场或中上层社交，他就不可避免的要礼节性的接触鸦片，乃至上瘾。
再灌灌禁烟的难行。
我觉得清政府的禁烟，其开端并不算晚。如果不是因为道光这个禁欲色彩强的皇帝和林则徐这个道德完美的官员的推动，禁烟可能还要更晚些。从全球来说，各国普遍推行禁毒，也是吗啡海洛因等重量级成瘾物质诞生之后的事了。
问题是1950年前，禁烟并未彻底的实现。原因前人谈的也很多了。我试着总结一下：
1 禁烟反而催生暴利，这和国外的禁酒运动的反效果差不多。
2 门户开放，本身不利于禁烟。这个可以拿新中国做比较。开放以来的禁毒成绩显然不如锁国时期。
3 烟土贸易带来的财政收入。这笔巨大的收入，是1950年前的任何政权都不能割舍的。
4 中央政府缺乏管制力。这个不展开了。
5 枭雄淘汰循吏。在中央孱弱的情况下，禁烟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大员的态度。而在地方上，有枭雄淘汰循吏的趋势。这里的循吏，是指那些受传统熏陶道德坚决的官员。应该说在清代，能厉行治贪禁烟的循吏还是不少的。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循吏越来越被兴于乱世的枭雄所淘汰。从洋务诸公，北洋军阀到黄埔众将，大都是这样的枭雄人物。而对追求利益的枭雄们来说，厉行禁烟会减少收入开罪洋人得罪烟民，有害无利，自然缺乏推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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