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法家色彩较强的朝代，一是秦朝，二是三国时的魏和蜀汉。而这几个朝代都很短暂（如果不计算秦国时期的话）。对秦朝，我们可以说是因为苛政；但魏和蜀汉的政策还不算太苛刻，短命原因何在？我想也许和法家的人才策略缺陷有关。

其一，法家色彩的统治者难以和群臣建立稳固可持续的信任关系。他们只愿意用权术制约群下，而害怕反过来被制约。这样，在因为老死而需要交接权力时，就是个大问题。

曹操侥幸还好点，他死时曹丕已经很成熟了。而秦始皇去世和魏明帝去世时，都出现了大问题，权力给了不该给的人，胡亥和曹爽。这里皇帝私人秘书的作用格外大，胡亥是因为赵高的帮助，曹爽则是因为明帝的中书令的极力推荐。皇帝因为和大臣、外戚等缺乏信任，很大程度上依赖秘书等私人心腹，这种依赖又造成恶果。

再说蜀汉。刘备不算典型的法家，且一生主要用来打仗了，故不论。而诸葛亮去世，则很快出现了秘书与大将不和的魏延之变。这也暴露了蜀汉群臣内部的信任问题。不过，诸葛亮在传位时采用了论资排辈的方式，（用品德资历甚好但才能平庸的蒋费等人），他的权力传递总的来说还算稳妥，或者说，在传位方面，诸葛亮的做法更儒家些。

其二，在人才提拔上，法家偏向论功行赏，儒家偏向论资排辈。

从任用能人看，当然是论功行赏更有效率。但论功行赏有两个弊端：

一，论功行赏对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的要求非常高。制度的发展是漫长的，所以更多时候是寄托于人事干部的素质。而论功行赏时，人事干部舞弊空间很大。功劳这东西，可以搞形象工程，杀民充敌，等等等。如果操作的不好，选拔上来的官员可能是一群为升官不惜一切的赌徒，并成为社会动荡的肇因。（秦朝的地方官吏普遍是虎狼之吏，汉武帝任用酷吏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论资排辈对制度和干部的要求就低些，也因此更稳定些。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官场资历，在众目睽睽之下，是很难伪造的。后世的科举考试制度，其实也是一种更平等的论资排辈制度：因为科举考试本质上不功劳/能力的评定，而是一种身份/资历的认定；是用科举的出身代替了传统的门第。

二，论功行赏有利于迅速提拔勇士干才，但不利于涵养长期的忠心

论功行赏制度下，一个官员早年可能迅速富贵，但也很容易晚年因小错迅速贬抑，或者老子富贵儿子衰微。官员和统治者之间，近乎一种不稳定的交易关系。这样，当政局出现大变动时，从利益上官员未必要跟着旧统治者走（新统治者可能提拔的更快），从感情上，官员和旧统治者也没什么深厚交情。

而论资排辈制度下，升的慢，但一般“只升不降”，即使夺去权力也保留待遇。官员的子弟也受到更多优待。这样，当政局有变时，从利益上官员如果舍去旧统治者，就意味着几十年的资历是白熬了，从感情上，统治者的恩遇也比较让官员感动。

从这一点看，似乎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秦亡时除了一些虎狼苛吏被起义军席卷外，竟没有一些能力和忠心俱佳的官员能挽狂澜；为什么魏和蜀汉在灭亡时国力还都不错，而多数官员还是选择了投入新政权，而不是死忠于旧政权，——因为旧政权本来就没怎么培养他们的忠心。
--
FROM 61.54.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