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战斗，从《纪功碑》“授嵋夷道行军子摁管，随邢国公苏定方平破百济，执其王扶余义慈，并太子隆及佐平口率以下七百余人”看[1]，似乎刘仁愿直接参与收俘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具体事宜[2]，苏定方评价他“既负英勇之才，仍兼文吏之道”[3]，开启了他在朝鲜半岛上建立功名的新篇章。此后，刘仁愿受命率领一万唐军，联合新罗王子金仁泰所领七千新罗军，共同驻守百济，并担当唐朝熊津都督。据《纪功碑》记载：‘新罗王金春秋亦遣少子金泰同城固守，虽夷夏有殊，长幼悬隔，君绥和接待，恩若弟兄。”《三国史记》卷五言及金泰(仁泰)为新罗著名外交家金仁问[4]的弟弟。同时，《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中提到，金仁问第一次入唐时为651年，时年二十三岁，那么到百济灭亡当时，金仁问也应为三十多岁，作为金春秋少子的金仁泰也可能是二十岁以上的年龄，从‘长幼悬隔”年龄上推断，刘仁愿至少也可算作金仁泰父辈[5]，他的年龄应与时年五十八岁的金春秋相差不大。也就是说，刘仁愿此时的年龄或为五十岁上下，如此也可印证上文对刘仁愿年龄的推测。
龙朔三年(663)九月，唐罗联军以少胜多，在白江口最终打败有倭国军队参战的百济复兴军，取得了白江口战役的胜利，《刘仁愿纪功碑》与其说是唐百济留守军与百济复兴军长期鏖战的见证，不如说是刘仁愿在朝鲜半岛建立赫赫战功的写照。作为唐朝留守百济军队的最高将领，熊津都督刘仁愿也因此得以返回大唐述职。次年，因刘仁轨的奏请，唐高宗派刘仁愿“将兵渡海以代旧镇之兵”重回朝鲜半岛，并于麟德二年(665)主持了韩国史书记载的新罗、百济就利山会盟。乾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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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史料未注出者，均见(韩)许兴植：《韩国金石全文》(古代)，首尔：亚细亚文化
社，1984年，第65～71页。
[2]百济王扶余义慈是被担当百济熊津方领的祢植(即祢寔进)献给唐军的，对照《三国史
记》卷五、新发现的《祢寔进墓志》《祢仁秀墓志》，以及《刘仁愿纪功碑》，似乎祢寔进将百济王献给唐朝军将的第一个经手人，应该就是担任嵎夷道行军总管刘仁愿。有关祢寔进临阵倒戈投诚唐朝相关事宜，可参拜根兴：《百济遗民祢寔进墓志关联问题考释》，《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第28—32页；同氏《唐代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关联问题研究》，《当代韩国》2012年第2期，第94~107页。
[3]见《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朝鲜总督府编：《朝鲜金石总览》上册，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6年，第12～17页。
[4]参拜根兴：《金仁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72～77页。
[5]和同时期刘仁轨的年龄六十七岁，苏定方六十一岁年龄相比较，上文对刘仁愿为金仁泰
父辈的推证。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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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667)，唐高宗命刘仁愿、金仁泰从卑列道出发，新罗军从多谷、海谷二道出发，于平壤汇合。总章元年(668)六月，刘仁愿所率领军队还获得高丽“大谷口、汉城二郡十二城归服”[1]的战果，但八月却遭受“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的处罚。从史料记载来看，对刘仁愿的处罚应与他未能率领留守军以及协调督导新罗军，及时有效配合李勣北线作战有关。也就是说，668年，已快到耳顺之年，即年龄应是五十岁后半或接近六十岁的刘仁愿，因获罪被迫辗转前往流放地姚州。
二、流放姚州涉及的法律问题
如上所述，刘仁愿在朝鲜半岛前后八年，不仅参与灭亡百济战斗，而且作为唐朝百济留守军的主将，联合新罗并与刘仁轨等将领协同作战，取得白江口战役的胜利，实现唐高宗建立南线据点，形成南北夹攻高丽的战略态势。然而，由于此时唐与新罗间微妙的关系，唐朝野对刘仁愿驻留百济持有不同看法，加之与李勣约定时间的“失期”，直接诱发唐高宗改变对刘仁愿的固有态度，雷霆大发，下令流放刘仁愿至剑南道的姚州。
唐代的流罪，居于死刑之下，徒刑之上。按时期大致分为三流、加役流、长流三种类型。《唐律疏议》“犯流应配”条规定“三流俱役一年”。一等流放三千里，二等流放二千五百里，三等流放二千里。加役流即是免去死刑后流配远方者，“加役流者要流三千里，居役三年”[2]，居于三流之上。《新唐书》所记刘仁愿“诏还当诛，赦，放姚州”，从上述情形看应当是加役流。同时，流放的远近距离，一般是以京城长安作为里程的参照基准”[3]。
1.流放的地点。关于唐代流放犯人的地点，台湾唐律研究学者陈俊强先生认为，流配地区是以陇右道的西州和伊州，岭南道、剑南道的姚州和离州为主；有唐一代所见流人案例，的确都是集中在这些地区[1]。可以看出，陈先生是依据《唐会要》《唐六典》，以及《唐令·狱官令》的记载，最终得出上述结论。同样，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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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文武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97年，第l64页。
[2]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三《名例律·犯流应配》，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
256页。
[3](日)迁正博：《唐代流刑考》，收入梅元郁主编：《中国近世的法治与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第83～85页。转引陈俊强：《试论唐代流刑的成立及其意义》，见高明士主编：《唐代身份法治研究：以唐律名利律为中心》，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第263—274页。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以《刘仁愿纪功碑》等史料为中心
: 拜根兴 胡婷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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