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史书记载，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触犯的是“临军征讨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即“指期交战而稽期者，流三千里，经三日者斩”的罪责。姚州，唐代属于剑南道管辖。武德四年(621)安抚大使李英以此中人多姓姚，故置姚州。其东北至京师长安四千三百里[2]。如上所述，剑南道的赢州、姚州、邛州、汉州等多为获罪流放者的集中地之一，其距离京城长安均在三流所规定的里程之内，个别的如姚州竟超过流放的最远距离。
武周时期蜀州刺史张柬之曾上奏言及姚州，“故事，岁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险瘴，到屯辄死”，似表明那里对武周政权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建议废除姚州的州郡建制，云：
今姚州官属，既无固边厌寇之心，又无亮且纵且擒之伎。唯诡谋狡算，恣情割剥；扇动酋渠，遣成朋党；折支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为耻；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藉博，一掷累万。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户赢二千，专事剽夺。且姚州本龙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后长史李孝让、辛文协死于群蛮，诏遣郎将赵武贵讨击，兵无噍类，又以将军李义揔继往，而郎将刘惠基战死，其州遂废。臣窃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验。[3]
可以看出，刘仁愿的流放地姚州，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因为边远的缘故，唐政权较长时间内并没有做到有效管控，形势复杂。刘仁愿作为罪人，此时被流配姚州，实在是一件令人扼腕担忧的事情。
2．流放随从者。从泰山顶石刻《刘仁愿等题名》中获知，刘仁愿家中有夫人陈氏，二男怀瓒(应该是两个儿子刘怀与刘瓒)，以及一个女儿和儿媳[4]。依据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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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俊强：《唐代的流刑：法律虚与实的一个考察》，台中市：《兴大历史学报》总第18期，2007年，第63～84页。
[2](唐)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
825页。
[3]《新唐书》卷一二〇《张柬之传》，第4321~4323页；《新唐书》卷一九一《吴保安传》言及睿宗时史事，亦足以说明姚州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蛮矛盾之深，在当地汉人生活的不易。第5509～5510页。
[4]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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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诸犯流应配者，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之。若流移人身丧，家口虽经附籍，三年内愿还者，放还……”[1]显然，唐律处罚流人，除过强制流徙、强制苦役外，还包括强制移住和强制家属随流。如此看来，刘仁愿的夫人陈氏必然要跟随刘仁愿一同前往流放地。至于子女是否跟随，几个子女一起前往，还是一个子女陪同，唐律似没有硬性规定，因而，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可循。
3．流放者的遣送。从京师长安发遣，是刘仁愿流放生活开始的第一步。如上所述，总章元年(668)八月初九，刘仁愿获罪时仍在朝鲜半岛，回到长安至少需要三个月。唐律规定：“季别一遣，若符在季末三十日内至者，听与后季人同遣”，而且流人在离开京城，前往流放地之前还必须‘谢恩”，然后经允许可以在家停留数天，以告别亲友，处理一些生死攸关的事情等。如按照以上程序，刘仁愿从朝鲜半岛返回长安，先要到有关部门接受审讯，并因特殊的身份被带到皇宫，接受唐高宗的讯问，最终免死流配；再按照“季别一遣”，即每季一遣的原则，前往遥远的姚州。综合计算时间，刘仁愿动身前往流放地姚州，可能已经到了第二年(669)年初或春季了。当然，如果是此时出发，作为武将，一定少了些如同此后韩愈发配潮州所表现出来的悲哀和义愤。还有，和家人一同前往，虽然在漫漫行程中可以互相安慰扶持，但越往南走，自然环境越恶劣，哀怨无处发泄的心情越沉重，扶老携幼处处遭受白眼的场景越多见，如果没有宽阔的胸怀和强健的体魄，应该是难以支撑到最后的。
4．唐朝前期犯有相类似罪责者亦大有人在。在艰苦战争环境下，虽然人们一再避免，但仍不时触犯同类罪责。据《唐律疏议笺释》征引《册府元龟》卷四四五的记载，唐初抚州刺史张文斡，作为平壤道行军总管，贞观十九年(645)参与征伐高丽战役，“回次易州。文斡以渡海多覆舟船，诏迫，逗留不赴，斩之”。武则天时期，安息道行军大总管韦待价，“督三十六道总管以讨吐蕃，……会其副阎温古逗留，又天大寒，待价不善抚御，师人多死，饷道乏，乃旋师顿高昌。后大怒，斩温古，流待价繍州”[2]。其中张文斡、阎温古被斩，原因均为“逗留”，虽然“逗留”显示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而韦待价被减死配流，源于其官至三品，“身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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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三《名例律·犯流应配》，第256～257页。
[2]《旧唐书》卷七七《韦待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72页。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的战斗，从《纪功碑》“授嵋夷道行军子摁管，随邢国公苏定方平破百济，执其王扶余义慈，并太子隆及佐平口率以下七百余人”看[1]，似乎刘仁愿直接参与收俘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具体事宜[2]，苏定方评价他“既负英勇之才，仍兼文吏之道”[3]，开启了他在朝鲜半岛上建立功名的新篇章
: 。此后，刘仁愿受命率领一万唐军，联合新罗王子金仁泰所领七千新罗军，共同驻守百济，并担当唐朝熊津都督。据《纪功碑》记载：‘新罗王金春秋亦遣少子金泰同城固守，虽夷夏有殊，长幼悬隔，君绥和接待，恩若弟兄。”《三国史记》卷五言及金泰(仁泰)为新罗著名外交家金仁问[4]
: 的弟弟。同时，《三国史记》卷四四《金仁问传》中提到，金仁问第一次入唐时为651年，时年二十三岁，那么到百济灭亡当时，金仁问也应为三十多岁，作为金春秋少子的金仁泰也可能是二十岁以上的年龄，从‘长幼悬隔”年龄上推断，刘仁愿至少也可算作金仁泰父辈[5]，他的年龄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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