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胡适这么说：前几天，（天文学家）高平子的孙儿来，他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空洞的话。我问他：怎么叫“为天地立心”？你解说给我听。我对他说：你的祖父是学天文的，你不应该再引这些不可解的话。高平子（1888-1970）是天文学家，“高平子的孙儿”是其长孙高准。这是1960年4月的事，离胡适逝世已经不到两年。也就是说，在一生的最后阶段，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对“横渠四句”始终心存疑虑。而其自言“如醍醐灌顶，终生受用”的是张载的另一句话“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经学义窟·义理》）”两相对比，胡适终生“有疑”的正是这看似“不疑”的横渠四句。

据科学家陈之藩（1925-2012）回忆，1957年他在美国与胡适相见时，胡适就表达过他的怀疑：
有一次，适之先生郑重其事地问我：“之藩，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究竟是在说什么？”我说这不是张横渠的话吗？那天他郁郁不乐，只问我这四句话究竟是说什么？我无辞可答。他为什么比我还困惑呢？这是1957年的事情。胡适连续的追问，显然是想解决这个疑问，但是从“郁郁不乐”的情绪上看，“不可解”是无可奈何的结论。

胡适对横渠四句的认识没有解决，我认为原因有两个。
子曰四十不惑，胡适主要的成就是在四十岁之前，要点是从西（mei）方的立场去看待中的问题。到五六十年纪做一个再认识，不单单从西（mei）方的立场去看待中的问题，需要克服心理的惯性或者惰性，这并不容易。四十不惑是很普遍的现象，四十岁以后的大成就较少见。我知道的一个例外是杨绛先生，为了更好的翻译《堂吉可德》，48岁学习西班牙文。领导人将她的翻译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她这样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她身边有一位百科全书，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问题。倘若她是从英文或者法文来翻译，而不是西班牙文，怕不会是这样的荣誉。
第二个原因是胡适的那句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胡适兼具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的两重身份。然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后来的胡适，其角色更多的是社会活动家，思想的时间自然被限制了。任凭胡适天纵奇才，不能够在正确的问题上花费时间，又如何有所成就啊？

以胡适之大才，对横渠四句的否定犹没有断定，没有十足的把握；一般人对横渠四句的批评，还是不要笃信为好。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不可解”转换成“可解”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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