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亲眼观摩了陈老“力斩”岩田九段
眼下终于又能看到中国棋手同日本的围棋比赛，因受反日情绪的驱使，心里特别盼望我所崇拜的中国棋手能多赢棋。
在上海的赛场，仍设在上海体育俱乐部。据陈祖德多年后的回顾，在此地比赛是他最熟悉的赛场，从心理上讲，就是一个好兆头，对取胜充满信心。此前，在北京的四场比赛中，除了胜刈谷启八段一局，对岩田九段三局均告负。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又回到上海进行比赛，想必能取得一个好成绩，跨上一个新台阶，出现一个新飞跃。我观摩的其中一场比赛，是陈祖德执黑对岩田九段，又欣赏到陈所得意的中国流布局。附上当年对局谱，让棋友们共欣赏。
白6远一路占据下边大场，想必是日本棋手研究的对付中国流的下法。按照普通的布局规律，白6当在左上守角，在中国棋手多次采用中国流布局后，日本棋手从实战中体会到只有抑制黑棋快速扩张，才能有效削弱中国流布局的威力。黑11夹，表达了陈祖德积极求战的态度。黑13继续贯彻作战意图，白14点角时黑棋竟然置之不理，极为少见。围棋的最大特点是行棋自由自在，任何原则和定式并不是金科玉律，只有善于灵活运用并和战略方针相结合，则如同一首完美的乐谱，奏出动听的旋律。黑17飞，攻击左上白子，逼白18与黑19作出损的交换，黑在左上角的亏损立马得到部分补偿。黑33、35将白棋分成两块，白8以下三子显得相当笨重，进入陈所擅长的攻击态势，白36跳即所谓的行棋步调，是步好棋。白46压继续追求步调，希望黑在53拐，白则80位跳。黑棋如按白棋的意图，白立即可摆脱困境。黑47凶狠的扳，是极有针对性的一手，破坏了白棋的步调。黑59靠、61断，借助于对白中腹弱棋的威胁。逼白在此局部做出让步。白90以下，不得不为处理孤棋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为了做活而让黑棋尽得外势，至黑107，黑已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在中国棋院二楼比赛大厅挂有一副一丈见方的织锦工艺品挂毯，正中镶嵌的一副棋谱，那正是陈祖德对岩田达明九段至107手时的对局图，说明了这是一盘具有纪念意义的、划时代的胜利。那是中国棋手第一次以平等条件下，分先战胜了日本九段棋手。
那个时期，中国围棋的总体水平还远不及日本棋手，但陈祖德以他的能力已基本能与日本高端棋手抗衡，具备了赶超日本围棋的潜力。按他当时的上升势头，有望提前实现陈老总在数年前发出的十年内赶超日本围棋的宏伟目标。可叹的是此后延绵十年的政治运动，耽搁了中国围棋的发展。那是后话……
14、同样是打子 中日棋手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1965年10月，随岩田达明九段访华的棋手还有：刈谷启八段，谷宫悌二五段，木谷礼子四段，业余棋手原田实、西村修。
日本棋手下棋时都有打子的习惯，谷宫悌二尤为突出，打子声极响，给人感觉特狂妄，棋手打子的常见习惯是以标准的手势，在棋子与棋盘接触的刹那间稍加发力而已。具当时观摩棋赛中一位对谷宫落子观察很细致的成年棋手描述，谷宫是以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缝夹子往棋盘狠狠发力打子，每当寂静的赛场突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那一定是谷宫的落子声，在我学棋阶段所受的教育，打子是对对方的不尊重、不礼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棋手也普遍存在这种观念，大部分棋手顶多是在棋局进行过程中下出一步好棋时，才会偶尔发力打一下子，以示得意之情。更多时候都是尽量控制住内心欲打子的冲动。
很多年后，参加过中日围棋交往后从日本棋手口中得知，日本棋手普遍习惯打子，源于一种礼仪，日本围棋界很早就在比赛对局中采用限时制，即用计时钟限定对局双方用时，往往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一方在对方长考时会闭目养神，甚至会小睡片刻。这时经过长考决定落子的一方如轻轻的落子，按下计时钟，另一方将会在不知觉中耗用自己的限时继续沉睡，已落子方会觉得这不是君子所为，如轻轻落子后再“喂，该你喽”似乎又不合时宜，所以，落子时重重的往棋盘上一打，另一方当然马上惊醒。这样就不会无谓的占用对方的用时。
当年来访的日本代表团中，有位八段刈谷启，看上去像一个小老头，但很有学者风范，对局时坐的身板笔挺，中规中矩，一点不摆上手架子，反而更让人肃然起敬。在上海的两场比赛，他对上的是中国当时的两大高手：陈祖德、吴淞笙。由于他的对局态度极端认真，本身棋力也强，分别取胜陈、吴也在情理之中。刈谷启八段的风度、实力和成绩让在现场观摩的上海棋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围棋代表团上海期间，根据安排对当年的上海市队棋手下了一场授两子的指导棋，我小哥韩启姚有幸对上的就是刈谷启八段，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刈谷启还将与韩启姚的对局棋谱以自战解说的形式登载在日本关西棋院出版的《围棋新潮》杂志上，由于前一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期间，刈谷启对后来成为中国围棋三号人物的王汝南也下过授两子的指导对局。所以在对韩启姚的对局讲评中不时将二人做对比，认为韩启姚也是具有相当潜质的后备人才。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的文革破坏，使中国当年相当一批围棋人才的理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不正常的社会坏境中遭到扼杀。
15、学棋的日子被文化大革命中止
1965年，国民经济走向全面恢复，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的围棋事业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围棋水平也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陈老总有句名言：“国运衰、棋运衰，国运盛、棋运盛。”当年的社会背景，正应验了陈老总的这句名言。放眼中国围棋历史，还真能体现国运与棋运之间的关系，大唐时期，北宋和清康熙、乾隆年间，正是国泰民安、国运昌盛的年代，围棋不仅在宫廷内深受达官贵人的喜爱，在民间也流传甚广，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棋手。唐朝的王积薪、清朝的黄龙士、徐星友等高端棋手的棋谱，流传至今，仍为当代棋手热衷研究的资料。当今的中国，在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后，各项工作都逐渐走入正轨，围棋也又一次崛起，再一次随着国运进入兴旺时期。
随着国内各项事业渐入佳境，当年上海的围棋运动也蓬勃发展。印象中，当年上海举办了多次全市性的学生比赛，由于必须由学校组队报名，而当时围棋普及程度远远不如现在，我所在的东长治路第一小学除我之外竟无第二人懂围棋，无法组队，也就无缘参赛。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学棋阶段，竟未参加过一次正式比赛，与当年的我相比，当今的棋童真是幸福啊！只要入了门，只要高兴，就可参加任何比赛，就可尽情的享受比赛所带来的刺激和乐趣，就可使自己的棋力得到充分锤炼。比赛最能提升自身棋力，这是九年后我参加了若干次正式比赛后的亲身体会。
虽然无缘参加市里的正规比赛，但每周三次的棋校训练和内部积分比赛，也让我得到了十分的满足。对围棋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那段时期，除了在棋校训练外，我从围棋月刊中也吸取到很多围棋知识，从中学习掌握了不少的围棋定式，棋力似乎也有了新的长进。进入棋校高级班由九级升入七级后，水平曾一度停滞不前，此后又经过大半年刻苦训练和实战磨练，终于升为五级。此时，已是1966年的春夏之季，五级意味着进入了高级班学员中的顶尖阶层。已具备了进入市青少体校围棋班的基本标准，这也是我长期向往的去处，希望能随着小哥韩启姚的足迹，在围棋台阶上逐级上升。直至进入专业队，事实上市体校已将我的材料上报，准备当年暑期录取为体校围棋班的新队员。真能如愿的话，将如同在围棋的康庄大道上，尽情奔走。直至进入心目中的最高殿堂。
可恨的是，此后因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打乱了一切社会秩序，也打乱了我的人生轨迹，中止了我的围棋进程。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十年后被史学家们定性为“十年浩劫”，那十年完全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无数人在那场浩劫中蒙受不白之冤，更多的人遭受到无端的攻击。那是个人人自危的黑暗时期，厄运随时可能降临某一个人身上。那场所谓的大革命把一个好端端的正起步发展前进的中国搞得乱糟糟，经济几乎濒临崩溃，各项事业均遭沉重打击。
16、 1966年，中国围棋已成功地完成新老交替
1966年全国围棋锦标赛在动荡之初，仍如期在郑州举行。虽不可避免的受到运动干扰，由于喜爱围棋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的竭力保护，将参赛棋手全部安排在曾接待过中央工作会议的省委第三接待所，避免了外界更多的干扰，总算使文革前的最后一次比赛善始善终，得以成功。那次，韩启姚也随上海队参加了全国比赛，感触颇多，切身感受大赛的气氛。因为比赛的激烈争夺，对提高自身的棋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听他对全国赛的描述，我当时也曾幼稚地幻想，自己是否也会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比赛？那年的比赛陈祖德蝉联全国冠军，吴淞笙再次获得亚军。罗建文、王汝南、黄良玉、张福田分别获得三至六名，获名次者除张福田外，前五名均为二十来岁的青年棋手。说明中国围棋已成功完成了新老交替，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
受当时形势影响，我已无书可读，无棋可下
就在这“国运盛、棋运盛”的大好时期，一场长达十年的厄运降临中国大地。不可理喻的文化大革命，使各行各业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围棋项目更是首当其冲。
受当时形势所迫，原本好端端的《围棋月刊》，从1966年第四期起，与围棋专业知识毫不相干、充满政治色彩的文章逐期增多。到了第十期全是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几乎成了《红旗》杂志的副刊，围棋内容仅有寥寥数页。至此，围棋月刊也被迫停刊。我以为我所喜爱的《围棋月刊》再也看不到了，我所在的业余棋校在当时的恶劣社会环境下，训练能一直坚持到当年十月已是相当不易。最终迫于当时形势，也不得不宣布暂时解散。期间，我已于东长治路第一小学毕业，原本已决定招我入学的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也面临瘫痪，与所有社会上的普通学校一样停止招生，入学之事已无从谈起。
文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灾难，当时的场景几乎是人人自危，不知厄运何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虽然名为文化革命，实际上对人的冲击涉及到各个领域，方方面面，打击面之宽，令时下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从担任领导职务的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有任何历史问题的人员以及学术界的权威人士，文艺界、教育界等等等等，统统受到强烈冲击，当时各单位都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到处对人进行批斗，印象中从1966年7月份起，社会上抄家，批斗之风盛行，马路上，弄堂里，不时可遇见胸前挂着打倒XXX的大牌子，头上戴着批臭XXX的高帽子的人在挨造反派的批斗，当时的我闲来无事，天天同弄堂里的小伙伴到处赶来赶去看热闹，时光倒也好打发，实际上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虚度光阴，游手好闲之人。
转眼到了11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一份上海棋社发来的信函，通知我按信中指定的日子去上海棋社，事发突然，我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难道这么快就能恢复围棋训练了？此后两天我焦急地等待着去棋社的日子早点到来。
17、终于来到了心中的殿堂
盼来了按约定去上海棋社的那一天，我早早起床独自一人奔赴远在徐汇区的棋社所在地吴兴路，吴兴路是上海一条很短的马路，很僻静，在上海地图上几乎难以找到，那里却是当年法国人建造的一片高档别墅区，上海人称为花园洋房，均为三层结构的小洋楼，居于其中的87号就是上海棋社，进入路口的大铁门映入眼帘的是绿树掩映、花木盛开的一片花园，一座小洋楼矗立在花园的正中间。此地的环境，正是进行学术研究的绝佳之处。
因当时的上海棋社尚未受到外界的太多干扰，相比社会上其它场所愈显得格外宁静，似乎仍然是个世外桃源。我小哥韩启姚进入上海市队后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经常听他叙述在棋社训练状况和生活中的极高待遇，令我甚是羡慕，也曾想象有朝一日来到我心目中的这一围棋殿堂参加训练，长大了我也要进入专业队，对围棋进行专门研究，参加全国比赛，这是我小时候唯一的理想和愿望。多年后，从事专业围棋研究的理想倒是得以实现，但因受文革运动的影响，人生轨迹转变，进入上海市队的愿望落空，进入专业研究的起步点竟是当时我尚感陌生的安徽省队，尽管如此我仍庆幸和感激围棋所带给我的快乐和当时处于逆境中的人生转变，那又是后话了。
当天在棋社我见到了多日未见的李指导，他把我带到了一位政工干部那里，向我讲述了约我此次来的事因，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棋校围棋班能重新恢复训练，令我心里很是失落，但所讲的另一件事却也让我惊喜，原来日本围棋代表团将在数日后到访上海，对上海棋手进行指导对局，上场接受指导的人员安排除了上海市队、青少体校的队员外，还有就是曾经在棋校接受训练的我。那位干部向我告知了比赛的时间和地点，着重关照了外事交往纪律和注意事项,当时的社会环境因受文革大规模运动的影响，处于混乱状态，对外的体育交流几乎绝迹，但中国方面还是如约接待了日本围棋代表团。此次由团长岛村俊宏率领的日本代表团所辖团员中有三名堪称精锐的青少年棋手，他们是19岁的加藤正夫四段、18岁的石田芳夫四段和年仅16岁的武宫正树二段，他们均出自日本围棋豪门木谷道场，是当年几乎能同吴清源大师齐名的木谷实九段的亲授弟子。当时他们的段位虽不高，但围棋功力甚是了得, 被日本棋界称为新锐三羽鸟,意即出色的后起之秀。据此数年后他们均在日本各大棋战中获得冠军头衔。
日本围棋代表团在中国的日程安排与以往分别在各地比赛不同，此次六场正式比赛均安排在北京，由于时局处于动荡时期，中国棋手人心浮动，状态极差，因此成绩很不理想，成绩仅为9胜3和24负，又回落至历史低点，这其中的原因，文革运动发起后国家围棋队也几乎停止训练，棋手们已几个月未下紧棋，技艺荒疏，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更何况数月不练，比赛时未进入状态也在情理之中。
18、 受五子我居然战胜了宫本义久八段
在北京比赛时上海棋社派出了我小哥等几名市队队员同赴北京，一是观摩比赛，二是北京赛事结束后陪同日本代表团回上海参加活动。日本棋手到上海时已是十一月下旬，上海方面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工作，活动场所也非往年惯用的体育俱乐部，而是安排在锦江饭店，锦江饭店居上海六大涉外酒店之首，是外国政要访沪时的首选下榻地，此处环境优雅，戒备森严。一个小小的中日之间的围棋交往活动，竟然破天荒地安排在如此高级的场所，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可见组织者的用心良苦。
比赛当天我早早地赶到锦江饭店与上海棋社的人员汇合，在他们的带领下进入设在十一层的比赛大厅。当时的上海高层建筑并不多，更无如此高层的民居，乍一进入高楼，作为小孩的我很是稀奇，很想到处转转看看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对我来说是如此庄严的活动，心里多少会有点紧张，再想到在棋社时干部关照的注意事项，我很快地遏制住好奇的欲望，安分地坐在一边，静候比赛开始。
我接受指导的日本棋手是宫本义久八段，他是日本著名棋手宫本直毅九段的胞弟，在日本棋界属中坚棋士。与我同场接受宫本八段指导的另一名棋手是上海市队的吕国梁，吕是受二子，我当年棋力尚低，是受五子，初次面对面接触日本棋手，难免紧张，并未充分发挥出我应有的能力。可能宫本八段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对吕国梁的那盘棋上，对我的这盘棋显然比较放松，最终我竟然以一子的优势小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那盘棋结束以后，其他比赛尚在进行之中。日本年轻棋手对上海队的棋手，棋份均为授先。我小哥对的是加藤正夫四段，一度形势还不错，攻击姿态生动，终因经验不足，失误屡屡而败北。
在赛场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棋手的茶几上同中国棋手一样，均放有一本当时风靡全国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中文版的语录是270页，而日文版的语录，显得特别厚，目测比中文版的加倍厚，我想总有五百多页吧。石田芳夫显然对此书甚有兴趣，一直把此书端在手里，趁对手思考时，不时翻看几页。想必毛的战略指导思想，对他日后成为一名披荆斩棘的大棋士，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吧。石田在赛场的这一举止，多年后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因为围棋这一纽带，使我小小年纪就得以参加了一次国际交往，接受了一次大场面的洗礼，多年后，虽然也参加过多次与日韩棋手间的比赛和活动，甚至世界比赛，但48年前在上海的这场活动始终是我忘不掉的、印象深刻的一段记忆。
19、 从1966年暑假小学毕业后，文革运动逐渐步入高潮，社会上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十月份,我所在的棋校也已解散。同棋校所有的同学，均失去联系，我所追求的围棋之路，不得已而中止，使我幼小的心灵时有失落之感，不知何时，我所喜爱的围棋训练才能回到我正常的生活之中。
运动初期，上海市队虽已停止了市队训练。但我小哥他们这些市队队员，仍吃住在上海棋社，享受着运动员待遇，工作性质却变成了搞文化大革命。当时社会上老百姓的生活最低标准是人均每月12元，而运动员的伙食费标准按国家规定每月45元，那是因为运动员训练、比赛要消耗常人难以想象的体力。高标准的伙食营养，能使运动员的体力及时得到补充。而现在运动员们仍享受着高待遇，干的却是所有人都在搞的令人不知所云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现象在全国体育界持续了将近四年，全国各类项目的专业运动员总计有数万名，在这几年间仍消耗着国家大量的资金，但训练失去保障，因此运动成绩不进反退，使那一代的运动员包括围棋运动员宝贵的黄金年龄段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扼杀了一大批运动员的体育才能。
在那无所事事内心空虚的时期，我最期盼着周末我小哥从棋社回家，他会帮我借来棋社从日本订购的围棋杂志，有日本棋院出版的《棋道》、《围綦》和日本关西棋院出版的《围棋新潮》等，这些杂志专业内容相当丰富，包涵有日本当时各项比赛最新动态和大量的名手对局棋谱，以及部分手筋、死活等题目，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学习、解读，我还很喜欢棋道杂志每月附送的一本小册子，或是《名局细解》或是《次的一手》。《名局细解》是将日本高段棋手在重要比赛中的对局拆细成几十谱，每谱讲解几手棋，不用在棋盘上打谱也能看的很清楚。《次的一手》则是每页一题猜下一手的题目，下一页则是答案和分析，一本小册子就涵盖了几十道题，因为是袖珍版的小书，我总是喜欢装在随身的口袋里，无论在何地随时都可取来翻看几页。这样虽然失去了在棋校学习训练的环境，但通过另一学习方式倒也不至于使自己的棋艺过于荒疏，甚至于多少还能在棋艺上有持续缓慢的长进。
20、学工期间的李师傅让我重拾围棋
1967年10月，终于等来了中学的入学通知书，由于施行就近入学，弄堂里的小伙伴们均被分配在距家步行十几分钟的长青中学。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大家结伴同行、打打闹闹，倒也煞是热闹，那个年代老师们也自身难保，不太敢管学生，因此学生上学的自由度甚至大于当代的大学生。上不上课全听凭于学生自己的自觉性，因此，在中学的两年多时间里，课堂上能学到的知识少之又少。好在我从小对文学作品很感兴趣，记得从小学四年级起就阅读了当时很受追捧的多部长篇小说。文革开始很多书籍都被列为禁书，一旦谁受到冲击、抄家，那家里的此类书籍必将都被付之一炬。我父亲在运动初期就受到其所在的单位中百一店造反派冲击，被抄过一次家。所以，父亲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家里已相对安全，因此，我父亲的一些朋友为避免家里的书籍遭此厄运，将家里珍藏的书存放到我家。闲来无事的我倒也获得更多阅读机会，存放在我家的书刊包罗万象。通过大量阅读，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知识，弥补了那个时代课堂学习上的空洞不足。
那个时候中学生活期间，学校普遍有两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学工、学农。每年有一次下农村，一次去工矿，时间分别为半个月左右，学农我从未去过，学工我倒是挺感兴趣。印象深刻的是1968年的夏天，那次学工安排在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那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港区，在黄埔江边横跨五个街区，可以同时停泊十来艘万吨级的货轮。停泊于上港五区作业的货轮以外轮居多，属于涉外工作单位，管理极为严格，纪律非常严明。在上港五区学工期间，我随一个作业班参加劳动，带我的师傅姓李，说是师傅其实也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工，人极为友善，总是笑眯眯的，我们相处得很好，在食堂吃饭时他总是多买一个菜，要我跟他一起吃。在劳动上也对我倍加关照，我对他一直怀有一份感激之情。因为这个李师傅，竟使我与几乎中断两年之久的围棋又重续旧缘。
21、通过李师傅向我介绍第一位棋手后，又陆续结识了多位棋友。其中交往最多的是家住杨浦区的王永源，他比我大四岁，我与他似乎天生有缘，相处的就像兄弟一样，经常在一起走动，后期超越了一般的棋友关系，我爸爸妈妈也非常喜欢他。此人性情耿直，待人极为热情，为人处事中常常透露出一种江湖义气。与我 不同的是，他结交的不仅仅是围棋圈中人，朋友圈涉及三教九流。我常上他家去下棋，自然也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王永源天性聪颖，凭借自学围棋，当年的棋力几乎和我不相上下。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常听他说起与一些厂矿乒乓球队进行比赛，几年后到安徽农村插队期间，还代表所在的宿县地区参加过省级乒乓球比赛。他的另一强项是桥牌，他家里经常聚集一群人，不是下棋就是打桥牌。桥友中有两位当年在杨浦区鼎鼎大名的人物，名叫志良、苗根他俩个子都不高，但霸气十足，在当年社会环境中的青年帮派中享有极高威望。一些小混混在外面惹事后，听说志良、苗根要出面均都闻风散胆。当地的帮派之间若出现纠纷只要请他俩出面，大抵都能将事态摆平。我经常去永源家，与志良、苗根自然也相处的很熟。他们也当我如兄弟看待，跟我讲，在外面遇到不平事就让他们出面解决。一次在家我帮小外甥切甘蔗，不小心将两个手指切破了，刀口很深，去医院做了包扎。几天后去永源家玩，这两位仁兄看到我裹着纱布的手指，认定我是受到别人的伤害，一定要我说出伤害者的住址，扬言要去扫平人家，使我哭笑不得，我一本正经问他们，是不是一定要这么解决，他们的回答，用当代的流行语来讲就是“必须的”。待我说出事实真相，大家都轻松的哈哈一笑。事后我也暗自庆幸，在那血气方刚的年龄段，又是及不正常的拳头见真理的年代，如果确因我受到伤害而引发严重事态，甚至酿成大祸，岂不令人愧疚终身。
1969年文革运动虽然仍在持续发展，但大部分群众的参与热情却逐渐减退，由此，引发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新名词“逍遥派”。人们在学习工作之余即无所事事，业余生活极度匮乏，围棋在民间悄然兴起，学会围棋、爱下围棋的人逐渐增多。“伟大”的文革运动在扼制围棋发展的同时竟然反其道而促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围棋人口的第一次增长。这也是令因反陈毅同志而殃及围棋的当时在中央执掌大权的张春桥之流所始料不及的吧。
22、回顾在当时几乎无棋可下的年代，能结识一位棋友，意味着又有棋可下了，当然很开心。李师傅向我介绍的同学名叫徐永年，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在甘肃工作，由于甘肃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的家境又很不错，当时以长病假的名义滞留上海，所以有的是时间，我们相识后经常在一起下棋，尽管他的棋力远不及我，从一开始分先对弈，直至后来固定在我让他三子，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下棋过程中的乐趣是永恒不变的。
徐永年还向我介绍了他的棋友倪致祥，这是一位很有天分的棋手，未经过任何围棋训练班，完全自学成才，对弈时落子飞快，棋感极好，手筋颇多，擅长中盘作战。而我从小在训练班学棋，可称科班出生，行棋循规蹈矩，基本功尚可，但中盘力量较弱，所以很不适应倪的乱战棋风，由于棋风相克的关系，我与他对弈总是胜少负多，是我青少年时期在上海下棋时少数的苦手之一。倪后来到安徽涡阳县插队，我们还在1974年的安徽省比赛和省队集训中一起相处过，可惜在后来的省比赛中，不知何故他再未出现。不然，凭他的棋才，在围棋上能多加坚持的话必定是一位围棋高手。
常去王永源家下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肥皂厂工作的小万，他年龄比王永源还大好几岁，迷恋围棋程度几可称棋痴。当时他正在恋爱中，当年的恋爱形式及其单调，无非是翻来复去看几部当局允许放的革命题材的电影外，就是无目标的在马路上逛来逛去。有一回，小万陪恋人逛马路正巧走到他一位棋友楼下，他就让恋人在原地等他一会儿，独自上了楼。正巧朋友在与人下棋，立即被吸引住，不一会儿也神游局中，全然忘了楼下还有一位正等着他的热恋中的恋人。待棋局终了，才猛然想起此事，急急下楼，哪还有女友的身影。一段姻缘因棋而终结。直至数年后，三十大几才终于在婚姻上修成正果。
小万的棋风极其彪悍，几乎是逢断必断，被棋友称为好斗的公鸡，但其下棋时缺乏应有的冷静和细腻，但凡会几手闪身腾挪功夫来化解他那三板斧即可看到胜利的曙光。因小万棋风所致，同他下棋一般都不会下到官子阶段，不是他中盘将对手杀崩，就是因杀不到棋，目数大差而败北。
在同小万的许多对局中，有一盘棋的片段我记忆特别深刻。如实战图所示：白12行的一种新变化，意在追求高效率。白16本手当在21位长，小万的风格就像一名远古时代的射手，总是把弓拉的很满，发力过强，实战白16拐，充分显露出其好战风格，当时我第一感是黑19位挺头，但被白争到17位立，即容易处理。实战黑17先扳，再19挺头是好次序，至黑31显然是黑满意的结果，过程中白26于29位爬，作一交换要稍好些。实战图的黑角其实是有隐患的，当时因双方水平所限，都以为是打劫杀，实际上白棋有绝妙的杀招。今将此图做为题目供爱好者思考。
23、 中学时代的后半程，不经意间从结交第一位棋友到陆续结识了多位棋友，竟然在文革这样动乱的年代还能下上这么多盘棋，还能继续着我的围棋之路，还能在棋艺上继续有所长进，还能在那样缺乏快乐的社会环境中让我继续享受着下棋的乐趣，实属不易，我很知足。可惜，对我来说如此快乐的时光实在太短了。
转眼到了1970年，面临初中毕业，正是上山下乡的高潮时期，我1966年小学毕业，初中毕业按顺序为69届。自从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后，上海执行得甚为得力，岂止得力，简直可称过分。将当时68、69届毕业生列为“一片红”，即全部下农村，一个不留。若有人企图赖在上海，其家长在单位将承受巨大压力，所在居委会也会天天上门动员，直至你“主动”报名，离开上海。
此等形势下，我自然也不可幸免。1970年4月20日正是我17周岁的生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当今社会仍是备受父母呵护的时候。而我却怀着一颗茫然的心被一列知青专列拉离了我所熟悉的上海，驶向了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江西，而目的地更是我一无所知、令人生畏的农村。从此将不得不面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
24、 我成为了农村劳动力
我所下放的吉水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属于井冈山地区，是革命老区。虽说对农村的艰苦条件心里有一定的认识，及至到了今后我必须在此生活、劳动的乌江公社大巷大队车上生产队后，才发现农村与城市的反差竟然如此超乎我辈之想像。自登上知青专列离开上海，到江西樟树火车站下车，一路上虽感失落，却还不至于如有些同学那样眼泪汪汪。直到被汽车拉至乌江公社，留宿一夜，条件之差，令人难以置信。全然不像学校所宣传的那样，第二天车上生产队派人将我们五个男知青接至所居住的村庄，状况更令人沮丧。当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行李时，五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大男孩再也承受不住心中的悲伤，纷纷大哭，尽情地宣泄着近似绝望的情绪。
我们下放的所在生产队只有十几户人家，二十几个劳动力，却有近三百亩水田，属于典型的田多人少的村庄，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像。也意味着我们落户此处后也将会成为农村劳动力。
吉水县并非完全的山区，属于丘陵地带。我所在的村庄如以现代旅游者的眼光来看那真叫山清水秀，但以当时必须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我来说简直就是穷山恶水。人的心情决定了同样事物的两面性，我如此喜欢围棋，来江西时行李中当然少不了棋具，认为闲暇时自己还可以随时摆弄。岂料在农村情绪始终低落，只打过一次谱，索然无味，显然因心情不佳而进不了状态。此后两年在农村再也没有让棋具在桌上出现过，每天只是从事着简单重复的农田劳作，尤其是大热天的双抢季节，日晒雨淋，更是承受着城里人难以想像的劳作之苦。
一阵子不下棋却棋力看涨
重新接触围棋已是当年冬天回到上海，分散在全国各地下乡插队的棋友也陆续回沪，大家又可欢聚一堂尽情享受对弈的乐趣。由于在农村广阔天地待了大半年，视野开阔了，回到家里觉得日常用具似乎都变得很小，连弄堂都显得很狭窄，经过农村生活锤炼，心胸似乎也磨练的开阔了，体现在对弈中，明显的变化是思路开阔很多。用对弈成绩说明问题，对多位棋手我的优势更突出了。匪夷所思的是一年前对阵我的苦手倪致祥总是胜少负多，这次回沪再战竟然是我胜多负少了，让我喜出望外。此后两年在与上海高手对局中，感觉自己棋艺也在不断长进。不得其解的是在农村并未研究棋艺，难道水平还能提高？多年后思忖当年的状况应该是心胸和思路的开阔，间接的提升了思想境界，再间接的体现到对弈时的水平发挥中。
25、儿时的两位围棋前辈对我影响颇大
插队生涯的年代，每年最期待的是农忙过后能回上海可以同父母兄姐们团聚，又可和棋友们尽情下棋。随着棋友圈滚雪球似的不断扩大，除了原先常去住在杨浦区的王永源家，又结识了虹口区的卜浚明、闸北的金蕴中。
卜浚明是上海标准件六厂的普通工人，性格温和，待人友善。他大我十来岁对我犹如兄弟般关照，陪我到他相识的棋友处下棋，还常请我下馆子吃饭。他曾拜师于中国围棋元老顾水如老先生，因此棋力也已达到相当高度。他对围棋的热爱与众不同的是，更热衷于对围棋的推广普及上，在厂里利用工余时间教会了一批工友，因此在工友间他也结下了很好的人缘。更难能可贵的是1972年间，通过在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当副校长的棋友关系，在学校开设了围棋培训班，义务担当教练，虽无分文报酬，做为一项爱好，他仍尽心尽力、无怨无悔。他培养的这批学生中，有数名进入了上海市队，华伟荣、华学明兄妹后期更是被选送进国家围棋队，这是他一生引以为荣的骄傲，也是对他付出的最佳回报。八十年代他在上海开办了少儿围棋学校，凭借此前积累的教学经验，把学校办得风声水起、甚为成功。进入新世纪后，卜浚明因朋友之邀去了香港发展，开办围棋学校，两年前在南京举办的全国晚报杯赛场上，我再次与他相遇，听其说在香港发展的也很不错。我衷心祝福他事业成功，好人一生平安。
金蕴中是当年小卜介绍我认识的另一位棋手，金家可称为围棋世家，兄妹都会下棋且棋力不俗，家里经常聚集许多围棋爱好者，其中有一位在上海业余棋界颇为知名的早在304棋室就组织各种业余比赛的朱伟，他除了酷爱下棋，另一杰作是制作非常精致的折叠棋盘。在金家朱伟组织了有部分高手参加的业余比赛，我也有幸挤身其中，前两名的奖品就是他制作的由参赛棋手签名的折叠棋盘，我竟然获得其中一次冠军，所获的棋盘奖品一直珍藏至今。
随着棋力的逐渐提高，小哥韩启姚也会带我到他的围棋圈子去学棋、下棋，他的圈子都是上海著名的围棋高手，更让我开拓了视野。常去的有住在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楼上的林勉老师家和复旦大学教授靳文瀚老先生家，他们两家都是上海围棋顶尖高手云集处，陈祖德、吴淞笙回沪探亲时都会去他们府上拜访、下棋。淞笙本身就是林老师夫人的外甥，围棋也是其姨父一手教会的，直至成为大国手。林勉老师当年在围棋月刊做编辑，是做技术文字工作的，不善言谈。记得他对我让两子的一盘指导棋，中盘阶段我吃了他边上一块棋，心中洋洋自得，自以为获取了很大利益。复盘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个地方你吃亏了”，显然他是就大局而言，当时我还不甚明白。若干年后逐步理解了棋理和懂得形势判断才明白这就是低手与高手大局观之间的差距。
26、 正当此文写到我的知青时代，接到湖南方面通知，邀请我参加全国老知青围棋比赛。
原来湖南有一家大企业老总胡子敬是围棋爱好者，本人也是老知青，具有相当的知青情结。多年来已出资上千万资助了相当一批知青困难群体，心里一直想举办一个有老知青参加的围棋比赛，苦于没有合适的载体。今年八月份由聂卫平率队的湖南女子围棋队，在长沙举办主场期间，胡总向聂卫平提起办知青围棋赛的设想，聂卫平站起来一拍桌子激动地说：“好创意，我也是老知青，一定全力支持，你只要办起来我一定到场祝贺。”
时隔5年，我与聂棋圣沅江重逢
有了老聂的表态，胡总就有了底气。于十月份在长沙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后就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办，向国内20个省、市发出了邀请，接到邀请的省市均积极响应。没有受到邀请的省份，看到消息后也有要求参加的，因此12月10日比赛在湖南沅江正式开幕时，共有23个队69名老知青棋手聚集此处，其中不泛我多年未遇的专业时代的老棋友、老对手。老友重逢，格外亲切，谈笑甚欢。
12月9日，聂卫平也果然率罗冼河、黄奕中两名大国手如约而至。聂卫平因其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的辉煌战绩而被国人称之为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每到一地，众人仰视，颇受欢迎。近两年因身体原因，老聂已有序的减少外出活动，我与他上一次相遇是在无锡，已相隔5年，此次在沅江重逢他仍在瞬间叫出我的名字，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此次相逢令我心底隐隐作痛的是他原先魁梧的体型，而今略显消瘦，面露倦容，遮掩了以往的风采。不变的是他那独特的爽朗笑声，仍颇具感染力。他说术后一年多来的恢复期据医生评价还属理想，身体状况趋向好转。我祝愿老聂彻底康复，重现昔日风采。
当今中国围棋界最具人气的仍属聂卫平，此次现身老知青围棋赛场，每每露面总是赢得一片掌声，知青棋手对曾同为老知青的聂卫平更有一种亲切感，纷纷找其签名、合影，老聂来者不拒，脾气甚好。
开幕式上老聂在讲话中以围棋工作者的身份竭力宣传弈棋的好处。以他惯有的风格，风趣地说：“美国前总统里根，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晚年还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因为不会下围棋”，迎来一片会意的笑声。
9战9捷，我力夺双冠
江苏组成的老知青围棋队，分别为来自南通的陈晓平、南京姚建科和我，在赛地被大家公认为强有力的争冠队伍。个人具有争冠实力的被大家预测的是重庆的邱传德、广东的刘平房、上海的朱泓、江苏的姚建科和我等五六人。而聂卫平在公开场合为我发出豪言壮语“这个比赛，韩启宇想不拿冠军都难”。老聂如此看好我，对我是极大的激励，也极大的鼓舞了我的士气。我不能辜负老聂对我的好评。在三天九轮的密集赛程中我一鼓作气，连下九城，如愿摘下个人桂冠。两名队友姚建科、陈晓平也分别获得个人第四和第八的佳绩。这样江苏队也以较大的优势获取团体冠军。
赛后在接受采访中，我谈了在整个赛间的最大感受：与国内很多大奖赛相比，老知青赛气氛融洽、心情愉快，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往往是一盘局终，对局双方皆哈哈一笑，皆大欢喜。与充满功利的大奖赛相比，老知青们更看重的是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尽享棋趣、不亦乐乎。这次湖南沅江之行，我就与十几位相别二三十年之久的棋友重逢，竟也隐隐的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激动之情。精神上的满足一点不亚于棋赛上的夺冠。
在12日的闭幕式上，比赛创办者胡子敬宣布首届比赛园满结束并郑重承诺：这个老知青赛至少连续举办十届。
我期待着明年这个时候能同众位老友再度重逢，续写友谊篇章。我期待……
27、 上海棋界人士都尊称林勉为老师，1972年冬天我从江西回沪后经常去老师家学棋、下棋，期间结识了日后直至今日仍具有兄弟般情义的魏国瑞，其与我同年，当时在安徽亳县插队。
人的性格决定了棋的风格
魏出身于围棋世家，祖孙三代都善奕棋。1974年春季，小魏与父亲同场竞技于安徽省围棋比赛，一时传为佳话，当然儿子棋艺显然高于其老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不过其祖父的棋艺甚为了得，在民国时期的围棋界已负有盛名。是新中国的围棋老国手之一。本文第五篇中提到的解放初期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时，为使沪上著名老国手更好的发挥潜能，挖掘、发展围棋艺术，培育后辈棋手，指示相关部门按当时制定的政策将这些老棋手调入文史馆。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向陈毅市长汇报有一名棋手年龄56岁，不符合60岁以上进文史馆的条件，陈毅市长哈哈一笑说：“你这个娃儿，脑壳不开窍，将年龄倒过来不就可以了嘛。”使这名国手也顺利调入文史馆。此人正是魏国瑞的祖父魏海鸿先生。
小魏从未参加过围棋训练班，但从小在家受长辈薰陶，也练就一手不俗的棋艺。人说棋如其人、字如其人，说的是性格和棋风、笔体之间存在一定关联。譬如聂卫平，性格豪爽，为人大气，崇尚自由，不拘小节。因此行棋奔放、大气，不受陈规制约。注重大局，擅长弃子，不拘泥局部细微得失。聂的豪放性格决定了其棋风特点。
性格和棋风是可以互补的
小魏性格温文尔雅，遇事善忍耐，不与人相争，标准的谦谦君子作派。行棋也循规蹈矩，不肯越雷池一步。因长期受教于国手祖父的缘故，形成典型的本格派棋风。基本功很扎实，棋形中规中矩，官子收束也很具功力。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围棋全局中最为关键的中盘作战力较弱，与其过于温良恭俭让的性格有关，对局中过于忍耐，必然影响到胜率，也相对制约了棋艺水平发展空间。1975年他也同我一起被吸收进安徽省围棋队参加集训，终因棋风未被教练看中而最终未能进入专业围棋领域，甚为遗憾。
我与小魏在老师家接触几次后均甚感投缘。当时我俩都身处农村插队逆境，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又都喜好围棋，可谓情趣相投，交往自然日益增多。他常邀我去其家吃饭、下棋，其父母也蛮喜欢，嘱我多同其儿下棋，以求共同进步。
我当时棋风是重实地，轻外势，不太懂大局的含义。所以往往前半盘实地领先，后半盘则被对手追得孤棋满盘乱窜，遇到攻击力强劲的对手就会难以应对。而小魏的棋风平和，不善攻击，使我实地策略总能轻易得逞，即使中盘有难局，也常能化险为夷。因此我俩的对局从初期的分先互有胜负至后期因我胜率高而让其一先，多年后只要相逢对局就会形成一个有趣的约定俗成的现象，即小魏会主动执黑棋先行，而我则要求他贴目，这样棋份仍属分先。直至如今，仍然如此。棋盘上的风风雨雨丝毫影响不了多年的感情，彼此间反倒更增添了兄弟般的情义。
28、早在1971年冬回沪期间，小哥带我拜访了一位在我日后人生转折中不经意间竟起到重要作用的贵人靳文瀚先生。常去靳家的友人都尊称靳先生为靳老。靳老文革前即已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是名学术权威，在历史学领域颇有声望。文革初期凡是学术权威必会被冠以反动两字，靳老当然也难以幸免，受过冲击，挨过批斗，甚至因不堪忍受知识分子的节气受辱而轻生，命悬一线，幸喜家中老保姆及时发现，才得以相救。所以靳家老小均将保姆视为恩人，更视作亲人，直至为老保姆养老送终。
靳老家在北京西路和南京西路之间的石门二路凯司令食品公司的楼上，楼房是西式风格的花岗岩高层建筑。靳家住三楼，面积足有一百多平方米，客厅尤为宽敞，每每十来人聚在一起也不觉拥挤。有此绝好的环境，加之靳老也酷爱围棋，喜结交围棋名流，夫人又好客，善解人意，所以每逢周日，靳家客厅自然而然成为当年沪上顶尖的围棋沙龙。
常去靳家下棋的名手有1958年、1960年两次获得全国围棋锦标赛亚军的老国手王幼宸先生，有被上海棋界人士亲切的称作大赵、小赵的名手弟兄，即在新老国手交替年代获得过全国比赛第六名的赵之华指导和此后于1975年在第三届全运会围棋比赛中获得第四名的赵之云指导，还有林勉老师和我的恩师陈华钦指导，已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心脏外科手术一把刀的周东璧等一些高手。此外还有一些与靳老私教密切，棋艺水平也差不多的老友。据说陈祖德、吴淞笙等大国手由京返沪探亲时也会与靳老约定时间去看望靳老，不过那种场合圈子会会划得很小，小哥韩启姚早在1966年就与陈、吴等同为上海队队友参加全国比赛，彼此已很熟络，出席作陪，顺理成章，有一重量级人物也会到场，是老革命姚耐同志，姚的棋艺在中国的老干部中堪称佼佼者，当年在新四军时是陈毅军长的老部下、老棋友，与陈老总感情甚笃。陈老总在文革养病期间，想看棋谱，托付给姚耐，姚耐吩咐韩启姚用原先市队专用的大号记录纸多抄写棋谱。那时的围棋人对陈老总都有着特别的敬重感和感恩心理，因此小哥对此任务也特别重视，我就在家里看到过小哥将棋谱抄得工工整整，将代表白棋手数的数字划上红圈，看上去一清二楚，抄好的棋谱再由姚耐转送给陈老总。姚耐文革前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1965年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团长率陈、吴等出访日本，之间也建立起深厚感情。难得相见，有机会当然也欣然前往……
29、我和靳老的故事
靳老夫妇很喜欢韩启姚，我随小哥对靳老夫人的称呼也称其为伯母。后来小哥去了北京，我单独去其家，听到我的声音，她会从屋内匆匆而出欣喜地嚷着着：“韩启姚回来啦？”及至进到客厅见是我，则会略显失望地解嘲：“怎么两兄弟声音一模一样的，我还以为你哥哥回来了呢。”爱屋及乌，加之当年我的棋力在上海青少年棋手中已露锋芒，颇受靳老赏识，因此父母俩对我也宠爱有加。因此夫妇俩对我也宠爱有加。因我下棋特别认真，又是长身体的年龄，伯母担心我消耗过多，得不到补充，经常留我在其在家用餐，让我增加营养，补充体力，用心之良苦，总是让我深受感动。与此同时靳老还让我多接受去他家下棋的高手指导，以增加棋艺方面的营养。高手们对我的指导棋基本都是让二字，互有胜负，那段时期通过高手指导，我对棋理有了进一步认识，积累了围棋知识。
在靳老家下棋还有过一段有趣往事，那是靳老让老干部姚耐同我下棋。姚是老革命，行政级别为九级，文革前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所以人们都称为姚院长，因是即便国手同他下棋，出于尊重，均不授子，只让一先。我俩第一次对局棋份是按姚的意思授我两子，从我保存的当年棋谱看棋的内容，当时我俩的棋力至少是不想上下，让水平差不多的对手两子，执白的姚院长当然难以施展手段，加之当年的我年少气盛，不谙世事，兴致所至，只管自己下得痛快，也就不顾面对面坐着的是何方神圣了。一般老人，下棋只图一时之快，不计输赢，半天能下上几盘棋，只要过足棋瘾就好，而姚院长之所以能在中国爱下围棋的老干部中达到顶尖水平，就在于他下棋时不但追求胜利，还追求棋局过程，品味棋局内容，落子谨慎，极为认真。我下棋也慢，及至傍晚，尚未终局，但棋势已是白难以为继，老革命说：下不完了，封盘吧，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我很无奈。如是先后两次授两子对局，都是同样结果。第三天对局，姚院长说我进步了，主动提出对我让先。我仍一如既往，穷追猛打，结果仍如同前两局，这样我与他之间留下了三盘没有下完的棋。此后姚院长再未与我下过棋，但对我的棋力予以充分认可，在与靳老议论起我时，认为我也能像韩启姚一样，会成为专业围棋人才。此后不久在我由江西向安徽农村落户过程中，接受地要求有权威人士举荐，在以姚耐名义，有靳老执笔的推荐函中，姚院长欣然签署了他的大名，还真起到了重要作用。
30、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对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有了一定的反思。1972年1月8日，陈毅同志因病去世，因陈毅是受当时已窃取中央核心权力的以江青为首的极左分子打压的老同志，因此原定的追悼会规格较低，规模很小。追悼会当天，毛主席突然起意：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接到报告的周总理，运用其超人的智慧，经一番紧急调度，立马将追悼会提升到符合陈毅同志身份的规格和规模。当时已被下放至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的围棋国手陈祖德、王汝南也在劳动中被中央突然派来的车紧急送往八宝山追悼会现场，以陈毅同志生前友好的名义参加了追悼会，了却了代表围棋人最后送一送陈老总的心愿。追悼会开始前，陈老总的夫人张茜担心主席身体也不好，因伤感会更影响身体，流着泪劝主席回去，毛主席说我要参加陈毅同志悼会。并数次重复着他多年前对陈毅的评价：陈毅是个好同志。此情此景，令在场的周总理也百感交集，稀嘘不已。凭借与毛主席共事数十年的政治经验，周总理敏感的意识到这是主席发出的重要信号：重新启用老干部！在总理的运作下，陆续解放了一批曾被打倒的老干部，安排到各部门担任要职。当时人们的感觉是令人厌恶的文革已接近尾声，确实此后一、二年间，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切工作也逐渐步入正轨。
体育界在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排除了极左派的种种干扰，逐步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训练、比赛。并冲破坚冰，首当其冲的打开与国外体育界交往的国门。中国棋界也暖风频吹，先是爱好围棋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将福建罗建文、广西黄进先、江苏陈锡明三大高手调入河南，重建了遭文革破坏，各地相继解散棋队后的国内第一支专业棋队。接着在中国象棋界具有领头羊地位的上海、广东象棋队相继恢复，并相约互访，进行棋艺交流。这一切都预示中国棋类项目的全面恢复已指日可待。
还在陈毅追悼会结束后，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梦华邀陈祖德、王汝南坐他的座车返城。途中就如何恢复围棋运动与陈、王二位进行商讨。并征询陈祖德意见，全国比赛是否将文革前每两年一次改成每年举办一次？领导的意思显然是一旦恢复就加大力度，尽快把被文革耽搁了五、六年的时间补过来。据陈祖德多年后回忆：梦华主任在车上还提到：赶超日本围棋是陈老总的心愿，这个信念不能丢，中国棋手一定要以实现陈老总的遗愿为目标，籍以告慰陈老总在天之灵。因此要尽快筹建国家围棋集训队。尽快恢复中、日围棋交流。
31、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市体育宫座落在市中心人民广场的西北侧，东至广场检阅台侧，北近南京西路，西至黄陂北路，包括我当年训练所在的上海棋社附属业余围棋学校即304棋室也在其中，这个区域曾是旧上海跑马厅的一部分。建成后的体育宫占地面积很大，配备多种体育项目训练、比赛的场地设施。我就曾在这里观看过乒乓球、篮球、体操、武术等多项表演。这里是上海市民观赏运动员表演、比赛的一处好去所。可惜的是九十年代在人民广场综合改建时体育宫被拆迁到城郊结合的普陀区，而老体育宫的看台位置成了上海大剧院。
体育宫堪称上海棋类人才的摇篮，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少年陈祖德、吴淞笙，象棋界称为司令的胡荣华就是在这里接受前辈棋士的指导而成长的。七十年代中期这里又相继走出了曹大元、钱宇平、杨晖、芮乃伟等后来也成为国手的一群小棋手
体育宫二层弯弯曲曲的通道犹如迷宫，七二年新组建的上海市象棋集训队临时入驻此处一间近百平米的大房间内，集训练、住宿于一处。上海象棋界元老级的棋手何顺安、朱剑秋等此前已陆续退休，重新调回市队的有胡荣华、朱永康，以及文革前已由中国象棋改行国际象棋并获得过全国冠军的徐天利，新增了陈跃智、于红木两位新秀。象棋市队的率先重建，令韩启姚等七名在七0年已被下放到工厂的原围棋市队的队员兴奋不已、充满期待：围棋队恢复训练的日子应该也为期不远了吧。
受围棋复杂多变的诱惑，象棋界很多棋手喜爱下围棋，此后几年的全国棋类比赛期间，经常可以看到象棋名手在赛余以下围棋调节心情的场面。曾看到四十年代就誉满天下的象棋泰斗杨官璘被围棋国手黄良玉让九子，一盘接一盘，乐此不疲，时已五十多岁的老杨偶而下出一步得意之着时，也会乐得跟孩子似得，开心得不亦乐乎，陶醉的神态，让旁观者也忍俊不禁。上海的胡荣华、朱永康是象棋界的围棋高手，象棋恢复训练后，我常去体育宫与他们下围棋。朱永康同我当年水平差不多，我胜率稍高，而胡荣华虽未受过围棋系统训练，仅凭受同在上海棋社的围棋队的训练薰陶，竟也几乎达到专业水准。七0、七一年间由王幼宸、赵之华、林勉、韩启姚、谢裕国等新老专业棋手自发组织的几次内部比赛，胡荣华也参与其中，成绩总能保持中游，其实力可见一斑。胡荣华对围棋热情极高，我每去他们处，他总是主动招呼我与他下棋，一次我去时他已准备午睡，看到我进门，他一轱辘从床上起来，高兴的叫着：“来、来、来，阿拉先杀一盘”。我当年的棋力是被其让两子，从保存的棋谱记录看，我胜少负多。首次由小哥带去同其下棋时，就说过胡荣华棋风极喜实地，与他对局，要占地在先。但尽管我有先行两子之利，往往仍争不过他，真所谓棋高一着，缚手缚脚。而且他下围棋几乎不假思索，落子飞快，一名从事象棋专业的顶级高手，围棋水平也如此高超，让我佩服不已，当年的我，因能同名扬天下的胡荣华下上棋而倍感荣耀，胡荣华也因曾让过两年后成为专业围棋手的我两子而很是自豪。传闻文革前在象棋界已几无对手的胡荣华欲转行围棋，因其为象棋的一面旗帜而未获上海市体委批准。不然，围棋界包括陈祖德都认为凭胡荣华的棋才，如改行围棋，至少也能挤身中国一流棋手之列。
32、1973年，中国围棋的春天终于提前来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国家体委于72年12月发出恢复围棋运动的文件，决定重建国家围棋队。元月份，国家围棋集训队重新建立。文革初国家队解散时，按照周总理围棋要保留种子的指示，上海的陈祖德、吴淞笙、曹志林、华以刚，丘鑫，安徽的王汝南和四川的黄德勋七人留在了北京，安排在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工作。接到国家体委建队文件，此七名国手率先奉调归队，并很快确定了由三十六名棋手组成的国家队名单，由职能部门迅速向各有关省市体委发出调令，选调另外29名棋手于元月初进京参加集训。原上海队的韩启姚、谢裕国、杨以伦三人也有幸奉调进入国家队。想必同所有入选国家队的棋手一样心情，他们也很是兴奋，被迫离开棋坛已多年，如今终于又能从事自己所追求、所喜爱的事业了，怎不令人欣喜？忽然间，前程繁花似锦，前途充满光明。
对于围棋的复苏，我亦充满期待，此时身份尚是知青的我，此前最大的愿望是能从山村调入工厂，管它是县办厂还是社办厂，只要能离开农村就好。而今随着围棋项目恢复的势头，我的愿望突然间有了极大的飞跃：我也要争取进专业队。如果说童年时代的我学会围棋后只是觉得挺好玩而仅仅将此作为兴趣爱好的游戏，那么现在的我对围棋已有新的认识和追求：让围棋改变我的人生！
当年春节前后，上海举办了上海市围棋、国际象棋邀请赛，户籍不在上海的我，根本无缘参赛，很是羡慕那些能够参赛的人，甚至有些妒嫉了。论棋力，当年的我如能参加比赛，足以获得一个好名次。而事实是学棋、练棋已近十年，除了在1966年以中、日围棋友谊赛的名义与日本棋手下过一盘非正式比赛的指导棋外，还未参加过一次正规比赛，实属悲哀。我真心渴望参加比赛！
上苍对执着追求的人还是有所眷顾的，从我1974年有资格参加上第一次比赛起始，直至今年，四十余年间，参加了从地方到国家级乃至洲际、世界级的大大小小比赛不下于两百次、近两千盘的对局。十倍、数十倍的补偿了学棋十年间未能参加比赛的缺憾。
这年上海市的比赛，因户籍原因而无资格参加比赛的我，由已回上海棋坛的胡荣华、陈跃智竭力举荐，担任围棋比赛裁判长的丘百瑞指导破例邀户籍不在上海的我担任裁判。虽无缘参赛，但能堂而皇之的出入封闭式的赛场，观看棋局，我亦很知足了，毕竟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参与了的赛事。
赛场设在体育宫一楼大厅，很宽敞，数十人同场竟技也毫不显挤。参赛者白天需在各单位上班，所以赛事安排在晚上，每次一轮。由于是因文革运动而中断近七年之久才恢复的第一次市比赛，大家都极为看重，互相一比高低，神游在各自的棋局里，沉浸于比赛的氛围中。经历漫长的赛程，原上海队的吕国樑以绝对领先的技艺制服各路英雄，摘得桂冠，属意料之中。当时棋力稍逊于我的棋友陆勇和获第二名，当年与我同在304棋校训练的小同学王群因年少技高，获得第四名的好名次，此次比赛成绩亦为其日后进入上海市围棋队作了良好铺垫，再以后凭其天赋与勤奋，在国家队也效力多年。
这次比赛期间，一个巧合，让我有机会从几乎处于围棋空白的江西省调往历来与围棋有深厚渊源的安徽省。因篇幅关系，详情下文再述。
33、 我有位表姐与丈夫同在安徽枞阳县工作，每年春节回浙江老家探亲，在上海中转时都会在我家小住几天。这年春节后夫妇俩由浙返皖，路过上海，仍住我家。恰逢我在上海市比赛中做裁判，每当比赛结束，回到家里总要晚上10点过后，隆冬的夜晚，马路上行人稀少，格外寂静，大部分人家都早早熄灯入睡。每当独自走到已离家不远的中虹桥面，十年前在此不慎掉入水中险些丧命的场景即会浮现脑海，阴影笼罩心头，恐惧感促使我加快脚步，匆匆而过，犹恐再遭不测。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缺乏娱乐活动的年代，这个点回家确实是太晚了。
连续数日的晚归，触动了尚住我家的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表姐夫的神经，担忧他的内弟会否误入不正之道？唯恐我沦落为人所不齿的街头小混混。后来在我去枞阳他家忆及此事时，我还开心的跟他讲：正因你的职业敏感，成全了我的围棋梦。原来就我的晚归，表姐夫向我父亲表示了他的担忧，及至得知是因我喜欢围棋，担任比赛裁判的缘故，他才释然。父亲也与他谈及我今后出路问题，论棋艺似有能力走围棋之路，可是下放农村所在的江西是围棋空白省份，围棋之路看来是走不通的，如能将户口转到安徽，以后可有机会参加安徽省比赛，则还有希望，表姐夫当即表示，如果想转入安徽农村插队，可待他回枞阳后一试。由此于当年2月份开始拉开了为我调动的序幕，在当年这也可算一项艰难的工程了。
表姐夫姓孙[以下简称s]，在枞阳县城的城关派出所工作，与县机关工作人员都很熟悉。s向县体委的陈主任介绍了我的情况，将我吹嘘了一番，陈很感兴趣，很快就此事向上级单位安庆地区体委汇报，由于安徽省政府已确定1974年举办省第三届运动会，各地、市都有争奖牌、争排名的欲望，地区体委觉得假如调来的是能获名次的运动员倒也白捡个便宜，因此希望陈办好此事。事实上我也够争气，在第二年的省运会比赛中，一不小心竟然获得冠军，很为s，陈主任等争了一把脸。地区体委也因用现代词汇而言，所谓引进人才而受到安庆地区行政公署分管体育的副专员盖来山同志的大力赞赏。盖后来平调到省体委任副主任遇到我，还提及此事，赞扬地区体委很有眼光，办了件实事。
（第一部分连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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