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大胆提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应“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提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反对“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唐甄认为：“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三者各异，不可相通，合之者诬，校是非者愚”。儒学与诸子学、释道地位相等，各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功能。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一见解非常具有批判性。《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等著作，则直接援引原始儒家经典，或者根据自己对原始儒家经典的诠释，来审视理学弊端，驳斥理学观点。明末清初对理学的批判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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