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水支
[原创]末座少年——李世民的家族背景和少年时代详析(9)
大业,是隋炀皇帝的年号,所以任何事业都要以“大手笔”出手,
就是杨广表叔最鲜明的特色。
这也许并不是杨广的错。
从杨广的个性来说,他内向压抑过度,一旦失去老爹那个盖子以
后反弹扩张了些,但是,紧紧在他身后不停为杨隋的崩溃提供加速度
的各种因素中,他的个性仍旧没有占据太大的比例。从文帝时代开始
囤积的国库财物,也许才是“大手笔”的鞭策者。
巨大的财富本身,就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一笔巨大的财富就那么囤积着悬置在那里,即不进入消费领域也
不进入再生产流程,本身就会象一把高悬的利剑一样,时时威胁着拥
有它的人们。因为你不把它们用出去,这些收集上来的财物就完全浪
费了,消费和再生产的环节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整个经济会出现大面
积断档不接,经济的链条被破坏,经济的规模开始萎缩。如果一直持
续下来,下场自然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崩溃到无可救药,从头再来。
文帝杨坚以一种守财奴式的热诚开创了尽量为国库收集物资的传
统,杨广除了比他父亲多三分文艺色彩以外,在囤积的这个方面上,
始终未能脱去那一点点“土财主”的气质。他在父亲的基础上继续囤
积着,为此而修建出一个又一个闻名当代后世的大仓库。所以在炀帝
的时代,财物的囤积应该已经超过了一个临界点,不得不用的临界点。
杨广“超越”父亲的一点,恰恰正是他开始“大手大脚”的“乱花钱”。
可是攒钱难,其实花钱更难。
花钱容易吗?如果是一个个人,手握一笔巨额财富,你认为他可
以随便怎么花都花得又妥贴又稳当吗?多少用来投资,多少用来储蓄,
多少用来改善物质生活,多少用来改善精神生活,如何在投资和消费
中不浪费,如何保证自己和家人真的从中得到幸福和快乐,如何防止
被骗被盗被抢……容易吗?还是不容易呢?
所以花钱也是需要才能的,花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财富越
多,责任越大。
就杨广来说,他的个性问题还在其次,关键的仍然是视野的狭窄、
才能的不足和经验的缺乏。
对于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杨广并无清醒的认识,否则他不应该在父
亲后面接着继续增加囤积的规模。
杨广上马的种种巨大工程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当
他每每以上百万人的劳动力在一个极其广阔的地域开展一项事业的时
候,交通的瓶颈和分配的困难几乎是这个时代难以克服的“距离的障
碍”。账面上看来国家囤积的财物确实足以支撑相应的规模,可是如
何把零散收集上来的物资再零散分化下去,却根本不是账面上那么简
单的问题。
同时当时的物资囤积多以实物形式出现。那么分配囤积物资的难
度更大,因为大规模实物远程运输的成本太高。如果这些财富本来分
散在民间,能够通过货币一类的经济手段来调节,那么才能灵活地进
行重新分配运输等等的工作。然而这本来是一个商品经济落后的时代,
相应的灵巧手段根本没有实施的基础。于是把大量囤积的物资花出去
的过程不仅不是一次财富的合理二次分配,反而成为对民间二次剥削
和压榨。
可以说杨隋把这么多物资囤积起来本身就是一个严重失策,哪怕
杨广的花钱能力更强一些,面对如此巨大的囤积也有他难以逾越的根
本困难。比如杨广修筑大运河的举动,也有改善交通情况润滑再分配
之运输环节的作用,然而依旧为他的时代所限,这样的作为不过是试
图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解决已经发生的严重错误。
所以,也可以说这一切确实是杨广的“错”。尽管他的个性在隋
炀的崩溃因素里没有占据很大的比例,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催化剂,
让其他各种重要的政策时代因素强烈地化合反应起来。
杨广个性内向,不过个人并不认为他在父亲在世时的深自压抑,
是所谓对“欲望”的压抑。什么老爹一死了就要花天酒地、吃喝嫖赌
啥的,对于杨广来说根本就不够档次。他确实有许多奢侈的举动,但
也不过是放到“大建设”的背景里的修造和巡行而以。也许最让人们
津津乐道的是杨广其实好色的黄色段子,可是实际上他做了什么很特
别的事情呢?无论父母活着还是死了,杨广的子女都集中在皇后和少
数几个妃嫔那里,真要论“好色”,李家那老小几只个个都强过杨广
不知道多少倍。其实客观地看,杨广的时代确实大肆征召女子充实后
宫,可想想他急剧扩张的宫殿规模,这一事实反而是一种很中性的事
件。
硬要说“欲望”的放纵也对,如果你把“雄心壮志”也看作一种
大欲望的话。放开怀抱大干一番的光明前景感动了这位帝王自己,一
段时间里应该也感动了他的许多臣子。而当时代的局限和技术的壁障
以更强大的姿态要他重新压抑自己的时候,一个过度内向和曾经压抑
太多的个性表现出没有弹性的缺陷,杨广终于走向了别扭的爆发和畸
形。
在杨广埋头向内的驼背上压下去的第一个担子,是大业七年到八
年首征高句丽的失败,和因此战役爆发的山东、河北叛乱。
叛乱的爆发,其实还在战前。经过整整一年准备,大业八年才得
以出发的隋军规模空前:一百一十八万三千八百人的大军,馈运者倍
之,军队出发就花了四十天,大军绵延至上千里。如此旷古之规模,
所需物资的转运几乎是立刻的就在大业七年引发了接应前线、运输压
力最大的山东河北地区的动荡。
天下“反王”第一人,名号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唱着“无向辽
东浪死歌”,揭开了一场大乱的序幕。未来李世民最大的敌人之一,
漳南窦建德也早早半被迫半自主地开始了他的“盗贼”生涯。说起来
在隋末割据群雄里,窦建德也是领军人物式的老资格之一啊。
这个时候,李世民还不过是一个连初出茅庐都说不上的青涩少年。
如果按现代人的说法,十四、五岁的他刚刚踏进对个人来说麻烦多多
的青春叛逆期。然则古人却没有这样的意识,“十五而志于学”是夫
子的教诲,对于关陇世族这样军事色彩浓厚的豪门子弟而言,十五岁
则似乎正是他们开始到军中历练的年龄。
从北周延续到唐初的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役制度,北周的时候十
八成丁,对兵户子弟尔言,也就是说从十八岁开始服兵役。到了隋代
因统一战争结束,在文帝和炀帝时代分别提高服役下限,设定为二十
二岁成丁。从这一点上来说,十五岁的李世民还该继续优哉游哉地过
舒服日子才是。而按后代一种通常的想象,越是家境好的人家自然手
段越多,想方设法都得拖延子弟服役的年龄。
若是如此,那么关陇集团或许就不成其为关陇集团了。
对这个军事贵族集团来说,军队本是他们的权力根基,让子弟早
早就去军中任职是保障家族兴盛的必要手段。尽管史书没有对李氏家
族子弟加入军队的年龄做明确的说明,但从他们这个家族的历史来看,
只要有机会,颇有十五岁就从军出战的例子,同时保持的最低阵亡年
限是十六岁。
不过这时候尽管杨表叔在做百万大军征高丽的壮举,李家的机会
却似乎不多。李渊正在山西中部的楼烦郡做着他似乎永远做不完的郡
守,尽管这个职位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可望不可即的高位,看来依旧
很不合李渊的心意。把李渊当作一个“无大志的庸才”是错误的,简
单一点说他是个“野心家”其实都没错。诸如“宇文泰和姨夫可以做
到的,为什么我们李家人就做不到”的心思,也有似乎合理的成分。
最初在贺拔岳手下的时候,宇文泰就比不上祖父李虎的地位,杨忠更
是不知道在哪里呢。
窦夫人应该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怂恿她的丈夫保持雄心,或者说,
野心。这和她是周武帝外甥女的身份有关,也和她高傲的性格里绝不
能忍受一个碌碌无为的丈夫的骄傲有关。
早在李渊任岐州刺史[1] 的末期,大约当时文帝已死炀帝方立,
李渊有好几匹非常俊逸的好马,窦氏劝他“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
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就是说炀帝
喜欢好马,你明明知道,这些骏马品质好到可以用来进献皇上,你如
果留在家里不献给皇帝,别人说你什么就麻烦了。怂恿丈夫投皇帝所
好拍马屁避祸求荣,窦夫人的城府心机由此可见一斑。
李渊拒绝了夫人的建议,这时候的他还是很有几分气盛的。为什
么要这样去拍表弟皇上的马屁呢?他或者如此想着,难道我要靠这些
手段来博取更高的权位吗?历来所论,骄傲和任性使气似乎是和李渊
没有太大关系的。不过,看来他也是在屡经世事夹磨以后,才慢慢变
成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谨慎小心的李老爹的吧。
这一次的气盛带给李渊的是一个很苦涩的后果,据说他由此遭到
表弟杨广的斥责。尽管李渊的官职看不出被贬斥的痕迹,也许不让他
再晋升干晾着就是一种惩罚吧?当李渊带着妻子和次子在荥阳、楼烦
两地迁转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否有着一丝挥之不去的苦涩呢?
这样的郁郁不得志之感,未知是否也反映在了李渊的面容上。另
外有一段故事提到,有一次宴会上,因为李渊面上多皱纹,杨广半开
玩笑半认真地嘲讽他为“阿婆”,也就是说他脸上那皱皱的郁闷样子
活象个老太婆。李渊回家以后沮丧之极,窦夫人用了一段很巧妙的话
来安慰丈夫:“阿婆”就是“堂主”啊,我家的封爵是唐国公,那么
“堂主”的谐音是“唐主”,岂非很吉利么?李渊听后大喜,也就释
然了。
在那个年代里,“主”这个名词可不是随便说的,一般来说,只
有帝王才可以被称之为“某主”。
窦夫人的安慰话真是相当露骨,还有听着大喜的李渊——若此故
事为真,他们俩夫妇对大隋的忠诚心真是让人怀疑。窦夫人死在大业
九年,那么上述故事必须发生在这之前,若说大业末年杨隋的统治崩
溃以后李渊心怀异志倒也罢了,但在这个时候……李渊的野心,只怕
比他肯承认的出现得更早。
不过在这时这些想法还是太渺茫了,李渊那满面的皱纹,是否正
是且疑且惧且自叹的岁月蚀刻上的呢?渐渐的,大业初年那个还很有
几分傲气傲骨的李渊大约在慢慢地消失,此时兄弟间最能感受到父亲
变化的应该是十八、九,二十岁左右的长子建成吧,毕竟弟弟们的年
龄还太小了些。
不知道在李世民的记忆中,是否父亲的形象更加简单固定一些,
更加慈和,但未免太过谨慎小心。而另一方面,杨家的黄金年代愈发
象李家的阴影,在叛逆期的李世民心目中,是否对杨隋有着更加强列
直露的不满和反感?
常常会想象,大业八年洛阳那一场“百万大军开拔”的盛大场面,
李世民会不会去赶热闹看稀奇。虽然当时李渊人在楼烦,但当时李世
民也已经十五岁,若有家人随从,到东都洛阳去住一段时间也很正常
吧。李家这样的家族,在国之东都似乎亦当有别馆庄园宅第一类的。
《感旧赋》里李世民自己回忆的少年生涯,正是在洛阳渡过的。
多年以后,已经做了皇帝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巡行,途经显仁宫,
因当地官员进奉的食物有缺失而发了脾气,被魏徵夫子好好教育了一
番——这番教育自不必多说,大家都猜得到是什么样子的——挨了批
的皇帝陛下回头主动补充教育内容,对长孙无忌说道:当年我来洛阳
路经此处,买饭吃租房住,今天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啊。
那么,大业八年的初春,十五岁的李世民是否也“买饭吃租房住”
的这么去到洛阳?
花了整整四十天才开拔完毕的大军,在他眼中不知道是个什么样
子。惊叹?羡慕?目眩神移?整日里都和同伴朋友们谈论感慨不已?
或者在私下里抱着一种这年龄里的少年人所特有的挑剔心理,在那里
左右都要找别人的过失和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一
支空前的百万大军,最后倒真是失败得真难看。
无论有多少兵力,在一个阵地上可以展开的部队始终是有限的,
同时受时代技术条件限制的指挥距离也是有限的。百万大军并不意味
着这一百万人能在一个战场上同时发挥作用,他们必然分布在一个十
分广大的区域内,所以百万隋军绵延千里之广,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情。而以当时的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不可能在千里的这个尺度上进
行快速有效的统一指挥,那么如此巨大规模的军队协同作战,简直就
是一个一场艰巨的任务。所以这成了隋军此次征辽失败的第一个重要
因素。
杨广其实很重视军队的协调作战,当年灭陈之战贺若弼不顾友军
“先期决战”,虽然胜利了也受到他的惩罚,便是从此一角度考虑得。
但过分要求诸军必须在主帅下达命令以后才能行动,本身就可能使军
队动作失之呆板,而在这个百万的规模上也不适当放权,那么战争基
本上已经很难进行下去。杨广严令诸军的任何行动必须先请旨,结果
就是前锋军队屡屡贻误战机,白白错失大量战机不说,等圣旨从上千
几百里外传回来,情况早就变得完全走样了。
失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在于后勤,百万人的后勤和绵延上千里的
转运、分配路线,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后勤系统的混乱。当时为了简
化后勤流程,命令每个士兵带上百日口粮,如此再加上相应的武器铠
甲等等装备,据说一个人需要负担的重量超过三石。就算隋代度量衡
比今天小点儿,也是两、三百斤的物资了。所以士兵们根本不可能携
带得了,尽管也下了严令不准丢弃口粮,但就算未来会被饿死,士兵
们还是想方设法丢掉了大部分口粮以减轻负担的重量。因此最后后勤
的流程根本不可能简化,大量的浪费不说,也几乎很难持久运转。
隋军最后的失败,据说是在渡萨水时被高丽袭击后军。这一次袭
击本身所造成的损失不大,却使得所有军队在那一瞬间全盘崩溃。这
时候真的很难说究竟是谁打败隋军的,高句丽人的偷袭吗?或者根本
就是隋军自己。就象寓言里所说的那样,百万隋军就象是一个泥足的
巨人,只要再给它一点点小小的推力,巨人就被自己的重量给彻底压
垮。
最后,从二月开始进军,到七月彻底失败,在这五个月里,渡过
辽水进入真正的前线的军队依旧只有三十万多一点,剩下的七十多万
人马,甚至没有进入战场。
宏大的事业,宏大的规模,宏大的失败,和最后,宏大的浪费。
去了洛阳看热闹也好,一直待在山西父亲的身边也好,这么“宏
大”的一切,应当都听到了李世民的耳中。长辈们的悄悄议论,同辈
们的嘀咕交流,大概都能让李世民对大军之运作产生树立非常鲜明的
反面教材。他的未来将不会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前车之鉴确实有其
重要性,当然,也需要一颗敏锐的心灵来感知和察觉。
不过,就连杨广自己也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吧?至少在一年以
后的第二次征辽战役里,出现了不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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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书上的记载是“扶风太守”,扶风郡就是岐州,史书记载
中有时会州郡混用,哪怕当时这里还没有改州为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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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10.21.227.*